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地高考“难解”根在区域利益“难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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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两会”上，“异地高考”再次成为热议的焦点。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直言，异地高考应由国家制订方案，如果想实现真正的“异地高考”，应当从高考招生改革入手。而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教育部作为职能部门，尊重各地制定的实施办法，不会由中央统筹安排。

为切实解决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城市参加升学考试的现实问题，2012年8月底，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四部委文件，要求各地在年底前出台异地高考具体政策。而直到元旦前后，全国25个省市的异地高考方案才在老百姓的翘首期盼中姗姗出台。

各地的“异地高考”政策之所以会挤在元旦前后才相继公布，这至少传达出三条信息：一是各地对这一政策的制订非常谨慎，经过了长期反复的研讨，以确保周密；二是这一政策牵涉的范围很广，对于如何统筹兼顾非常纠结；三是各地可能早就制订好了政策，却都在相互观望等待，潜意识中不希望出台，实在过不了关，才捱到最后一天出来。显然，公众会更相信后两种可能。

追溯“异地高考”政策制定的初衷，迫于舆论压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北京、上海、广州等外来人口特别密集的城市，一直只能接受万千家长打工，而不能接收他们的孩子上学，直到国务院去年发文“限时出台”，才不得不“按时”公布方案。

去年3月4日，教育部副部长杜玉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解决异地高考的问题，“既要解决随迁子女的考试问题，又不能影响北京、上海当地考生的权益”。一语道出了异地高考政策出台难的症结所在。而从今年“北上广”等热点地区艰难出台的《方案》中，人们更能明显地感受到他们对既得利益的不舍。在全国高职院校普遍出现生源危机的当下，这些方案“不谋而合”地抛出职业教育作为“开放区域”，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个“顺水人情”，更是个“挡箭牌”。

对于异地高考，目前有一种比较“主流”而模糊的论调是：“问题比较复杂”，担心放开异地高考之后，“高考移民”会激增，城市人口会“崩溃”，城市资源会吃紧。而从今年“两会”上首次透露的数字看，“今年全国大概解决异地中考高考问题的有3000多人。”相比全国每年近千万的高考总人数来说，这区区3000多人着实难成政策出台的障碍。

由此可以推断，异地高考政策“肠梗阻”“复杂”的根子并不单纯在于“涉及的人多”，也不在于北京、上海比别的地方有更多的优质教育资源，而在于京沪考生长期比其他省市考生拥有更加优越的高考特权，凭着“本地人”的身份，他们能够以相对低得多的分数拿到名牌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所以，现行的按省（市、区）区域分配名额、制定政策的不公平高考招生录取政策，才是催生“高考移民”的首要因素。这个“惯例”一天不改，就一直会有人想钻政策的空子，通过“移民”京沪广，期望凭“异地高考”政策占点“便宜”。因此，“区域利益”不能割舍，“异地高考”政策将永远没有两全之策和根治之举，教育公平也将遥遥无期。

“两会”再次聚焦“异地高考”，但愿能够打到靶心。“异地高考”政策放得再开，如果不同步削减京沪考生的高考招生优待政策，不仅会导致来自外地的“高考移民”越来越多，而且也无法从根本上推进教育公平。

（王寿斌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高教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