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戚继光的“旗鼓乐队”及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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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结合相关史籍，对戚继光的“旗鼓乐队”进行了研究，着重分析了“旗鼓乐队”的构成特点、运作方式、主要作用，希望通过探讨“旗鼓乐队”如何发挥其实用和娱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当代军乐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戚继光；军乐；旗鼓乐队；纪效新书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02-0164-01

军乐，顾名思义，是指军中的音乐。早在战国时代，我国就有了“鼓之则进，金之则止；一吹而行，再吹而聚”的“击鼓鸣金”之说。到明朝时期，著名将领戚继光在他所属部队建立了蔚为壮观的“旗鼓乐队”，标志着军乐开始成为我国古代军队建设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标志着军乐的体系化、系统化、专业化进程进入新的阶段，“旗鼓乐队”也因之成为我国古代军乐发展的重要里程碑。本文试图通过研究“旗鼓乐队”的组建和运行特点，探讨其如何发挥其实用和娱乐，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为当代军乐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一、戚继光“旗鼓乐队”之“旗”――以“五色”为特点的视觉指挥系统

戚继光的“旗鼓乐队”，包括了旗帜、乐器两大组成部分，相应构成了视觉和听觉两大信号系统。在旗帜方面，戚继光指出：“名将所先，旗鼓而已。近见东南人不知兵，旗无法制，率如儿戏，或轻难远视，或重难执驰，方色混杂，不可辨认，而临阵分合，更与旗无干，听兵用手逼唇为哨声，却以族旗为摆队之具，金鼓为饮宴之文。至有大将名宵，而亦乌合纵横，一听兵士纷沓，一队数色，一阵数令，以胜负付之自然，以进退付之无可奈何”。这表明，戚继光非常重视旗鼓，并指出了他之前旌旗信号系统的诸多弊端，例如颜色太杂，不易辨识；旗帜太重，不易在战场掌控；旗、阵脱离，未能充分发挥信号系统作用等。

为此，戚继光重新设计和规范了旗帜，将旗帜色彩限制在五种正色之内，并严格按照五行配位的思想进行分配，所用旗帜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旗色照方向”。具体为每一大营的将官旗帜分为五色。每营将官下各部伍的旗帜又分五色。在将官以旗心定本营方色，方色以旗心的色彩为准，假如旗心是青色，则对应东面；旗心是赤色，则对应南面，以此类推，使军士不致于混淆编队。二是旗边不犯本旗之色。旗心之色称为旗帜的本色；旗边的用色属于辅的，戚继光要求，旗边所用的装饰色与旗心的色彩要形成相生的关系。他指出，“此旗(指五方形旗)四面四方立表，兵之所视，以为坐起进止、左右前后周旋者也。杆高一丈五尺，琪头珠络，旗色照方向，边以生旗之色配之，不可犯本旗之色”。三是“以黄应德”，选择黄色飘带装饰各类旗帜，代表顺天应人的完美道德。戚继光说:“黄旗属土，中营、中军所用。但见黄旗。即知为某中营、中军。此外，他还设计了金鼓旗:“金鼓旗四面，此用以引金鼓，杆高一丈二尺，樱络堆尾珠络，旗素黄色，方七尺，黑布字，大二尺。”

总体看来，戚继光旌旗设计的基本思想是：色彩醒目而不杂乱，旗帜体现隶属关系，通过“五色”与“五行”的结合，“五行”与“方位”对应，使士兵仰望旌旗即知其所属、知其所在、知其所往，有利于实现列阵有方、调度有法、号令有效的军事目标。戚继光的一系列战绩表明，他充分发掘了“五色”的应用潜力，较好实现了预期目标。

二、戚继光“旗鼓乐队”之“鼓”――以“吹打”为特点的听觉信号系统

戚继光在他的部队中普遍建立了“旗鼓乐队”，不仅中军有“中军旗鼓”，甚至步兵、骑兵、车兵也各自设立了“步营旗鼓”、“骑营旗鼓”和“车营旗鼓”。“旗鼓乐队”普遍使用中国民族的吹奏乐器和打击乐器，例如，“中军旗鼓”中采用了鼓、孛罗、金鼓、点子鼓、笛、笙、号头、扁鼓、唢呐等多种乐器，“步营旗鼓”中使用了锣铃、钲、鼓、笛、杖鼓、点子鼓等。这些乐器穿透力强，易于识别，有效保证了军令上传下达、部队协同作战等相关要求的实现。戚继光之后，部分乐器经过长期演变，流传到民间，成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乐器。例如，目前山东蓬莱境内广泛流传的大杆号，又名“喇叭”、“招军”、“先锋”、“号角”，即是当时流传下来的乐器之一，现在蓬莱许多村子仍有大杆号吹奏乐队。

以中军旗鼓为例，阵营如下所示：

除明确规定旗鼓乐队的构成之外，戚继光还对乐器如何吹奏做了详细要求。例如，在击鼓方面，他提出：“试打鼓之势，用以木槌二根，起迟下速，两手高举过额，而著鼓沉重为可”，明确要求击鼓时，两根木槌要慢起快落，鼓槌上举的高度要高过额头，保证击鼓的力道和效果。

三、戚继光“旗鼓乐队”的运作方式

戚继光所著《练兵实纪》中，详细介绍了旗鼓的具体运作方式，通过明旗次、明旗应、明旗色，实现了旗法严明、节节相制，通过明笛号、明喇叭、明、明羯鼓，实现了各有所用，一呼百应，通过加强训练，严格要求，使相关号令得以被军队各个层面的将官和士兵所掌握和熟练应用，确保能够得到贯彻执行。

（一）在旗帜方面，明确规定各类旗帜用法，旗法严明、节节相制

戚继光在所著《练兵实纪》中，提出了“明旗次、明旗应、明旗色”的三明要求。一是通过“明旗次”，实现“节节相制、一呼即应”。明确要求各营“队总”看“旗总”，“旗总”看“百总”，“百总”看“把总”，“把总”看“千总”，“千总”看“哨将”，“哨将”看“主将”。同时明确，“若主将五方旗招，俱起立点，动则五方之营俱照旗而动。如（五方旗）止于一旗立点，则该应之旗俱立点，别旗照常。若主将五方旗招俱偃，则五方之营俱照旗偃止。若只一旗偃，则该应旗俱偃，别旗照常。某旗磨则该应旗俱磨，别旗照常。某旗向某方点指，该应旗俱向某方，各兵随旗而往”，基本实现了协同指挥。二是通过“明旗应”，实现了“次序分明，层层传导”。明确要求，主将旗举时，先由哨将应之，千总不许先应。哨将旗举，先由千总应之，把总不许先应。以此类推，旗总以下，口传身率，不用旗鼓号令。三是通过“明旗色”，实现了“色属清晰，协调指挥”。他明确提出，黄旗为中营中军所用，但见黄旗，即知为某中营、某中军也。如果黄旗在五营，则为五营之中；如果黄旗在一营，则为一营之中；如果在一千，则为一千之中。同时明确，“以大营中军分左右前后，以本身前后左右为向，不再分东西南北，以防止混淆。营垒所在向前者，则用红旗，但见红旗，俱想向前。凡向左者则用蓝旗。但见蓝旗，俱想向左。白旗属右，凡向右者则用白旗。但见白旗，俱想向右。黑旗属后，凡向后者则用黑旗。但见黑旗，俱想转身向后”。

（二）在乐器方面，明确规定各类乐器用途，各有所用、一呼百应

《练兵实纪》在乐器方面，提出了“明笛号、明喇叭、明、明羯鼓”等要求。《练兵实纪》提出，“吹唢呐谓之掌号笛”，用处是聚集各官旗头目，发放军务，必须吹得各将官到齐才能停止。在大小将领门前及教场内行营处，吹喇叭是掌号。第一次是头号，听到后大家要收拾行李，做饭。半个时辰后吹第二次，是吃饭，收拾准备出门，询问扎营地方。吹第三次喇叭，是要起身。喇叭吹长声一声，叫“天鹅声”，是让士兵们一齐呐喊。喇叭吹“摆队伍声”，是让车、步、骑三个兵种，就于脚下挨营摆队伍。如果吹长声喇叭，放铳一个，磨旗，是让队伍转身，士兵要根据旗帜所指，一起向某处转身或转车。如果列队已完成，喇叭稍微停顿，又吹“摆队伍声”，是让车、步、骑三兵一字列开成阵备战。吹，是要求士兵起身。再吹一次，是要求马兵上马，车兵附车，步兵执器械立齐。打锣，是要各马兵下马，车兵下车。再打铜锣，是要士兵都坐地休息，旗帜俱偃卧。点鼓，是行进，点鼓一声，约行二十步。点紧鼓一声，行一步，则是要擂鼓交锋。只要听到擂鼓，就是要要各士兵向前与敌人厮杀。一切鼓乐，如果要停止，必然先鸣金一声。已经要准备吹奏的，如果听到鸣金，即停止吹奏，打金三声，是要退兵。凡此种种，应该说是做出了详细的规定。

（三）在旗鼓实际应用方面，注重旗鼓与战阵的结合，注重实用与娱乐的发挥

第一，在实用性方面，戚继光的旗鼓乐队很好适应了“鸳鸯阵”等相关阵法作战的指挥需要。鸳鸯阵是戚继光独创的一种阵法，以12人为一队，最前一人为队长,负责指挥。接着二人为牌手,一个执长盾牌,负责遮挡倭寇重箭、长枪,另一个一手执轻便的圆形藤牌,一手执短刀,除负责掩护外还可近战。再后二人为狼筅手,手执狼筅，利用狼筅前端的利刃刺杀敌人,以掩护牌手的推进和后面长的进击。再后四人为长,左右各二,分别照应前面的盾牌手和狼筅手,刺杀长枪范围内的敌人。再后二人是使用短刀的短刀手,配合长进击,击杀长未刺中的附近的敌人，最后是挑着炊具的火兵。鸳鸯阵不但长短兵器迭用,充分发挥各种兵器的效能,增强集体攻防的能力,而且阵形变化灵活，根据实战的需要可以把纵队变为横队，变一阵为左右两小阵，或变为左中右三小阵的。而戚继光的旗鼓乐队指挥系统，很好的适应了这种战阵指挥的需要。

第二，在娱乐性方面，旗鼓乐队很好实现了“扬威励士”的功用。戚继光颇有成效地用文艺形式鼓舞军队斗志，成功的创造和总结了文艺与训练。在将旗鼓乐队作为战时的指挥系统的同时，戚继光还充分发挥军乐的激励作用，将军乐广泛用于操典、演兵、战斗等武事活动，出征时用于鼓舞士气，凯旋时用于表彰军士。为了鼓舞将士们的抗倭士气，他曾特地创作了一首题为《凯歌》的军歌，配上军乐，并亲自教授。歌词为“万人一心兮，太山可撼。惟忠与义兮，气冲斗牛。主将亲我兮，胜如父母。干犯军法兮，身不自由。号令明兮，赏罚信。越水火兮，敢迟留！上报天子兮，下救黔首。杀尽倭奴兮，觅个封侯” 。据记载，当时 “一唱三和，声震林木，兴逸起舞，上下同情，抵掌待旦，浩然南征。”另据记载，古蓬莱大杆号军乐曲《戚家将军令》也诞生于这个时期。

（四）旗鼓乐队能够取得效果的原因分析

第一，训练有素，要求严格，是旗鼓乐队取得较好效果的基础。戚继光他强调“兵中号令，不可一字苟且”，认为“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因此，他要求官兵务必要记熟行军、作战、宿营等各种号令，并将士熟记和切实执行各项号令―操令、营令、阵令、禁令等当作重要的训练内容。他说，“器习利而无号令金鼓以一其心，虽有艺与徒手同也”。就是说，士卒如果只有个人的杀敌本领，而无严格统一的纪律，这样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

第二，号令清晰，纪律严明，是旗鼓乐队取得较好效果的必要条件。戚继光高度重视旗鼓的实用性发挥，他指出，“号令、旗鼓皆治军之要”，“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因此，戚继光对士兵接收号令的要求格外严格。他提出，“强军威，必先严军法”，要求“将无还令，将无二令”，“号令要与旗鼓号令同；有差错者，以法军治”。在实际作战中，他要求官兵“耳只听金鼓之声，目只看旗帜之色。如鼓声不绝，便前面是水火也须跳入；如鸣金该止，就前面有财物可取，亦不许动”，并提出“耳听金鼓，目视旌旗，手熟击刺，步闲进止，万人一心，军法有常”。上述措施，保证了号令的贯彻和执行，做到令能行、禁能止，保证了战斗指挥的有效性和可靠性。

总的来说，戚继光的“旗鼓乐队”，集视觉信号系统和听觉信号系统于一体，集号令、礼仪、娱乐于一身，广泛应用于行军、作战、宿营等各个环节，既较好适应了戚继光相关阵法、战法的训练和作战指挥需要，又很好发挥了乐队在激励士气、鼓舞斗志方面的作用，应该说，“旗鼓乐队”很好的实现了实用性和娱乐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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