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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11月20日,上海香格纳画廊主空间和H空间,群展“居住地—来自中国和巴西的艺术家”开幕,有来自中国和巴西的多位艺术家共同参与。包括张恩利、杨振中、阿德里安娜·巴雷托(Adriana Barreto)等人。策展人是曾担任圣保罗双年展的总策展人阿尔方斯·胡格(Alfons Hug)。
开幕当天,玛丽安娜·曼赫斯(Marina Rheingantz)忐忑不安,尽管她带着她年迈的助手父亲,向好奇的中国人介绍她复杂的装置作品《扩散性》。那些塑料薄膜在吹风机的控制下,有节奏地张弛,这是关于一种再生的理念。这位巴西姑娘,是位“80后”,她居住在圣保罗这个被称为“未来的城市”中,并拥有一个艺术工作室,她参与到近年许多圣保罗和里约的艺术大展。“它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她指着作品中间上下浮动的白色透明球体说,那看上去像是一个心脏,跳动的源泉。
中巴艺术和而不同
这些中国艺术家和巴西艺术家的作品,放在一起展览,看上去像是在比较,又让人觉得是互相补充。从地理上看,巴西距离中国近两万公里,除了在足球水准上有云泥之别外,气候所造成的性格差异也非常大。一种热情奔放,一种含蓄内敛。这似乎也能解释为什么巴西艺术家喜欢用一种直接的“反馈”来表达个人喜恶,而中国的艺术家则喜欢用含糊之词来制造更多的可能性。事实上,巴西在现代艺术发端上,走在中国前面,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帮巴西年轻艺术家前往巴黎学习,这直接影响到巴西的现代主义艺术发展,1951年第一届圣保罗双年展的开幕,让巴西在观念和技法上更往西方接近了一步。
而观念艺术的盛行,也让录像艺术在巴西非常具有市场。展览中巴勃罗·罗巴托(Pablo Lobato)的作品《被翻覆的青铜钟》就非常有趣。这个单路视频拍摄于里约的旧城区里一个老式钟楼上。当地的年轻人把敲钟当作一种娱乐手段。他们用戏虐和夸张的方法,不断推搡着钟身,让它在空中快速摆动,然后在钟身和墙壁的狭小空间里,摇曳身体,躲过巨大的钟身。每当你觉得这青铜钟快到撞到他们的脑袋时,他们就又快速而轻巧地闪避掉。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群年轻人生活的环境:补丁似的贫民窟与富人住宅区构成“拼贴”,政府、法律在许多公共领域失去效力,有钱人为寻求安全筑起高墙大院,生活在准监狱式的舒适中,穷人则成为现代都市空间夹缝里的游牧民,他们自娱自乐。
“事实上,巴西艺术家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反馈超乎寻常的多,同中国的一些艺术家一样,作为城市居民,他们关注到城市发展中的矛盾。”阿尔方斯·胡格解释说到,这位德国人曾担任2002年圣保罗双年展的总策展人,此后作为“冒险家”,一直留在巴西当地。
朱莉安娜·斯坦(Juliana Stein)一组摄影作品“洞穴”系列,则更是这种“负面反馈”的直接表现。她拍摄的库里提巴的监狱,是巴西最黑暗和肮脏的地方之一。这些阴暗的黑色角落,墙壁上的犯人涂鸦,让人百感交集—譬如流泪的母亲、慈祥的父亲,或者是孩童时那欢快的时光画像。由于巴西当地的暴力活动愈演愈烈,每年大约有5人在各种冲突和谋害中丧生,艺术家希望人们能通过此关注到残酷的社会现实。
当然,比起这些巴西艺术家作品的直白,另一侧展览的中国艺术家作品则显得晦涩得多。艺术家张恩利喜欢通过对静止物件的描绘,用颜色的对比和空间的结构,来勾勒人物的情绪状态。《黄色和绿色的管子》是张恩利2012年的新画作,黄绿两根交错的水管,纠结在一起,呈现在白瓷砖前,这弯曲而纠缠在一起的水管,似乎是两种思维状态的抗争。“比起中国艺术家来,巴西艺术家不是那们功利、符号至上,他们喜欢埋头在自己喜欢的线索中,哪怕这种线索可能并不具备多大的震撼力。”张恩利说到。
“金砖五国”
而此次展览也是阿尔方斯·胡格作为其“金砖五国”项目的起点,率先展示中国及巴西目前活跃艺术家的创作。“金砖五国”的概念也是由其率先在艺术圈提出,在以往“金砖四国”中,他新加入南非,从而成为完整的BRICS。
“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往往伴随着文化认同度和美学价值地位的提升。俄罗斯、中国、巴西、印度、南非这5个国家发展迅速,这些城市在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20世纪的现代主义发源于巴黎,但现在议题将在这些国家产生。这也是我两年前开始这个项目的原因。” 阿尔方斯·胡格说道。
关于阿尔方斯·胡格,艺术圈对他最为称道的还是2002年他所策展的圣保罗双年展,在缺乏资金和时间断层(距离上一届有4年)的困难局面下,他作为一个非巴西人,却把握住了圣保罗双年展的命运,使它重新走回正轨。“传统的解释形态已不再适用,在BRICS这里,寻求自我身份和身份认同的过程中,艺术可以助其一臂之力。”事实上这在巴西已有先例,1951年创立的圣保罗双年展在巴西现代艺术文化的发展历程中起到积极的推动和扶持作用,让巴西的传统文化成功向当代转型。“热带主义运动”使巴西成为第一个在热带地区建立现代化形式的国家。而在中国,2010年的上海双年展可以视作对世博盛会自大铺张的一次反思和与抽离。
当“金砖五国”的城市规划者和推广者在大力歌颂的时候,艺术正在转向精神形态和个人命运。他们站在这样一个对立位置,在混凝土、玻璃和烟尘中,保存着个人一种发声的方式。这就好像是在越来越多中国人开始将自行车更新成四轮汽车的时候,德国人正在做相反的举动一样。而在阿尔方斯·胡格看来,这是必要的。对于艺术来说,技术上的退让不是一种耻辱,而是一种标新立异、脱颖而出。他说:“我们需要一张可供描绘的新白纸,一个基于光亮和透明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