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湘潭学者张燧东渡日本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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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晚明湘潭学者张燧，曾著有《千百年眼》、《经世挈要》等书，备受学界赞誉。尤其是《千百年眼》一书流传于日本，学界普遍认为是张燧晚年携带此书东渡日本。其实，仅是《千百年眼》传于日本，而张燧本人则未东渡日本。

关键词： 晚明；张燧；东渡；日本

中图分类号： K248.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2）04-0061-05

张燧，字和仲，湖南湘潭人，卒于1640年左右，曾著有《千百年眼》十二卷、《经世挈要》二十二卷、《未见编》、《易筏》等，其著述以观点新颖、考据严谨见长，备受学界称誉①。万历四十二年，《千百年眼》刊刻以后，深受学人关注，由于论点“异端”，清初修四库时，被列为禁毁书刊，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其在国内的流播。晚清时期，从日本刊印的《千百年眼》流入国内，有学者认为此本系根据张燧晚年东渡日本时随身携带的万历本刻印，甚至认为张燧最后卒于日本[1]。那么，《千百年眼》是否曾经传入日本？张燧是否东渡且卒于日本呢？笔者认为通过对此问题的探究，有助于了解《千百年眼》的传播史，更有助于了解这位晚明遗民的生平。

一、张燧《千百年眼》传入日本述论

日本江户时代实行锁国政策，仅限于长崎一口对外通商，许多汉籍便是经过长崎港传入日本[2]，诸如利玛窦《交友论》、陶宗仪《说郛》等在江户初期便已传入日本[3]，至于《千百年眼》何时传入日本，因笔者寡闻，目前还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可以说明此问题，但是可以从一些相关记载中了解到《千百年眼》在日本传播的情况。

林春胜（1618—1680），京都人，名恕，字子和，号鹅峰、樱峰等，系日本著名程朱学者林信胜（1583—1657）之子，其《鹅峰先生林学士文集》卷四十八有《论千百年眼》一文[4]。日本学者新井白石在论日本改元时指出，“此时（林）信笃引用（陆深）《蜀都杂抄》、（陈继儒）《宝颜堂秘笈》、（张燧）《千百年眼》三书，谓年号用正字者不祥，宜早改元，以书面进呈诸老中。诠房询余意见，现今未能采用，然既垂询不便不答，遂以书面陈述。其大要：近世大明人论年号，以为用正字各代有不祥，故临文宜避忌。亦见于信笃所引以外书中，皆非君子之论也。天下治乱与人寿长短，或由天命，或由人事，焉有因年号用字而有祥不祥之理？如魏齐王芳、梁武陵王、金炀王哀帝、元顺帝，皆由其不德也。”[5]按：林信笃（1645—1732），京都人，名憨，字直民，号凤岗，乃日本著名学者林信胜之孙，林春胜之子。林春胜能著文《论千百年眼》评析张燧之论，林信笃能够如此灵活引用张燧之文来论析改元之事，说明其父子对《千百年眼》的内容是比较熟悉。林氏家族在日本可谓学术世家，林春胜、林信笃对《千百年眼》皆有研究，说明它在日本是有一定的影响。另外，根据林春胜《论千百年眼》的落款，可知此文作于1657年，可见《千百年眼》至少在1657年前已传入日本。

陈正宏《域外汉籍及其版本鉴定概说》介绍域外汉籍时，指出《千百年眼》在日本的刊刻情况，其文为：

晚明张燧所编《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论奇书，原本在中国国内已颇稀见，而和刻本中有明和四年（公元1767年，中国清乾隆三十二年）影明万历刻本流入中国，为我们研究晚明文人的史观与史识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史料。[6]

可见在日本有明和四年刻本《千百年眼》传于世。

柳田圣山《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一文中，有如下对话：

或问：今若欲变此风而复古道，为之可奈何？忠曰：儒唯究儒，佛唯究佛，律祇究佛，禅则庶几可纯粹矣。专敦于自宗，有余力则可暨于他家，方可称博通也。张和仲《千百年眼》曰：有专门之书，则有专门之学。有专门之学，则其学必传，其书亦不失（止此）。此语最得要也。[7]

按：无著（1653—1745）所论张和仲之语可见于《千百年眼》卷五“歆、向废图谱之学”条。根据无著的生存年代，可知《千百年眼》至少在1745年以前仍在日本传播。

陈东辉《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指出长泽规矩也（1902-1980）在其编成的《和刻本汉籍随笔集》中收有张燧《千百年眼》一书[8]。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亦指出日本史学界在二战后非常重视对明代史料的整理与研究，1974年刊刻《和刻本汉籍随笔集》20集，其中就包括焦竑《焦氏笔乘》、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张燧《千百年眼》等。[9]

苏渊雷《中日文化交流史迹杂述》中有言：

梁皇侃《论语义疏》、唐张守节《史记正义》、明张燧《千百年眼》以及《宛陵集》、《山谷外集诗注》等人间孤本，均系东赢访书所得，黎莼斋（黎庶昌）、张涉园（张元济）致力尤勤。[10]

另外，日本著名学者内藤湖南（1866-1934）亦参阅过《千百年眼》，在内藤氏《中国史通论》里有征引张燧的内容：

还有人说穆王是杰出的名君，但没有实在的证据，《诗经》等史料中也没有相关的记述。此说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历来认为昭、穆开始周代逐渐走向衰败之说。这种立场，可以见之于明代张燧的《千百年眼》和马骕的《绎史》中。[11]

正如张燧在《千百年眼》中所说，当时的人物大多不是学者出身，而多出自吏胥。根据他的考察，进入汉代以后，成为宰相者，大体无功业显赫者，而功业显著者则多为吏胥出身。例如，赵广汉（河间郡吏）、尹翁归（河东狱吏）、张敞（太守卒吏）、王尊（涿郡书佐）等，多为宣帝时之人……。[12]

张燧的《千百年眼》中指出，清谈始于汉末。[13]

再者，晚清四明商人王惕斋于1888年在东京刊印《千百年眼》，且有驻日公使参赞孙点作《跋》，其文为：

后三百年，四明王子惕斋来游，从侯公家，得初印善本，宝之多年，欲再搜访其一，竟不可得。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因用铜版缩刊二册，将以传播四方，扩人眼界，其意良厚。[14]

又丹波元简《诊病奇侅·孙点叙》中有文：

四明王惕斋商于日本之东都，曩刻《千百年眼》，既属余校订，念其可以医俭腹者之病，厥功匪浅，欣然应之，未一月而竣事，近闻已畅行于中外矣。[15]

由上所述，从林春胜、林信笃、无著道忠、内藤湖南等人的研究及征引中，以及众多日本所刊的汉籍目录书中，可以看出张燧《千百年眼》确实在明末清初已传入日本，且备受日本学界关注，并被研究和大量征引。

二、张燧东渡日本考论

晚明时期，明代学人东渡日本的较多，如朱舜水、陈元赟、戴笠、张非文等，多以传播儒学为主，在日本颇有影响。那么，《千百年眼》在日本流传较广，张燧是否亦为东渡日本的晚明遗民呢？最早认为张燧系明末东渡日本避难之论，可见于驻日公使参赞孙点所作《千百年眼·跋》，其文为：

明张君和仲燧，籍潇湘，读书好古，不求闻达。尝著有《千百年眼》一书，上下五千年，纵横十万里，网罗美备，持论尤极平允。其抒写心得，独具只眼处，足令阅者惊其新颖，得未曾有。然核其事实，按之情理，并无一毫偏倚于其间，洵杰作也。时当明末，天下汹汹，不可以朝夕居，浮海东游，籍以避世。此稿适行箧中。日本为同文国，当时朝政未改，崇尚儒术，列藩建学，优礼名流。胜朝遗民，若朱舜水、陈升庵、戴曼公、张非文等，先后来东，昌明汉学。海滨文物，于焉极盛。酒井藩主与张君善，得读所著，忻然心赏，即付梨枣，以饷同好。未几，复毁于兵火。后三百年，四明王子惕斋来游，从侯公家，得初印善本，宝之多年，欲再搜访其一，竟不可得。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因用铜版缩刊二册，将以传播四方，扩人眼界，其意良厚。刊将成，乞余校正。原本讹谬，亦所不免。偶举所见，略为更易。即竣事，为志其缘起以序之。至其佳处，美不胜收，明眼人自当共赏，不待赘言矣。时圣清光绪十有四年（1888）在戊子六月既望，来安孙点异甫识于日东江户使署。[16]

孙点之《跋》可以提供如下信息：其一，《千百年眼》是一部通论性的杰作，且“网罗美备”，观点新颖，“至其佳处，美不胜收”；其二，张燧是在明末世乱之际流亡日本，且随身携带着《千百年眼》一书；其三，张燧与酒井藩主关系很好，藩主很欣赏《千百年眼》，予以刊刻，但很快“毁于兵火”，即在日本也很难觅得此本；其四，王惕斋好不容易得到其初印本，“欲再搜访其一，竟不可得”，缘于中国没有流播此书，甚者，“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故以“铜版缩刊二册”，借以传播其内容。

随后，亦认为张燧系东渡日本的有如下诸说：

王承平《古今史要·序》：

是书为前明张和仲先生所著，上下数千年，碎玉零金，无美不备，原名《千百年眼》，其命名之意深焉矣。先生生于明末，遁迹扶桑，不求仕进。三百年于兹，是书乃得以由东岛而入中土，然则吉光片羽之幸未泯灭者，彼都人士珍藏之意可见，好古之意以可见矣。[17]

比照而言，王承平此《序》，当是参依孙点《跋》。另，俞樾《古今史要弁言》有文，“原书本名《千百年眼》，久佚无传本，有友人以重价购自东瀛，将付石印，意犹豫，因贻书嘱予审定。”

顾颉刚著、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 第四编“文化篇·《千百年眼》”条有文：

张燧，字和仲，自署其籍贯为潇湘……张氏为明末人，迨明亡入日本，其书传于东土。清末，驻日公使馆职员孙点始得而刊之，乃传于世。[18]

可见顾颉刚亦是依据孙点《跋》之论认为张燧东渡日本。

宋恕《宋恕集》指出日本学者馆森鸿（1863-1942）《亲灯余录》中载有张燧在日本之言行，并称“其所记永明太后、朱舜水、张斐、独立禅师、张燧、汤来贺之言行，尤此土之要故也。”[19]按：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中言他和馆森鸿（字袖海）聊天时，得知《千百年眼》一书观点独特，且其作者是一位流寓日本的名士。经馆森鸿介绍，今关天彭找到王惕斋刊印的《千百年眼》[20]。由此可知，馆森鸿所言张燧流寓日本一事亦是通过孙点《千百年眼·跋》得知。

钱茂伟是根据孙点《千百年眼·跋》认为“明朝末年后张燧避难东渡到了日本”[21]，王子今亦认为此乃新发现，“值得治学术史者重视”[22]。

上述观点，不管是直接或间接都认可孙点的观点，即认为张燧确实在明末东渡日本。

但是，明末清初，在张燧的故乡湘潭，有一个学者郭金台在其所著《石村文集》中，载有《张和仲小传》，其文为：

张燧，字和仲，出潭华族，兄弟皆生贵，好治生产业，而和仲汲汲务友朋书史，言动静治，不尚苟同，自太学还，构香海居，周匝清流古木，中系一舸舟，无浓寒溽暑，晨起手一卷，命童著纸笔自随，有省辄记识之，虽藩涿不释。兴至偕僧具香茗，舟拽荡前湾，浓阴树下，展书凝坐，篆烟茶沸，往往好鸟送音，弄羽其上，亦不知去也。予常至其地，日叹谓太平爱读书，福无如此君者，所著《未见编》、《千百年眼》、《易筏》行世，或曰与其好友夏君宪，讳楷者，同纂。时未乱，以疾卒于家，又考终云。[23]

郭金台，字幼隗，湘潭人，其所著《石村诗文集》载有《张嘉言传》、《张和仲小传》。光绪十四年本《湘潭县志·张嘉言传》附《张燧传》，即是采纳郭金台之说，认为张燧卒于家[24]。郭金台这篇《张和仲小传》是相对较早记载张燧生平的文章，其言张燧“时未乱，以疾卒于家”，“时未乱”至少可以界定到李自成攻陷北京前[25]。另据，《石村文集》中序跋的落款，最早的为崇祯庚辰（1640年）、崇祯壬午（1642年），另外张燧《经世挈要》中其自序的《纪事》，落款为崇祯六年十一月十一日（1633）。依郭金台之言及张燧《经世挈要·纪事》的落款，大致可以推定张燧1633年还健在，因病卒于1640年左右。

另外，日本学者今关天彭所著《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中对张燧及其《千百年眼》介绍较多。②

今关天彭是与馆森鸿交谈的过程中知道有张燧及其《千百年眼》，通过阅读王惕斋刊印之《千百年眼》，对孙点《跋》中所言感到疑惑，于是找到酒井板的《千百年眼》。此书卷头有清田儋叟（1719-1785）、皆川淇园（1734～1807）所作序，卷末系栗元恺的跋文，皆川淇园及栗元恺的序跋介绍了酒井板的刊印过程。大体是皆川淇园听闻《千百年眼》所载内容很好，便在书肆寻觅此书，一直没有找到此书。后来听栗元恺称他的一位爱好古籍的朋友叫田君修有此书，经栗元恺介绍皆川淇园得以拜读《千百年眼》，而田君修亦认为《千百年眼》是本奇书，便请皆川淇园校订，并于明和四年（1767年）刊印。③栗元恺在《《千百年眼序》中称《千百年眼》“纵谈古今，阐扬隐微，引援详确”，落款为明和丙戌（1766年）。陈正宏《域外汉籍及其版本鉴定概说》亦指出“和刻本中有明和四年（公元1767年，中国清乾隆三十二年）影明万历刻本”的《千百年眼》流入中国[26]。由于田君修所刊《千百年眼》的序跋中并无介绍张燧与酒井藩主的关系，今关天彭通过分析认为孙点所言张燧在明末时东来日本完全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之事[27]，张燧与酒井藩主的关系亦是附会[28]，称“中原坊肆及藏书家非特未见，且未之闻”，无非是出于满足读者猎奇的心理，借以提高其卖点[29]。

今关天彭分析孙点《千百年眼·跋》有故弄玄虚、夸张不实之说。确实有一定道理。首先，孙点所作广告性的书跋效果极好，如其所言：“四明王惕斋商于日本之东都，曩刻《千百年眼》，既属余校订，念其可以医俭腹者之病，厥功匪浅，欣然应之，未一月而竣事，近闻已畅行于中外矣。昨又以《诊病奇侅》抄本，乞为删润，受而读之……”[30]。他为王惕斋刊印《千百年眼》作《跋》，效果极佳，甚至“畅行于中外”。因此，一个月后，王惕斋又请他为所新刊的《诊病奇侅》作《叙》，其文为：“王子满腹经纶，苦无用处，乃以善本付之手民，以公诸世，亦救时之良品欤！良医、良相俱征于此，谁谓此中人不具大知识耶！”[31]孙点称王惕斋学问博大，又赞《诊病奇侅》乃“救时之良品”，可见其善为宣传之文。其次，《千百年眼》的刊印者王惕斋应该是一个爱好古籍，善于运作的书商。譬如，光绪十四年，他在日本看到丹波元简的《诊病奇侅》比较实用，便予以刊印，并请留日外交官傅云龙作《叙》，傅云龙称“王君惕斋见日本丹波氏元简所著《诊病奇侅》二卷为医者导诊腹一法……问叙于云龙……惕斋刊之，是以仁术一端欤！”除了傅云龙的《叙》之外，还有廖宗诚《叙》“充此术而善行之，将跻夭扎于仁寿，不谓之非常不可也。惕斋印之，以广其传，其功顾不伟哉！”沈文瑩称《诊病奇侅》之译者松井操为“医学之孙武”。可见，一本书有四篇颇具煽动性的序跋，自然可以提高其卖点。鉴于书跋的广告性效应，今关天彭所言孙点《千百年眼·跋》的不实之词，并不是无中生有，确实有一定道理。再者，据林春胜《论千百年眼》一文，可知他是在一个书肆里买到张燧《千百年眼》，经过数晚的认真阅读，并对《千百年眼》一书进行评点，但始终未提及张燧与酒井藩主（酒井忠胜）的关系。根据林春胜曾与酒井忠胜（1587-1662）有二十余年的交情，倘若张燧与酒井忠胜有较厚的交往，林春胜在文中应该会言及此事。由此亦可说明今关天彭所论颇有道理。

综上而论，张燧《千百年眼》确实于明末清初已传入日本，但张燧应该是因病卒于家的可能性更大。其原因在于：郭金台，系湘潭人，生于1609年，卒于1676年，在张燧1633年刊印《经世挈要》时，郭金台24岁，对于张燧这位湘潭名人，郭金台自然相对比较了解。据《张和仲小传》所言，郭金台还去过张燧的家，甚至他为张嘉言[32]、张和仲作的《传》为《湘潭县志》所采纳。故郭金台所掌握的情况可信度更强些，如果张燧真的避难日本，郭金台也没有必要为其掩饰，言其“时未乱，以疾卒于家”。

注释：

①参见鄢烈山：《张燧的异端说》（《群言》1991年第9期），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王子今：《千百年眼》（《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杨绪敏：《晚明张燧〈经世挈要〉及其经世思想探研》（《史学月刊》2009年第6期）。

②③参见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1928年版，第1-8页。按：《鲁迅日记》1929年6月20日载：“晚内山延饮于陶乐春，同席长谷川本吉、绢笠佐一郎、横山宪三、今关天彭、王植三，共七人。天彭君见赠：《日本流寓之明末名士》一本”（人民文学社1959年版，第648页）。

参考文献：

[1][21] 钱茂伟：《张燧〈千百年眼〉：晚明史学的杰作》，《学术月刊》2001年第5期。

[2]马兴国：《〈世说新语〉在日本》，王勇、陆坚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3]（日）杉本孜著，徐萍飞译：《近代日中语言交流史序论——方以智〈物理小识〉考》注2，王勇、陆坚主编：《中国典籍在日本的流传与影响》，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66页。

[4]（日）松下忠著：《江户时代的诗风诗论：兼论明清三大诗论及其影响》，学苑出版社2008年版，第240页。

[5]（日）新井白石著；周一良译：《折焚柴记》，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142页。

[6][26]陈正宏：《域外汉籍及其版本鉴定概说》，《中国典籍与文化》2005年第1期。

[7]柳田圣山撰，董志翘译：《无著道忠的学术贡献》，董志翘著：《中古文献语言论集》，巴蜀书社2000年版，第408页。

[8]陈东辉：《长泽规矩也在编纂、刊刻汉文丛书方面的贡献》，《史学史研究》2002年第1期。

[9]姜胜利：《战后日本的明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0年第6期。

[10]苏渊雷：《苏渊雷全集·诗词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96页。

[11][12][13]内藤湖南著，夏应元、刘文柱、徐世虹、郑显文、徐建新译：《中国史通论》（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01、196、264页。

[14][16][17]张燧：《重校本千百年眼》，上海史学社1905年版。

[15][30][31]丹波元简：《诊病奇侅》，山西科学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18]顾颉刚著、顾洪编：《顾颉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第422页。

[19]胡珠生编：《宋恕集》，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295页。

[20][27][28][29]（日）今关天彭：《日本流寓之明末诸士》，北京今关研究室1928年版，第1、4、5、7-8页。

[22]王子今：《千百年眼》，《博览群书》2002年第7期。

[23][32]郭金台：《石村文集》，四库禁毁本集部84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72、565页。

[24]《湘潭县志》，光绪十四年本，顾廷龙主编，《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7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643-644页。

[25]吴文治主编：《明诗话全编》（10），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