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初期女作家的母性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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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初期，初登文坛的女作家，以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女性特征，把母亲书写作为自己的园地，拓宽了女性巨大的写作空间，并一度成为她们在公共生活中的最纯表达、最佳表述和发言权。当现代的国家民族主义要求妇女以国民的身份承担为国家服务的责任和义务，母爱言说成为分享男权意识形态控制下的民族国家话语的权利工具，展现了女性独特的思考和参与民族国家建构的政治理想。

关键词：女性 母爱 公共表达 理想建构

中国的女性文学脱胎于传统的闺房吟诵和社交酬唱，女性之创作始终以男性或男权话语为中心。事实上并不是没有女性的文学传统，并不是没有杰出的女作家和她们的作品，而是由于男性中心的价值观和题材等级观念的存在，导致女性在文学史上的空白。①真正的女性文学始于“五四”，大批女作家登上文坛这块宝地，以卓然独立的姿态占领文坛一隅。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男性启蒙者极力倡导“个人主义”、“婚姻自由”等现念，为建构新型强健的民族国家寻找文化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女性作家并未按照启蒙者的期待和愿望颂唱“自由恋爱”、“个性解放”之歌，在她们的文本中，母亲书写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公共视阈下的母爱言说，使她们开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中心话语或“说话”的权利，成为女性意识萌发的冰山一角，并以另一种姿态承担了现代

民族国家建构的努力和责任。

爱母：想象空间的公共表达

法国当代著名的女性主义者埃莱娜・西苏，颠覆传统阳性写作，倡导“阴性写作”形式，以女性的身体作为写作的源泉和动力，除了女性的生理欲望，西苏还将母女之间的联系作为她们写作的来源，“女儿从未真正远离过母亲……在她的内心总是至少保留了一些母亲的乳汁，她是用白色的墨水写作的”②。这种“乳汁写作”的方式，颠覆了男权意识形态对女性的规范与统治，从而开启了一个崭新的写作领域。对于初登文坛的“五四”女性作家们而言，长期的封建伦理思想与父权制意识形态合谋所施加的道德禁锢，仅凭一股“自由解放”的春风一时之间很难吹开她们紧闭的心怀，由此其私人性的一面被加以遮蔽，而母亲却是共通的，“母亲”在社会表现的过程中一直作为起关键作用的“意象”而存在，她是社会审美的基础。意识形态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促成集体理性的实现，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代性转化，主要特征是世俗化、科学化、平民化。④对母亲的书写以及爱母情怀的抒发在当时的社会更容易找到其合法性存在的基础，有悖于男性启蒙者的设想规划，她们无疑是在男性统治相对薄弱的环节中打开了一条缝隙，在这里，女性开始了她们的公共表达。

在“人的觉醒”、“个性解放”的时代主题下，踏上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大多走出家门，远在异国他乡孤身拓展着人生的天地。现实的遭遇与心灵的孤寂又让她们遥望家中的慈母，表达绵长的爱母情怀，石评梅在《病》中哀叹：“在这悲哀的人生，只有为了母亲而生活。”⑤“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我以我的血和泪，刻骨的疚心，永久的衰慕，写成这本书，纪念我最爱的母亲。”⑥这是苏雪林用血和泪写成的对母亲的真情告白，然而正是这种“母亲的缺席”所导致的距离空间，让她们眼中的“母亲”在想象中加附了太多的象征色彩和理想成分，母亲的缺失象征了新女性在现代社会的艰难处境，“缺失母亲”使“女儿”可以创造自己的故事。但是，“女儿”又不可能真正解放――她们陷在男女两性关系中，痛苦地希望“母亲”救她们，为她们的被社会否定的情感作保证。这种隐讳的公共话语叙述既可以看做是妇女传统的生存方式给文学创作带来的极大影响，同时也显示了知识女性争取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策略选择。

“母亲”在想象中被理想化，并承担太多时代使命，她所生活的传统封建家庭相反地成为梦魇般存在的鬼狱，这种“家与母”的尖锐对立，产生两种相辅相成的效果。一方面，使得这些外出的“女儿”更加怀念梦中的“母亲”，同时在她们爱母的情怀中又多了一份对母亲的同情与理解。例如谢鸣岗七次逃脱父母订下的婚约，对母亲这位封建礼教的牺牲品，依然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冯沅君让她笔下的主人公镌华，这位因母亲阻拦而开辟恋爱婚姻自由血路的勇敢女性，对母亲这一社会角色并未进行颠覆甚至诋毁，反倒在写给士轸的信中流露了两种矛盾的爱。另一方面，这种远距离的观照和审视让她们眼中的“家”，成为封建礼教传统思想的历史载体和兴风作浪的行凶舞台，她们对封建纲常伦理的批判转向对“家”的梦魇般的叙述，这些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的新女性，以其自身的经历和体验控诉封建家庭歧视压迫女性的历史罪恶，特别是在求学道路选择这一问题上。“五四”早期的女作家笔下的新女性，大都经受了一条漫漫求学路。她们冲破来自家庭的重重束缚和压力，艰难地走在求知的路途上。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祖母”这一角色往往被叙述成“家”中悲剧的始作俑者，她掌握着最老套熟练的纲常礼纪，在儿辈孙辈们身上实践她的权威，例如醒秋的祖母看似无所事事，却控制着整个家庭，折磨着儿媳们。从另一个侧面隐晦地传达了对于生活其中的“母亲”的同情和爱恋，对隐忍着过活的伟大母亲的赞颂。对“家”的梦魇化叙述以及“祖母”角色的丑陋化，正是“五四”主流话语的基调，初登文坛的“五四”女作家们找到了她们“说话”的权利和公共表达的空间。

母爱：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

随着近代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产生，出于救亡图存的现实焦虑，国家要求妇女以国民的身份，承担为民族服务的责任和义务。“五四”时期，先进的知识分子拥有对现代民族国家想象的激情，并以现实的努力建构着他们的理想。作为社会中的国民一员，新女性以其自身的性别视角创造和实践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宏伟蓝图。

这种创造的努力首先体现在对各种社会问题独特的把握和审视方面，新文学创作初期所出现的大量问题小说，女作家的创作功不可没，她们几乎都是从“问题小说”的写作开始其文学创作生涯的。在整个“问题小说”的创作中，冰心可以算作是创作这类题材小说中数量最多、为期最长的，足可见她们参与社会意识的强烈。需要指出的是，与男性作家不同，她们更多地关注现实中的女性问题，石评梅更关心“自由恋爱的招牌底下有多少可怜的怨女弃妇践踏着”；凌叔华提出女性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妻子角色的冲突问题；庐隐笔下的女性大多在探索“人生的究竟”；冰心的创作更是包罗万象，女子在家庭中应扮演的角色、社会地位、受教育的权利等。但是，这一系列问题的提出，并不能代表女作家清醒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们只是从现实处境出发，以其独特的个体体验和女性特征对社会现实的一种把握，显示“五四”新女性理解社会方面所达到的深度以及所面临的困惑，同时也凸显了女性的公共参与意识。

如果说问题小说的大量出现是“五四”知识女性积极参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外显性表现，对“母爱”的关注和向往则是她们政治理想的内隐性呈现。母爱是伟大的“自然”的爱，象征着一种和谐的社会关系，与中国传统社会人为的、虚假的人伦关系相比，无疑成为“现代”社会基础的象征。母爱的政治隐喻在其他女作家的文本中也有所展现，在他乡游子的心中，母亲的爱不是一已的，“海枯石烂不卷不转之情，都是由母亲的爱里，发蕾以不于开花”??。母爱被看成是最自然的爱，是未来“自然而正常”的社会的基础，是现代知识分子想象的在理想的社会中新的人与人的关系。与此同时，母亲的形象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就这样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她的爱为创建有“人格”的人和现代社会人的关系奠定了基础，她将正确地抚育未来中华民族的建设者。

可惜的是，这种对现实政治的理想建构被男性评论者简单地评判为“神秘主义”，自反性精神的丧失带来了当下知识分子的由批判型到专家型的角色转变，??在《冰心论》中，茅盾就认为冰心躲到“母亲的怀里”了，并把她的“爱的哲学”归因于家庭优越美满的生活环境。这种解读方式，很显然是站在男性中心立场上，对女性特征和经验的遮蔽，剥夺了女性公共意识表达的话语权利。

母性戏剧化与自我迷失

母性指的是mothering或是motherhood，区别于母亲mother，当今的母性研究成果表明：它是母亲的内在性质，同

时又不仅仅是“天然的”母亲属性，而且包括在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的条件下产生的，不同性质的“社会的”母亲属性，置身社会、文化、历史环境中的父权制，对母性的解释以及对母性的造就，直接影响到母亲的形象以及母亲的价值本位的确定。中国现代文学从晚清至“五四”，断断续续地回荡着母亲的颂歌。从晚清知识界所标榜的“女子者，国民之母也”，到《新青年》杂志对“贤母氏与中国前途之关系”的思考，论说者几乎全是男性，在现实政治危机的刺激下，他们把民族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具有生殖繁衍后代能力的母亲角色上，并有意夸大了女子对于国家命运的操控权，从“三千年来不齿于人类”的社会最底层，一跃而成为掌握国家命脉的“国民之母”，论者无疑站在国家和民族的立场上对中国女性母性的一次登峰造极的重新阐释。男性主流意识形态和感情笼罩在夸张中，母性被戏剧化了。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贤妻良母”一说受到重新审视和批判，人们更多地着眼于女子的人格独立与贤妻良母的关系。但是，走出家庭的中国式“娜拉”依然无法摆脱对母亲的依恋和对母爱的向往。母亲的温柔、和平、照顾、利他、无限的爱等，成为她们作品中言说的主体，甚至成为她们政治理想建构的基础。这种言说在一定程度上恰恰契合了男性对女性角色的定位，成为“贤妻良母主义”的改写版，只不过改写的内容因为女性意识的参与和真挚感情的介入显得更加隐蔽起来。

今天看来，“五四”女作家笔下的母性神话无疑带着几分戏剧化的色彩。张爱玲的言论指涉了女性迎合男性的心态，其实是女性本身的性别困境与自我的迷失，近年国内外对张爱玲的研究就出现多元化的趋势，??尤其注重女性本身的研究。“五四”时期当“人”的觉醒成为时代主潮的时候，新女性所孜孜追求的做“人”的权利，这个“人”是没有性别的，只是一个抽象的人文主义概念。

结语

在传统的父权制社会，女人的称呼约有三种：女子、妇人和夫人，女子是“潜母”的称呼，妇人和夫人是“具母”的称呼。男性对母性的塑造和关怀，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女性的自我意识和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语境中，女性要突破这种局限，大约只能披着母亲的外衣来争取“人”的解放，这既是一种策略的选择，也是时代局限性的体现。但是有了这一突破口，迈着“人”的步伐的女人一步步地走出了自己的天地，直到丁玲笔下的莎菲，觉醒的女人终于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声音。（本文为山东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新世纪中国文论的话语形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J11WD78）

注 释：

①陆兴忍：《日常生活：女性主义批评新话语的产生》，《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

②黄华：《权力，身体与自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0页。

③谢江平：《意识形态与集体理性》，《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

④廖胜利：《当代中国意识形态关键词：合法性、现代性与话语权》，《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⑤石评梅：《弃妇》，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⑥苏雪林：《棘心》，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年版，第1页。

⑦石评梅：《一片红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74页。

⑧何建良、杨向荣：《启蒙视域中知识分子神话解读》，《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2）。

??柳星：《海外张爱玲研究现状述评》，《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5）。

（作者单位：枣庄学院文学院）

编校：董方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