三十年学术生涯之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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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北大学习、工作已逾三十年，岁月似乎漫长又似乎转瞬之间，其中学术跋涉的甘苦和艰辛唯有自知。

在全球化文化语境中从事高等教学与科研，其多艰难和多歧路，使我深信学术确乎是心性化和坚毅者的事，并与其人文心性价值向度相关。让生命充实而有光辉的学术，需要追求才有可能获得。真正的读书思考和写作是一件相当痛苦的事情，同时也是一件相当兴奋的事。痛苦于思想的超越性和言说的有限性，而兴奋于写下之后的铭刻性和丧我性。经年累月的深夜读与思、思与言，使我领悟到“生有涯而知无涯”的意味，或许，读书使我与历代大哲面对同一精神层面的根本问题，而写作可以使那稍纵即逝的思绪得以留存。

学术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

在漫长的学问之途，我坚持十六字心经：“国学根基、西学方法、当代问题、未来视野”。在我看来，没有这四条法则，学问可能只是知识性的积累，而不会产生思想性的飞跃。正是依据这古、今、中、西的问题意识，使得我在大学时代注重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读，研究生时代则转向现代西学的研习，在北大执教多年后，则转向中西文化研究互动和中国立场的确立，这是一个在转型的“否定之否定”中精神深化和人格修为的过程。

我带领我的研究生们讨论和研究西方现代性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的转型性断裂，我的每本书几乎都是在反复讲授中逐渐定型并完稿出版。1988年完成的《艺术本体论》，整体上研究文艺本体论诸问题；1991年出版的《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全面研究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哲学和文艺美学的前沿问题；而《二十世纪西方哲性诗学》，力求深刻地阐释广义的文化哲学诗学或哲性诗学的问题。其后还出版了《现象学与解释学文论》《后殖民主义与新历史主义文论》，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下）、《后现代主义文化与美学》《20世纪西方文艺理论大系》（九卷本）等，使博士生硕士生们能够在进入前沿学术之初，就具有一种真正的全球意识，并在这一宏观视野中为自己的学术进路寻找突破点。

这些研究表明我的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心性视野的内在调整，也是我对自我思想的清场。我关注当代仅仅是在“问题意识”层面上的，而超越时代和学科领域的制约。不断扬弃旧的知识结构，寻访历史的思想残片并进行自我揪心问题和历史灵魂的对话，是个人学术调整的真实意图之所在。我总不愿服从于现代科层制度将人命定在一个职业框子中，而是想把自己定位为具有较广视野和较高学术品位的思想者或自我学术的追问者。

正是在这种学术理念的介入中，我在北大的三十年可以说是没日没夜地苦读、苦思、苦写，并尽可能地正视自己的弱点、盲点和误区，从而得以真正面对真实的学术和真实的自我。

学者生命之所在：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

学术研究中的“中国问题”和“中国立场”是学者生命之所在。在做西学的十年（1985～1995）我不是全盘西化的拿来主义者；在做“中国镜像”“发现东方”的学术理路中（1995～2004），我的立场也不是民族主义的。

1995年出版《书法艺术美学》和《中国书法文化大观》，强调在东方文化中中国书法最具东方魅力；1995～1999年主编百卷《中国学术思想随笔大系》，努力展现出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家的集体形象；2000年出版《中国镜像》，对当代中国纷纭复杂的文化现象和思想症候做出剖析；2001年出版《后现代殖民主义在中国》，显示出处于剧烈变化的世界大潮中东方学者们与西方对话智慧。此外，2002年出版《全球化与中国》，对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命运和东方大国的思想智慧加以阐释；2003年出版的《发现东方》，则是在博士生研讨班对话基础上对21世纪中国文化复兴进行的新思考，提出了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理论的一系列前沿问题，如传统与现代的“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的真伪问题；新世纪文化价值生态意识与话语转型的背后合法性问题；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播撒中的中国文论处境和中国文化精神自觉的重要性；打破“中体西用”“中体中用”“西体中用”“西体西用”而坚持“中西互体互用”的文化策略；后殖民理论对重释中国的方法论意义和多极时代中国身份的“重新书写”等，都尽可能显示北大的学术高度和中西互动的眼光，使教与学在争辩和对话中得以双向互进。

我感到应该从全球性视角出发，从生命体验和文明变迁的角度追问困扰人类生命心性的共同问题，在人类文化现状和未来发展的坐标轴上反思中国形象和人类文化走向。在“文化输出”中东方学者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视点和学术品格，使得在全球性的学术舞台上不使“东方声音”被淹没。

学问“三统一”：义理、考据、辞章

北大每位深思好辩的学生，都使得教授们入思愈深，困惑愈多。就学问而言，我坚持“义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义理”主要是指哲学入思方面，“辞章”大抵指语言修辞运用方面，“考据”则侧重对考古学最新材料的运用和文献学修养的根基。在研究中我强调文本细读和考据相结合的方式，主张在读东西方大哲思想时，注意考虑每位思想家的思想脉络，考察其怎样进行思想“还原”。在知识考古学的“人文积层”中解决了什么问题？解决到何种程度？有何盲视？怎样评价？如果将人类思想的进展比作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要进一层弄清楚他们属于学术中的哪个环？他们用了怎样的方法去试图打开这个思想链条上的结？我意识到，问题意识对学者而言极为重要，带着问题去发现更大的深层问题，发现问题的集丛和根蔓，而不是被浩如烟海的书本控制了自己的思想和旨趣，也不轻易相信任何所谓问题解决的答案。可以说，思考是生命的磨砺，是在艰难磨砺中找到所向披靡的思想利剑。

大学是新思想的催生所，是自由平等对话的文化平台。在我的教书和写作生涯中，我一次次深切地感到：真正的学术思想产生于艰难而有效的读书和思想催生之中。学术是艰难的。学术不是进身之阶，不是骄人之本，不是霸权话语，学术只能是“天下之公器”。应该说，知识分子在东方文化创造性转型的新世纪，更需精神生态和文化人格的修为。在这个意义上，多年来与北大学生的深度对话，使我感到学术新思想诞生的真正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