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希望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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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消息相比，网上流传的关于“富平学校”的报道不多，“亿兆搜索引擎”只提供了两页文献索引。不多的报道，却不断让我们联想到梁漱溟先生早年力践的“乡村建设实验”，也是办学，也是倡导农民自救，也是高尚的学者与朴实的孩子们为伍。虽然，我们也知道，乡村建设实验终于流产了，中国农民的自救终于找到了别的、更“便捷”的路径，就是梁老先生自己，也不得不重新思量政治变革对乡村建设的重大意义。

据国内经济学家的计算，政府每调拨100元“扶贫款项”，只有2元能够最终进入贫困人家，其余的98元，都被“截流”在与扶贫有关或无关的各类环节上了。据美国“人气”第一号节目主持人比尔・奥莱力披露，美国人捐献给“9・11”受难者家属的款项，每100美元只有20美元实际上发给了这些家属，其余80美元都被慈善组织“挪用”或“扣除”了。可见，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扶贫的制度费用极其高昂――道理很简单，责任和权利脱节。

在当代学者们热衷讨论的“二人讨价还价”经济学实验里，受试人甲负责“分切”甲和乙共享的一笔“赠款”A，切割条件是：由甲对乙建议乙从赠款中获得部分X，如果乙能够接受这一份额，赠款就将在甲和乙之间按照A－X和X分配，如果乙不接受这个X，则赠款将被实验者全数收回。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乙将接受无论多少的赠款X，只要X>0。截至今天发表的各种实验表明，尽管出现了重要的反例（来自桑塔费研究院的论文），理性选择模型的预测在统计意义上成立。换句话说，接受扶贫款项的人相当于受试人乙，管理扶贫款项的人相当于受试人甲，只要乙认为说“不同意”的费用太高，他就将无条件接受无论多么少的款项，只要那是“白来”的。再换句话说，当我们把捐款交给扶贫款项的管理者时，我们心里早就明白，除了信任管理者“良心”的监督，我们没有其他有效的监督手段来保证这些款项尽可能多的部分被用于“扶贫”而非“致富”。

充分意识到上述的困难，两位经济学家发起创办了这所“富平学校”，鼓励农民用自己的钱或自己借来的钱为自己的孩子做人力资本投资。“小额贷款”的重大意义正在这里，而且已经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乡村地区证明了行之有效。不错，贷款额度很小，那是因为贫困人家贷不起大额款项。所以，惟其“小额”，才有了责任与权利的密切联系。看看每年从我们的大银行里放出去的巨大额度“贷款”吧，那里极度脱节的责任与权利正每日每时为我们的社会制造出巨大的腐败。为什么我们的银行家无视“小额贷款”？因为每笔大额贷款必须划分成千百万小额贷款，监督费用实在太高？抑或因为从千百万小额贷款中获取“费用”的费用实在太高？

不能否认，富平学校面临着严重的诸如“招生不足”这类财务困难。这些困难的根源在于我们社会长期缺乏“超私人”信任关系，亦即“信用”的缺失，这与西方人的信用卡制度到我们这里只好变为“先存后用”制度一样。在法治和道德均缺失的社会，富平学校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可能让农民相信天下居然还有这类“便宜事儿”――从普遍的预付学费革命性地改为毕业之后才收取学费。更何况，还有农民的“各级主管”非要和农民分享这类便宜事儿呢！在普遍腐败的社会里，任何扶的行为都会被视为“公共资源”从而被权力加以掠夺，因为在权力者看来，任何“公共资源”都意味着“权力真空”，从而必须立即加以“占领”。

刚辞世的哈佛哲人诺齐克说过：如果最理想的“小政府”难以实施，那么我们要求“最不坏”的政府只负责“第三方监督”的事情。富平的困难，是中国社会的困难。富平所希望做到的，是中国人真正的“希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