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倾销中的非市场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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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经连续7年成为世界上反倾销的头号目标，近年来，几乎所有针对中国的反倾销都指控中国是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非市场经济地位已经给中国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使中国出口企业在对外反倾销应诉中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并成为败诉的主要原因，而中国企业难以胜诉，客观上又进一步刺激了某些WTO成员对中国的产品提起更多的反倾销申诉，形成恶性循环。要摆脱非市场经济的困扰，必须认清对中国实行“非市场经济”指控问题的实质，积极采取应对措施，争取应得利益。
非市场经济地位的由来
“非市场经济”(英文简称NME)问题，旧称“统制经济”问题，起源于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贸易法中处理诸如基本贸易待遇和反倾销问题时，对社会主义国家采取的一种歧视性做法。
1.关于非市场经济问题的规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六条及《关于实施〈关贸总协定1994〉第六条的协定》（又称《反倾销协定》），并没有对“非市场经济国家”作出任何指导性的界定，也没有对涉及到这些国家的倾销问题作出特别规定，仅在《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附件9的注释和补充规定中解释说，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具有可比性。对于这些贸易完全由国家垄断或实质上由国家垄断的进口产品来说，将进口价格与国内价格作比较是不合适的。由此可见，这一注解所指的非市场经济国家是(实质上)完全贸易垄断和全面的价格固定的国家，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与国内的产品价格作严格的比较是不合适的。而事实上，就目前全球经济发展的现况来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或完全由国家控制的计划经济。即使是在自称是典型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其农产品包括谷物、棉花等的价格和产量也是受政府计划和控制的；而在所谓的非市场经济国家，企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根据市场供求决定产品价格和产量的自由。由此可见，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规定是模糊的和不科学的，这造成了各国在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上的随意性。
欧共体理事会1994年第519号规则和欧盟反倾销法虽然对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如何计算正常价值作了特殊规定，但其既没有对“非市场经济”这一概念作出界定，也没有提供判定的标准，而是简单地在条例的附录中列举了一些非市场经济国家。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的有阿尔巴尼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中国、格鲁吉亚、哈萨克斯坦、朝鲜、吉尔吉斯斯坦、摩尔达维亚、蒙古、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土库曼、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越南。1998年4月30日，欧盟理事会通过了一个对反倾销法的重要修正案，总体上承认了中国和俄罗斯为“市场经济国家”，但仍然认为中国、俄罗斯两国还处在一个市场机制转型的过渡时期。很明显这是随着欧盟对华反倾销政策上的变化而改变，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随意性。
与欧盟不同，美国在关税法中规定了非市场经济国家的定义：商务部认定的任何国家，凡不以成本或价格结构的市场原则运转的、商品的国内销售价格不反映商品的公平价值的任何国家均属非市场经济国家。美国商务部在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非市场经济国家时考虑的因素有六个方面，一是货币与其他国家货币的可兑换程度；二是该国工人与政府在工资问题上自由谈判的程度；三是外国公司举办合营企业或作其它投资被允许的程度；四是政府对生产资料所有或控制的程度；五是政府对资源分配以及企业在价格、产量决定权上的控制程度；六是主管当局认为适当的其他因素。
与欧共体主观武断地采取列名单的方式来认定非市场经济国家相比较，美国的上述规定似乎较客观些，但实际上，凡是被欧共体列入名单的国家，一般也被美国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几乎没有例外。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倒是美国的办法更富于弹性，主管当局的自由裁量权更大。从认定过程看，美国关于非市场经济国家的确定因素仍然是非常抽象和模糊的。
总之，对非市场经济地位的认定有很大的随意性――由谁认定、以什么标准认定都没有规则可寻、也没有透明性可言。世贸组织规则中实际上没有专门针对非市场经济的条款。因此，根据申请加入的程序以及世贸组织的决策机制，这种认定往往由一些世贸组织主要缔约方或成员操纵，成为限制申请方的一种手段。
2.关于替代国制度的规定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附件9的注释和补充规定中解释说，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产品价格不具有可比性，来自非市场经济国家的进口产品的价格与国内价格作比较时存在潜在的困难，但是这一注解并没有建议以其他的标准来作为计算正常价值的基础。然而正是这一规定在欧盟和美国的反倾销政策中被用来作为排除许多国家特别是中国适用通常正常价值规则的理论根据。按照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反倾销法的规定，对于非市场经济国家产品正常价格的确定一般采用所谓的替代国制度，也就是选择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与该国相类似的属于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三国生产的相似产品的成本或出售价格作为基础，来计算正常价值。并且同时也规定：在一个反倾销案件中，如果符合替代条件的国家不止一个，选择哪一个国家作为替代国，完全由进口国决定。显然这种规定具有很大的灵活度和不合理性。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完全相同的两个国家。因此，任何的所谓替代国都是不合适的。替代国价格是在反倾销投诉时，进口国主管当局用来确定非市场经济国家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的。因此，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和出口商在案件发生前甚至在立案过程中也无法预知究竟把出口价格定在何种水平上才不存在倾销。这种替代国国家的人为确定及确定时间的滞后，造成了被控倾销的生产商出口商确定出口价格时无所适从。另外，由于保密，进口国主管当局不会将资料透露给出口国的生产厂家，因此，生产商或出口商无法核实依靠这些资料得出的正常价值的真实性和可行性，更不知道倾销幅度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只能被动地接受进口国主管当局确定的替代国价格，显然是极不公平的。
3.我国“非市场经济国家”之辩
1999年11月15日，中美两国就中国入世达成协议。中国在市场经济国家地位问题上作了重大让步，同意在入世后15年内美国可以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但这只是一半，在协议中还有很重要的后一半，即：如中国根据该WTO进口成员国的国内法证实一特定产业或部门具备市场经济条件，则非市场经济条款不得再对该产业或部门适用。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95%的产品价格由市场决定，非国有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整个非国有工业增加值的增量占全国新增工业增加值的2/3以上，经济体制改革正在围绕市场经济的建立向深层次发展。 经过十余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指令性计划已全部取消，指导性计划的范围也大为减少，中国已早就不是单一的计划经济国家。一个国家是否是市场经济，关键要看企业的运行机制。我国的企业无论是国有的还是民营的，早已是按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的机制在运营，并非由国家来控制。尽管我国的市场经济还不够完善，但基本上具备了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基本要素和条件。因此，西方国家不顾客观事实，宥于僵化的传统观念，认为我国属非市场经济国家，进而采用不公平的，歧视性的“替代国”价格来确定正常价值，显然是不合适的。
长期以来，欧美等国一直视我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忽视我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事实，在反倾销调查中，单方面采用第三国的同类产品的生产成本来计算我国出口产品的正常价值，并沿用以往对计划经济国家的惯例，对我国出口同类产品的企业不分实际出口价格的高低一律实行单一的反倾销税率。应该说正是国外对我国实行的这种歧视性的贸易政策导致我国产品屡屡遭受反倾销的指控。
我国应对的策略
针对国外的对华反倾销，我们应清醒地认识到反倾销不仅是国家用来维护公平贸易和保护国内案例的合法手段，而且是一种在政治、经济关系上的策略。其实倾销与反倾销的过程也是双方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过程，在遇到反倾销指控时，应主动参与到反倾销诉讼中，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争取我国企业的合法权益，保证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受到普遍的尊重和公正的待遇。具体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通过政府间谈判，尽快摆脱非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改革开放20多年，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大部分行业的市场化运营，然而有些国家却无视客观现实，妄加臆断中国为非市场经济国家，以不确定的“替代国”标准对中国提起反倾销诉讼。因此，中国政府应利用国内外媒体加强宣传攻势，大力宣传我国市场化进程，并可以委托国内外有关专家或权威机构对我国市场经济转轨程度进行鉴定，增强说服力，避免歧视性待遇。另一方面，我国政府应尽可能发挥发展中大国的作用，通过政府间的谈判，阐述我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成果、改变我国现有的不公正待遇。尽管欧盟在取消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的同时，对中国企业设立了“市场经济5条标准”和“分别裁决的8条标准”，但是开始对我出口企业实行“个别对待”原则，这已是一个不小的胜利。
2.借助世贸组织规则，有力回击反倾销的滥用
当前，一些国家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掀起对华反倾销浪潮。一方面，我国应充分利用贸易多边争端解决机制，积极诉诸世贸组织。另一方面，可以适当时机拿起反倾销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随着关税的进一步降低，逐步取消对进出口的限制，国外商品必然会以更大数量和速度进入我国。在这些商品中，有些确实是以正常的贸易方式和适当的价格出现在国人面前，但是也有可能会有一些国外公司出于占领市场的目的对我国进行低价倾销，损害我国相关产业。这就需要国内企业和有关部门，依据国际贸易规则，及时拿起反倾销武器对付这些不正当的国际贸易竞争手段。
3.企业积极应诉，积极抗争市场经济地位，争得应得的利益
外国对我国企业的出产品实施反倾销，不仅意味着我国产品在该国的市场份额萎缩甚至丢失，甚至还有可能导致别国进行反倾销调查的连锁反应，在对我国的反倾销案中，约有50%的案件无企业应诉，这样，对方即可采用“最佳可获得信息原则”，利用对其更有利的数据判定我国反倾销成立，迫使我国产品退出该市场。
因此，在遭受反倾销指控时，首先要积极提出有关“市场经济条件”的抗辩，避免替代国制度的适用。我国企业必须提供充足的证据证明自己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运作的，才可能获得公平的待遇。根据欧盟给予市场经济待遇的五条标准，我国企业必须能够证实自己已经完成了转制，实行了股份制或责任有限制，产品销售和原材料的采购已不受政府干预，公司财务根据国际会计准则记账并经过审计等，才有可能得到市场经济待遇。其次，一旦被戴上非市场经济的帽子就要慎重选择替代国进行抗辩，选择什么样的国家作为替代国对案件的结果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欧盟和美国经常选择经济发展水平高于我国几倍甚至几十倍的国家作为我国出口产品的“替代国”。因此，我国应诉企业要选择与应诉产品情况最相类似的国家作为候选“替代国”依法进行抗辩。并积极提供该国有关价格和成本的资料以证明：生产规模和生产技术的相似性；由于替代国国内市场存在着有效的竞争或价格机制，其国内价格水平并无不合理之处；替代国对国内工业的保护水平较低，原告所提出的替代国的资料并不充分；等等。
4.加强与外国企业的联系与合作
在反倾销案件中，方的利益往往也是多元化和多层面的，因此，在对外贸易中，应形成了一批稳定的贸易伙伴，增进贸易双方的深层了解与合作，达成相关协议，以求在中国产品被指控倾销时，该国部分相关企业能共同参与诉讼，提供有利于我方的相关证明，甚至说服方撤诉，这已经是化解反倾销调查的重要途径之一。
5.增强反倾销应诉的法律意识，培养一批专门人才。
我国企业应尽快培养一批专业的法律人才，目前在反倾销应诉时，往往因为缺乏相关人才而导致应诉不力，在成功的案例中也均因聘请外国律师等相关人员办案而导致了高额的应诉费用。所以，应选拔一批具有较高知识水平和业务素质的人才进行强化培训，为构筑有效的反倾销应诉机制提供强大的人力资源储备。同时，企业要与高校携手培养具有综合素质的律师人才。只有懂会计、懂经济、有法律知识且外语好的律师才能胜任反倾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