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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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在―个十分偶然的机会，谢希德获悉两个关于父亲谢玉铭的重要信息――几十年前的一项重要研究，以及父亲在台湾逝世，亲情在隔绝了40年以后依然无法连续，这也注定他们父女之间的误会在他们生前是无法冰释的。

1955年和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分别颁发给从事重整化概念实验和理论研究的两组科学家。科学家拉姆和库什在1946年到1947年从事重整化的实验工作，于1955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科学家朝永、施温格和范曼在1947年到1948年从事重整化的理论工作，于1956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其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已经有好几个实验组在研究氢原子光谱，与后来拉姆和库什在1946年、1947年的实验工作属于同―个实验方向，其中一组就是美国加州理工学院的物理学家豪斯顿和谢玉铭。他们两人在当时做了极为准确的实验，于1933年9月写成长篇科学论文投寄《物理评论》，5个月以后刊载在该杂志上。

1986年初，两位研究物理学史的作家克里斯和曼合著的《第二次创生》出版。该书论述了20世纪许多重大的基本物理学发展。全书20章中，有三章专门讨论发现重整化概念的实验和理论经过。书中对豪斯顿和谢玉铭的上述长篇科学论文极为推崇，说论文中作了一个“从现在看来是惊人的提议”：他们的实验结果与当时理论结果不符合，他们估计这可能是由于光子和原子的相互作用，可惜理论工作者没有正确处理并坚持下去。

后来，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认为，豪斯顿和谢玉铭的实验结果从今天看来是正确的，他们的提议也正是后来1947年到1948年关于重整化的理论的主要发展方向。可惜的是与他们先后同时另外有几个实验组，得出了和他们不同的结果，产生了混乱的辩论，没有引起当时理论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而在十多年以后，拉姆和库什使用新的技术研究氢原子光谱，得到了高度准确的结果，引起大震惊，才导致重整化的发现。

不过，杨振宁对于此事也是在1986年3月才获知的。那时，他在纽约购买了克里斯和曼的新著《第二次创生》，看到著者在书中对豪斯顿和谢玉铭工作的推崇，于是想到Y.M.Hsieh也许是当时复旦大学校长谢希德的父亲谢玉铭教授，可是一时也不能证实。

世事出机缘，人生多凑巧。其时谢希德正在美国访问，几天后从西岸打电话给杨振宁，讨论学术交流的事情。杨振宁趁机问她，谢玉铭教授是否于20世纪30年代初在加州理工学院与豪斯顿合作。谢希德作出肯定的回答，并问为什么提起此事，杨振宁兴奋地告诉她《第二次创生》一书中所记述的事情。

“你知道不知道你父亲那时的工作很好，比拉姆有名的工作早了十多年，而且拉姆的结果证明你父亲的实验是正确的?”杨振宁在电话中问道。

“我从来不知道，当时他只告诉我在从事很重要的实验。”谢希德如实地说。

“你们父女都是研究物理的，拉姆1946年到1947年的工作引起震惊时，你已经是物理学工作者了，他怎么没有和你谈起他自己30年代的工作呢?”

电话另一端的谢希德，沉默了―会儿才说，“说来话长。我们没有机会。家父建国前去了菲律宾，他写信要我留在美国或英国。我于1952年回国，回国后曾多次给他老人家写信。我猜他对我不听他的话很不高兴，所以我们始终没有机会讨论他早年的工作。”

杨振宁后来谈起谢玉铭和豪斯顿的实验不胜惋惜，认为当时不是产生了混乱的辩论的话，那么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或者至迟40年代就理应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了，而中国人获得该奖项恐怕也要提前几十年了。为此，他还专门为此事写了一篇文章《一个真实的故事》，刊登在《物理》杂志上，后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杨振宁传》也转引了此事。

“生死不相见，阴阳两相隔。”谢希德不无感慨地说，“就在我1986年访问美国期间，在芝加哥得悉家父于3月20日在台湾孤独离世，享年91岁(1895年至1986年)。父亲是在此十多年前自菲律宾退休以后搬去台湾的。我们父女之间40年没有见面了，也没有任何的书信往来，但是我知道他的内心一定惦记着家人，惦记着我，无论时空如何改变也无法改变我们的父女情深……然而这毕竟是我们两代人之间的最大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