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妄”的现代戏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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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上，现代戏一路过关斩将，共有24部作品入围，在所有参赛剧目中占到了近三分之一的比例。媒体报导：“现代戏在‘十艺节’实现了大丰收”；另有某省在数部现代戏入选后自称“现代戏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继之，《花儿声声》、《西京故事》、《百姓书记》又纷纷问鼎专业舞台艺术的最高奖项“文华大奖”。一时间，众声喧哗、热闹非凡，频频昭示着创作上向来薄弱的“现代戏”已经走在了“春天里”。

不可否认，自建国以来，在探索、反思中蹒跚而来的现代戏创作，逐渐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不同历史阶段都涌现出一批为民众喜闻乐见、流传广泛的作品。这些作品或描写婚姻、家庭、爱情；或表现社会上的新鲜事、新风貌；或对假、丑、恶现象进行严厉批判。不管情调是诙谐的、质朴的、严肃的，还是清新的、积极的、高昂的，它们都真切地把握了时代的脉搏，传递着与广大民众共通的情感，而这种情感恰恰来自剧作家对现实生活最诚挚的表达。

然而，当我们尽情地为现代戏的成就鼓与呼的时候，一批“伪人物”、“伪情感”、“伪现实”的应景之作依然充斥着舞台，把舞台当“秀场”。在权利意志的“亲切关怀”、各种利益的“循循教导”之下，丧失直面生活、干预生活的勇气。却只会用高超的“化妆术”粉饰创作上的羸弱，用心理上的“盲视”来回避纷繁的现实处境。于是，生搬硬套、逻辑混乱的故事编排，概念化、脸谱化的人物形象，以及游离在社会现实之外的叙事模式屡见不鲜。

我们知道，在现代戏创作中，先进人物的先进事迹是一类相当重要的题材。在我们生活的每个时代、阶段，也不可避免的有这样一些敢于担当、乐于奉献、心怀社会的人物出现，他们注定并且应该成为被书写的对象。问题不在于写什么，而在于怎么写。令人遗憾的是，虽然“高大全”的写法一直为人诟病，可在“规定动作”的框架下，有些创作一开始就摆出一副急功近利的架势，以近似“神话”的编织手法，规避生活的庞杂、人性的幽深。在“英雄模式”的召唤下，无视“人”作为“所有社会角色总和”的现实，以禁欲主义的价值体系，将他们从最本能的欲望与情感中抽离出来。继而，建构一副完美的肉身和一颗无坚不摧的小心脏，以“神性”般的意志力担负起“精神救赎”的重任。当然，剔除“人性”的鄙陋，赋予“神性”的崇高来自历史的惯性，而历史是不断发展的。当一个时代的“狂热”回归“理性”，当生命个体存在的意义被重新诠释，当广大的观众更愿意看一个真实存在的“人”的时候，“英雄”走向寂寞，必然成为宿命的轮回，而现代戏创作又将“命”归何处呢？

在“英雄”的热潮还未消退的时候，作为社会单元存在的个体或群体的日常生活、情感追求、生存状态日渐激发了剧作家的创作灵感。这，或许是现代戏实现自我“突围”的策略之一。可是，当我们一次次面对“心灵鸡汤”式的创作，一些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甚至是“狂欢化”叙事图景的作品时，是否会意识到，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依然难离“神话”的窠臼，只不过以“痛苦、磨难、悲情”为“调味剂”，试图拉近与“现实生活”的距离，却缺乏菩萨般的好心肠，以悲悯的情怀真切叩问普罗大众的命运沧桑。或许，这样的作品可以激发人的情感、鼓舞人的意志；或在“想象共同体”下塑造人的精神世界；或让人在戏剧的规定情境中体味一把拥抱“灿烂明天”的；可是，那来自生命深处最撼动人心的呐喊；来自生活周遭最痛切的叩问；来自灵魂意向中最悲悯的关怀，是否会消解在巨大的“美好”中？如果剧作家们将笔端仅仅驻留在一隅，在被限定的模式下将生活的现场进行简单化的预设，那是否会遮蔽或过滤掉一些有着无限丰富内涵的“有意义的世界”？而那个“世界”应当有着崇高、伟大、风清月朗；还应当有卑微、渺小、夜黑风高。

有人说，剧作家们是“戴着镣铐起舞”。这“镣铐”是投射在心灵上的暗影，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斯利剑”，是前方绝妙诱人的繁华美景。现代戏的创作过程正是一场内心诉求与现实处境之间的巨大博弈。那么，在极具“自娱自乐”精神的“节”、“赛”中，现代戏创作如何走出重重篱，走进真实的生活现场，发出“响鼓”，除了需要高度的创作智慧外，或许，最需要的是一个宽松的创作环境以及健康的创作心态。

（作者单位：武汉市艺术创作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