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型人才观之中日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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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日两国教育深受儒家文化影响，在人才培养目标设计上具有相似性，均是儒家的君子型人才。但由于历史与社会的差异，两国的君子型人才观在功能设计、道德要求、才能设计等方面并不尽相同。

【关键词】中国 日本 儒家文化 君子

【中图分类号】C9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4810（2013）13-0194-02

中日两国文化传统均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同属儒家文化圈，其传统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均以儒家教育为代表，因而其教育传统具有广泛的相似性和可比性，其中一个突出表现是两国教育传统中的人才观。在始于西方坚船利炮冲击的教育现代化之前，两国教育中占统治地位的人才观均直接来源于儒家思想，即君子型人才观。

一 儒家文化传统与君子型人才设计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华民族的理想人格的蓝本便源于儒家的圣人设计。圣人，从功能与素质结构的角度看，是实现天人合一、人我合一、自我合一的人。圣人，作为儒家的理想人格，体现着儒家人道观、人生观、社会观中的价值取向，代表着儒家关于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是实现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的人，是实现了人生来便有的仁之德性的人，是仁道的体现者，即是道德的典范。重教化、以教化为本的儒家坚信教育对人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圣人的人格最终体现在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上，便是培养君子。历代儒家对君子有颇多论述。作为人才的总称，它所代表的便是立志成为圣人的人，即志道与弘道、“内圣而外王”或“修己安人”之人。儒家教育的培养目标，便是要培养这种“君子”型人才。究其深层原因，儒家的理想便是道德社会，要实现道德的社会就必须实行仁政、德政，而仁政、德政的前提是统治阶层是有道德的人，是道德的典范，即必是君子。而要成为有道德的君子，则必经修身、学习之途径。而学道、识道之目的又在于行道、弘道，而行道弘道的途径便是由“立己”而“立人”，去“兼善天下”。通过明德即修己，然后推己及人，便可达仁、义、礼、智、信的“至善”之境地，向大同社会迈进。《大学》中关于“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则是最具体地表达了儒家教育的理想。

对于君子的标准，不仅各代儒家有从各自不同角度的论述，后代研究儒家的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此有众多的概括。在儒家的表述中，君子经常是作为一个美好品格的综合体出现的，他的身上同时具备了多种美德。

第一，君子为劳心者而非劳力者。即作为道德的典范，君子所具备之才能是“心力”，而非“体力”。这正是儒家以德为本、崇德的必然取向。孔子早就说过“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宪问》）。这可谓是儒家尚德轻力的基本命题。

第二，君子具有仁义之德。它集中体现在君子具有敬天知命的世界观，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立己立人、达己达人的爱人态度，自强不息的自我进取精神。

第三，君子具有以“勇”为核心的意志。即志于道、行于道、取于道，以仁道存心，甚至可以杀身成仁。

第四，君子具有文质彬彬的智能特征，表现为好学的态度，以仁义道德为核心的知识结构，以文为核心的文化教养风度，以“不器”为标志的“通才”结构。即君子非艺才之人。

总之，君子可以“修己安人”、“内圣外王”，是一种道德型的通才，是可以“修齐治平”的统治人才。正是这样的人才设计，使以儒家教育为传统教育代表的中日两国，均以君子型人才为教育培养目标。

二 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异同比较

中日两国作为同受儒家文化影响、同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同以儒家教育为传统教育代表与核心的国家，其教育所期望造就的人才均是儒家的圣人、君子型人才。但因历史与社会的差异，君子型人才观在两国的具体体现并不尽相同，中国是体现儒家“学而优则仕”理想的科举人才观，日本则是表现了儒家“仕而优则学”追求的武士型人才观。从人才的功能设计及素质结构要求两方面看，其异同点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1.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相似点

首先，两国教育的最高理想都是“成圣”，都以圣人人格为理想的人的典范及教育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并均以孔子等先圣先师为圣人之代表、人间之偶像。这表明两国均接受了儒家关于人通过教育、通过学可变善、趋善，直至达到完善之境地的观念，即人通过学（修身）至圣的观念。这是一种强调“后天”因素，强调个人努力的“努力型”人才观或学习型人才观，即学习、努力与个人成才有直接的密切关系。因此，两国的教育实质上是道德的教育，培养的人才是道德的或人格的典范，是伦理道德型的通才。

其次，两国教育所期望造就的是统治人才，或者说是官吏型人才。儒家的人才设计遵循了“学而优则仕”的路线，儒家士人把走向仕途作为实现人生最大价值的理想。要通过学而为圣人，其道便是由修身、齐家、治国而平天下，学所达到的层次、水平，与其成才的水平是一致的。如果说修身是全民之本，那么治国的人才便是国家之本。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两国，均是重教化、重人才培养的国家。学校教育均从国家的需要出发，以培养治国的统治人才、官吏为目标，以期实现贤者治国、德治、礼治。中国的科举人才教育如此，日本的武士教育亦如此。这是统治型英才教育。

再次，两国教育所期望培养的人才的知识结构均以儒家经典为核心，其道德价值观念均以儒家伦理道德观为中心，两国的人才均是懂汉语、学习儒家经典之人，即日常生活中遵循儒家三纲五常之伦理道德的人，也是在琴棋书画文学艺术等方面有教养的人。这正是儒家“尚文”、重礼乐之影响的体现。

2.中日君子型人才观的相异点

首先，从人才的功能设计上看，中国试图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才实行“贤者治国”的人才主义制度，在原则上完全以考试来评定一个人的所学程度，体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日本期望造就的人才是维护日本已有的世袭等级制度，使其所具有的品质符合其身份，在原则上以武士道德作为衡量的标准，表达了“仕而优则学”的追求。这是两国社会制度差异的产物。两国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的统一国家，中国是文官制、平民化、更开放的国家；日本则是武人掌权、贵族化、更为封闭的国家。这种社会制度上的差异则又是两国历史发展不同的产物。

其次，对所培养的人才在道德上的要求有异。中国的传统教育强调一切道德以“仁义”为核心，无论是三纲还是五常，皆强调仁、重仁；日本则强调以忠为第一，以忠为人才在道德上的最高标准。这一差异是两国历史与社会存在不同的产物，尤其是体现这一差异的天子思想不同的产物。中国是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皇帝作为天子受命于天，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地位，是上天意志的执行者，臣民必须绝对服从、忠诚。但天是道德、是仁义，只有皇帝不违天命、不违仁义时才代表天命，才神圣不可侵犯，一旦不行仁义，则民可起来之，另立有德者为君。中国历史上的异姓革命均与这样的天子思想有关。这是儒家德政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日本自7世纪以后学习中国文化，建立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其天子思想却与中国有别。天皇以日本神话为背景，被说成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是人格化的。另一方面接受儒家圣王的观念，天皇被认为是有德之人，行仁政的君王。虽然后来天皇制中央集权衰落，建立起武人统治，但天皇一系世袭，皇统神圣不可侵犯，历史上没有发生过类似中国的改朝换代的皇统断绝、异姓取代的异姓革命，武士政权仍在名义上认为是在行使天皇赋予的大将军的权力。因此，忠诚是最重要的美德，臣必须绝对地忠诚。日本学者森岛通夫在谈到中日关于以仁为核心与以忠为第一的差异时说，日本人服从天皇、忠诚天皇是绝对的，是可以违背良心的，绝对服从才是忠诚的臣民；而中国则更强调在仁的前提下，在不违背自己良心的前提下行忠诚。

再次，两国对所期望造就的人才在才能设计上有异。中国崇文抑武，而且这种状况自宋代以来日趋明显；日本则尚武但亦倡文，这种倾向从江户时代以来则日益显著。这既与中日两国历史不同相关，也是儒家思想影响不同之结果。儒家的人才设计本来就是一种尚文的体现，学儒必然重文，但自中唐科举发达以来，此风进一步滋长。到北宋，重文轻武达到极端。“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也与元、清为少数民族统治及统一时间长久有关。为防止汉民族的反抗，元、清两朝的统治者均十分强调文而不是武，并以科举为消除反抗的一个有力武器。日本则在12世纪至16世纪期间处于动荡、战乱、割据状态，武人统治最重的便是武，是军事技术、技能。但江户时代的统一以及为维护这种等级秩序而倡导儒学，则开始倡文，重文武兼备。

总之，中日两国教育传统均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在人才观上同以君子型人才为教育培养目标，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在人才素质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于两国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社会制度、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两国的人才观又存在着诸多的差异。研究分析两者的异同，有利于我们深化对儒家传统文化在两国教育历史发展中的影响和地位的认识，从而为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视角考察教育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教育传统的继承和创新问题，提供丰富的背景资料和广阔的参照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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