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真学者郎咸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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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一直深处舆论漩涡当中的香港学者郎咸平再次搅动中国经济学界。日前，郎咸乎在上海全面炮轰中国股市。此前，他批评国企高管、舌战主流经济学家的诸多激烈言论为其赢得了“郎监管”、“郎大炮”的媒体声誉。在中小股民的内心，在中国经济学界，在传媒的风云榜上，人们又一次见证了信息时代的一个传奇。仿佛一夜之间，郎咸平这个普通的名字通过平面媒体继而由网络媒体的放大炒作，为经济学圈内外无数人所知晓。这位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授的“海归派”经济学家，在大陆众多经济学人尚未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他像超级明星一样，在“追星一族”的心目中闪电般地完成了大牌明星的形象塑造。
另类海归学者
美国沃顿商学院博士，长江商学院首席教授，香港中文大
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曾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特区政府财经事务局顾问，1990年金融学论文引用率排名世界第一，2003年荣登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他的头上顶着众多耀眼的头衔和荣耀。但直到今天，他的名字依然和“国企改革”、“国有资产流失”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位主攻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的香港中文大学财务学系教授在内地的声名鹊起却始于国企改制方向的大争论。
在大众心目中，他是位观点鲜明而且具有世界级学术成就、在中国博得极高知名度的大师级学者。1986年，他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以创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曾执教于多家知名的商学院，其中包括沃顿商学院、密歇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芝加哥大学等，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最高学术级别的首席教授和长江商学院金融学讲座教授。他还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他曾于1998-2001年在世界银行担任公司治理顾问，致力于研究公司治理以及保护中小股民权益的课题。在东亚地区，此项研究尚属首次。他的论文在美国最负盛名的《2000年金融经济学期刊》、《2002年美国金融学会期刊》发表，被专业学者、研究人员及《经济学家》、《华尔街日报》等知名媒体广泛引用，并且被收存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作为世界级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专家，他主要致力于公司监管、项目融资、直接投资、企业重组、兼并与收购、破产等方面的研究，成就斐然。
“我不是一个执行者，我只是一个理念的传播人。”这是他给自己的定位。他一直在坚持“拔掉国企改革思维谬根”，频繁在内地讲坛亮相，痛陈国有股不应该退出市场的个人主张。他说自己是《皇帝的新装》里面那个敢于说真话的孩子。
“我国的产权改革，或者称国企改革，最后的结果是改革的成本几乎要全社会负担，改革的利益归于少数人，这就是造成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在他看来，企业总经理应该是“保姆”：“现在国企改革变成什么样的情况?等于说我今天家里很肮脏，我请个保姆到我们家清扫，清扫完了以后，家就变成她的了。”
“建立一套激励机制与信托责任并重的职业经理人制度，让市场机制制约职业经理人，用法制约束，保护产权。”他继续坚持自己的两个观点一是国企不论大小，政府行政命令首先应该退出市场，但是国有股应该留在市场二是职业经理人制度不但可以改革国有企业，而且也不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
他敬仰的英雄是黄花岗72烈士之一的林觉民。那封著名的《与妻书》让他颇为感慨：“我和林觉民一样都是为了信念而工作的。”
身价最高的学者
1956年，郎咸平出生于台湾桃园农村，父亲是个军人，母亲是台湾化学界的名师。“妈妈很爱我，她是一个非常坚强的女人，我从来没看见我妈妈哭过。”他这样描述自己的母亲。
“高一下来，数学不及格，物理也不及格。我们老师说，郎咸平呀，我看你还是念文科算了。”他善于炮轰也喜欢自嘲，那段并不如意的童年往事，常常被他在各种场合信手拈来，当做花絮博听众一笑，或者成为他传奇人生的一个小小注脚。
“小学四年级即因成绩太差分到不升学班。初二又因同样原因分配到‘放牛班’学木工。高中毕业勉强考上东海大学经济系，又因不想考微积分，只好转到金融系。从此以后，他似乎找到了最适合他吃的一碗饭……”――这是他编写的系列丛书封面“不落俗套”的自我介绍。
100分的初中数学考试他曾经仅得7分，初中差点没能毕业。为了对抗那些欺负他的高年级同学，他甚至跑去拜了山东八步螳螂拳嫡传弟子为师，混迹台北最热闹的西门町街，打遍全校无敌手，号称“西门町之虎”。后来勉强考进了一所末流大学，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奇迹考上了号称“经济学家摇篮”的台湾大学经济学研究所，当过记者，服完兵役后，以破世界纪录的两年半时间连拿沃顿商学院金融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我不聪明，但很用功。”他习惯于这样评价自己。
他已是中国身价最高的学者，目前他在长江商学院兼任教授的年薪达到了200多万元，加上香港中文大学的120万港元，单教书年薪已近400万。此外，每次出席国内讲座都要收数以万计的高额“出场费”。
成名之后的郎咸平，骄傲而又孤独。他坦言喜欢做闪光灯下的焦点。他谈到自己在第一财经电视频道的“财经郎闲评”，毫不掩饰自己的骄傲：“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成为上海收视率最高的节目。”
他喜欢一个人躲在香港中文大学225号堆满杂物的小办公室里苦读。他的一位学生、联合证券副总裁盛希泰说过，他最佩服的一点就是当周末给郎老师打电话时，郎老师都是在办公室做研究工作。学员们最喜欢听他上课，因为“听郎教授大谈历史、政治、法律是最过瘾的”。
他也从来不回避自己世俗的一面。他是个喜爱享受物质生活的人，开着心爱的奔驰，以710万港币买了一处豪宅。在接受香港记者采访的时候，他表示：“现在名气大了，如果内地有人来探望我，有个豪宅总是比较体面的。”
他童心未泯，喜欢看焰火，最爱吃台湾的桃园街牛肉面，白酒能喝一两瓶，从来没有朋友，妻子和两个儿子都定居在美国，不上网也不看报纸。他习惯了一个人走路，一个人吃饭，讲完课夹起皮包就走，偶尔也去办公室楼下小店里买青岛啤酒自斟自饮……
享有崇高学术地位的学者
“我喜欢对尽可能多的人传播我的学术观点。”郎咸平对于他经常性的曝光感觉良好。2003年的春节前夕，他专门到深圳和几位经常联系的媒体朋友谈起他准备上电视做财经评论的节目。当时一位和他交情很深的主编就委婉地表示反对，说这样对你的专业形象不利，容易让人觉得你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啊。他大笑：“这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专家，有没有水平，不是上不上电视这个形式决定的。”朋友心有不甘地说：“不是那么简单的，老上电
视，会影响你的学术研究，变成为评论而评论，到头来会变得失去本来专业的。”
“哈，我除了研究就是评论，我不怕这个东西能够把我改变，我就是要试试。”郎咸平偏不信邪。结果，先是凤凰卫视，然后是上海电视台的第一财经频道，郎咸平就这样找到了一个能够充分发挥他学术见解以及演讲天赋的舞台。一年来，他的学术观点比起以往的一年，影响大了许多，尤其在上海地区。郎咸平在上海第一财经的“财经郎闲评”短短的半年内就受到了上海各界的欢迎，而且还受到了外电的极度关注。《金融时报》说，上海妇女的三大爱好Louis Vuitton(路易・维登)的皮包，Cagier(卡捉亚)的手表和“财经郎闲评”。
关于他的广告不但满档，而且收视率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是全上海各类节目收视率的前三甲。这种成就和影响力令人咋舌。由于外电的连续报道，华盛顿大学的MBA学员透过各种渠道希望能来上海参加他的节目。
在长江商学院的一次论坛上，一位教授讲的是“中国企业如何做大做强”，而郎咸平讲的是“企业不能做大做强”。主持人事先看了看两个人的题目，和郎咸平商量，能不能改一个题目，郎咸平不假思索地断然拒绝：“不改，坚决不改，就讲这个，要不就不参加了!”
前面的教授讲如何做大做强，后面郎咸平紧跟着完全否定，他的口才与激情完全盖过了对方。在内地，他提出的问题真正能够得到重视，他才放心将自己的学术心得与社会分享。
一般来说，看他的言论文章，常有人以为郎咸平是书呆子，是不识时务的教师爷。其实，只要接触过他，就知道这位能够在香港挑战10大投资银行和富豪家族者绝非浪得虚名。能够因为公事，弄得大财团下不了台，私下找他商量和解，在香港和国际上也不多见。
从不避讳谈钱的学者
生活中的郎咸平像学术上一样简明扼要。他从来不避讳谈钱。他在企业的讲课都是明确要收费的，而且是“税后”。有报刊找他约稿的时候，即使是再熟悉的，他还是张口就问：“你们一个字稿酬多少钱?”他谈钱的理由有一个到处跟人说的开玩笑版本，那就是“我要养家糊口。我这样耍嘴皮子、爬格子挣钱是很辛苦的”。而他私下还有一个严肃版本：“要一定的稿酬是为了维护学术尊严。太便宜甚至白送给别人的文章，别人很可能不会尊重，处理起来也会不够重视的。”
他身上也有精明的商人气。他倒是不羞于讨价还价。让宾馆服务生送瓶矿泉水，声明要“免费的那种”，“没办法，现在还是原始积累阶段。”别人请他讲课，他也会申明：“说清楚，要钱的，但我一样该骂公司的时候还会骂。”最后再加一句“收费是指税后价格。”
他在自己的劳动报酬方面光明正大地要价，而对于一些交易他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他在研究中保持了自己一贯的独立风格。他说自己从来不与企业的管理层接触，他通过公开的数据与自己的调查进行分析。在研究德隆时，他的助手跑到各个省市，“能找的都找了，到各地工商局查找，资料有这么一大摞。”他说着，比划了一个1米高的厚度。他在做德隆与TCL的分析研究时，就有人找到他，希望他不要写那些文章，但他断然拒绝。“如果他们公开的数据是假的，他怎么可能在见到你时给你说真话呢?我就是要保证我的研究的独立性，我不想受到其他任何人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