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产业抑制:表现、效应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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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本质是产业抑制，即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有经济和非经济部门过大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及由此造成的产业萎缩。西部地区产业抑制表现在农业发展迟缓，二元结构严重；国有企业比重大，民营企业发展滞后；工业中重工业比重大，产业链短，辐射带动性不足；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方面。产业抑制造成了“循环积累因果”效应，进一步又使西部地区难以产生产业发展的自生主体，所以难以依靠自身实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抑制的种种不利因素又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进入。因此，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方式转变，打破抑制状态，必须培养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内生式发展道路。

关键词：产业抑制；内生发展；西部地区

中图分类号：F127

作为经济增长的一项重要内容，我国产业发展已经取得了巨大成效。然而由于大国经济体中不同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和方式有较大差异，我国各区域之间产业发展模式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国际分工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产品内分工的演进，东部地区通过吸收国外直接投资和接受国外企业的代工合同等方式积极嵌入全球价值链，迅速建立起全面开放的外向型产业发展模式；而中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基础、区位等因素的制约，未能在充分发挥自身比较优势的基础上，通过地方产业集群的发展形成区域竞争优势。因此，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产业发展模式。

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模式的本质是产业抑制，即经济转轨过程中由于国有经济和非经济部门过大所形成的资源配置低效率及由此造成的产业萎缩。

西部地区的工业基础大体上形成于改革开放前，主要是“一五”时期和“三线”建设时期所积累。改革开放后，我国实际上实行了一条非均衡发展战略，主张东部地区凭借地理优势率先发展，再带动内陆地区发展。西部的工业产业本身具有外部植入性，当失去国家政策支持后，竞争力下降，生产要素受东部较高收益吸引而外流，本地民营经济发展不活跃，大型企业衰退。因为这些大型企业往往是地方的经济支柱，而且背负较多的社会负担，所以为了维持企业存续，地方政府需要给予土地、资金、销售等方面的政策性扶持，于是形成价格扭曲，大量财政性资金投入使社会建设投入不足，私人部门的发展受到挤压。政府的过多干预和国有部门的大量存在，抑制了西部地区产业的内生性发展。

一、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特征

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产业抑制表现在如下方面：

（一）农业发展迟缓，二元结构严重

西部地区历史上一直以农牧业为主要产业，几乎没有自发产生的现代工业。解放后国家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客观上又要求压低农产品价格以补贴工业生产，人为地形成城乡二元分割。虽然解放后国家在西部地区建设了大量工业企业，但由于这些企业多为国家直属，又以重工业为主，而且多布局在中心城市，对农业生产的带动作用微乎其微，于是出现了西部地区城市经济与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并存的局面。在城市和农村内部，又分别存在先进和落后的不同产业形态，形成一种“双层刚性二元经济结构”（任保平，2004）。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农业比重已经持续下降，但仍在全国平均水平以上，城乡二元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扭转（见表1）。

西部地区农业发展迟缓，首先表现在生产方式普遍比较落后，以传统的小农生产、粗放式经营为主；生产缺乏组织性，抵御灾害能力差，靠天吃饭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常态。其次表现在农业结构不合理，粮食种植比例偏高，农林牧渔发展不足，农业结构单一。第三表现在基础设施薄弱，生态环境脆弱。由于长期忽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设施严重老化；单一的耕种方式和大量化肥使用使土壤质量日趋下降。第四，城市化快速推进造成农田被侵占，耕地缩减影响我国的粮食安全；而农民利益受损害，造成一系列社会问题。

（二）国有企业比重大，民营企业发展滞后

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形成于计划经济时代，是国家通过行政手段从外部植入的，体现着国家意志，所以西部地区的经济格局中国有企业占据相当大的比重。改革开放之初，国有经济在西部地区占有绝对统治地位。1980年，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占工业总产值的83.6%。90年代当东南沿海非公经济迅速崛起之际，西部地区非公经济仍然发展迟缓。1992年，全国非国有企业总资产比重达到51.5%，而西部只有33.3%①。西部大开发以来，虽然国有企业比重有大幅下降，但仍是全国最高。

从表2可以看出，西部地区国有部门比重远高于东部地区。从我国上市公司情况也可以看出（见表3），西部地区上市公司数量远少于东部，而且绝大多数为国企。民营经济产权清晰、经营灵活，可以补充公有经济的不足，更容易进入资本有机构成较低的产业，完善产业结构。大量研究都表明，一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和国有经济比重反向相关，和非国有经济比重正向相关。从实践中也能看出东部沿海地区的高速发展和当地民营企业的活跃是分不开的。

随着国有企业改制的推进，国有企业内呈现一种分化格局。具有资源优势和产品竞争力的一部分大型国企做强做大，但是这部分企业往往依赖改革前积累的先发优势或者资源优势占领市场，形成不同程度的垄断，挤压民营企业空间。另一部分国企因为技术老化或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经营效益不佳，只能勉强生存，或者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补贴，这既占用了公共资源，同样形成对民营经济的挤出效应。

（三）重工业比重大，产业链短，辐射带动性不足

重工业比重高是产业结构高度化的表现之一，但是西部地区工业分布是由外力作用形成，非自发演化而成，没有经过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自然过程，产业结构呈现“虚高度化”。从表4 可见，西部地区总体工业结构偏重，而且各省之间差异较大。在工业增加值较高的省份如内蒙古、四川、陕西、新疆霍夫曼比例都小于全国平均水平，青海、新疆极低，而云南过高，反映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的不均衡。

第一，西部地区的支柱性产业中机械、冶金、化工、航空航天、核工业占据很大比重。这些产业多为中央所属，服务于国家的长期利益。虽然这些企业具有较强的研发能力和生产能力，但是与地方缺乏互动。一些高技术产业技术水平大大超过本地整体产业发展阶段，成为产业“孤岛”，溢出效应非常有限。

第二，西部地区自然资源丰富，石油、采矿、和一些初级产品加工产业具有重要地位。这些产业长期进行粗放式经营管理，资源利用率低，浪费和污染严重，虽然提高了经济增长的数量，但综合效益不佳，环境和社会成本很高。

第三，无论是西部地区现有的高技术制造业还是资源能源产业，这些产业共同的特点是产业链条短，前后向联系弱，辐射带动能力不足，属于“富国产业”而非“富民产业”（白永秀，2008）。这些产业基本都是资金密集型，吸纳劳动力少，不利于就业，造成西部地区人民收入水平增长较慢。

（四）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西部地区第三产业的比重有较大的上升，从1980年的21%达到2004年最高时的40%，此后略有下降。除了总量上仍与东部差距较大外，由于产业结构不合理，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问题比较突出。首先是传统、低层次服务业所占比重较高，而现代市场经济中最为重要的生产业发展不足。交通、物流、通讯、金融、咨询、文教、科技等相关服务业非常薄弱。其次是服务质量低。由于设施陈旧、劳动者教育培训不足、市场竞争意识差，使得第三产业发展水平长期在低层次徘徊。第三是各种专业市场发育不完善。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技术市场、产权市场等现代市场经济交易中介很不健全，造成生产要素周转慢、交易成本高、市场效率低，难以支撑现代产业的快速发展。

此外，更为重要的是在经济体制改革中西部地区政府职能定位不清晰，还没有真正实现从过去全方位的经济参与者向公共服务提供者的转型。政府在经济系统中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外生变量，其作用一是以局外人的身份维护市场秩序，二是提供公共服务。但西部地方政府一方面对地方经济干预过多，甚至成为主导；另一方面在基础设施、公共管理及服务的提供上又欠账较多，大大削弱了外部投资的吸引力。

二、封闭性循环——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效应

事实上，西部地区的产业抑制长期以来就是一种较为封闭的自我循环。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被市场经济取代，要素大量向东部移出，使西部地区陷入产业抑制状态，并在资源配置中始终处于不利地位。缪尔达尔在其1957年的著作《经济理论与不发达区域》中就揭示了这一现象。缪尔达尔指出，当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共同进行自由贸易时，发达地区处于工业品输出地位，工业的发展促使劳动力向生产率较高的工业部门转移。随着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增加，教育也得到改善，这又促进劳动力素质的改善和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发达地区呈现出一种正反馈的上升运动；不发达地区则相反，由于工业品大量输入，本地工业部门因缺乏竞争力而衰落，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下降并使得收入水平降低，产业发展受阻。这一机制缪尔达尔称为“循环积累因果”（Circular Accumulative Caution）。在循环积累因果中存在两种效应：扩散效应（spread effect）和回流效应（backwash effect）。扩散效应来自发达地区到不发达地区的投资，有助于缩小地区差距。回流效应是为在发达地区获得更高报酬而流出的劳动和资本，主要通过人才外流、资本外移和贸易发展对本地区产业形成冲击，引起不发达地区的经济衰退。从经济发展的实践来看，回流效应总是大于扩散效应，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初期③。

在改革开放以前，西部地区的工业体系是在国家指令下外生嵌入的，与西部地区原有的自然经济体系呈现割裂状态，没能带动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改革开放后，在回流作用的影响下，西部地区最有竞争力的生产要素流向东部，计划色彩更多的国有工业部门留在原地，城市就业主要进入国有工业部门和非生产性的党政机关、事业单位。本地国有工业部门本身已处在低效率低收入的状态中，而大量的行政事业单位又消耗掉大部分财政资金。在这种状况下，人力资源或者争相进入非生产性部门，或者流向东部追求较高的报酬。西部地区陷入低水平的自我循环。这种“循环积累因果”使西部地区难以产生产业发展的自生主体，所以难以依靠自身实现产业发展；另一方面，产业抑制的种种不利因素又难以吸引外部投资进入。

在自我发展水平方面，从表5中可见2010年我国各区域大型工业企业统计指标。2010年全国共有大型工业企业3742个，西部地区12省（市）仅有584个，占全国的15.6%。从几个主要经济指标来看，东部地区都占据全国的半壁江山，西部地区基本在15%的水平上下。从2011年中国500强企业的分布上，更可以看出，在中国最具竞争力的企业中，东部占据7成以上，西部地区仅1成（见表6）。

在吸引外资和产业转移方面，从图1中可见我国历年FDI地区分布情况。图中显示，90年代以前东部地区吸收FDI开始起步，但数量并不很大。90年代后东部FDI急剧增加时，西部地区吸收的FDI几乎没有变化，直到西部大开发后的2005年才有所抬升。FDI对我国经济起飞的带动作用已为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所证明，也为大量文献研究所肯定。虽然不能说FDI缺乏造成了西部地区发展迟缓，但西部地区的产业抑制无疑是FDI不愿意进入西部地区的一个原因。

三、内生发展——产业抑制下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的出路

西部地区产业是一种移植型发展，但这种移植不符合经济规律，在改革开放和市场力量的作用下，其曾经的成果已经大为弱化，形成了现在的产业抑制状态。这种抑制状态具有自我循环的稳定性，在西部地区难以产生出适应市场需求、具有带动能力的企业，使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缺乏微观基础而停滞不前。

就东部的经验而言，开放经济下引入式发展在前期取得了良好的绩效，实现了经济起飞。但过多地依赖外资和外国市场，长期被压制与产业链低端又阻碍了东部经济的进一步飞跃。对于西部地区来说，显然也不应复制东部已走过的道路。打破抑制状态，必须培养西部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走内生式发展道路。

西部地区产业的内生式发展，应该在“自生”的基础上能够自我演进，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具体而言，西部地区产业内生发展应包含以下三层含义：

第一，发展动力应来自产业自身内部。发展主体应是有自生能力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为获取利润参与市场竞争，接受市场选择，不靠国家行政指令或扶持而存在。

第二，发展主体面向市场，具备自我调节能力。作为发展主体的企业立足本国市场，而不是仅仅承担国际产业链中加工组装环节，成为外国厂商的加工工厂或产业飞地。

第三，具有自我发展能力。企业具备知识技术的自我积累和学习能力，能够实现技术提升和产业升级，不因要素禀赋的变化而丧失竞争力。

因此，为了突破西部地区产业抑制的困境，实现产业自我发展的新模式，西部地区必须实现在重视农业的基础性作用的基础上，以国内价值链构建内生发展主体，通过国内价值链构建形成产业集群化发展，提高产学研结合水平，以创新性制度安排推动产业发展等。具体而言：

一是通过构建国内价值链，在西部地区形成城市群落和区域经济带，并以此为空间载体，促进产业集群发展。首先，在国内价值链构建中应重视转移产业的自主创新效应，所承接产业本地整体技术水平和资源禀赋相适应，这样更容易形成创新网络的共同基础。第二，应改革传统的官方主导的创新体系，适当整合区域的科技资源，建设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创新平台，形成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制；建立创新激励机制，在对科研人员的评估中，适当提高应用型研究的权重，引导创新主体更加关注现实生产中的创新需要，促进高校和企业的合作。最后应重视人力资本的培养的积累，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力度，在高层次水平上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完善用人机制，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率，吸引人才回流；在较低的层次上加强基础教育，提高整体人口素质，培养具备现代知识的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

二是通过地方和政府的制度安排，提高西部地区要素收益率。具体的政策一方面可以是土地使用权方面的制度创新。劳动力由于可以自由流动，劳动报酬在全国有趋同的趋势，而土地不能流动，土地成本是西部可以较长时间保持的一个优势。对土地使用权长期化、明晰化，保障投资者的财产权利，可以降低对西部投资的交易成本，并激励投资者长期行为。另一方面是对投资者实施税收优惠。税收是企业和政府对企业利润的一种分配，实施减税实质上也是要求政府让利于企业，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激发内部或外部对西部投资的积极性。

三是适当加大中央对西部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西部地区经济不发达，财政收入有限，但同时西部地区国有企业和行政事业部门的比重较高，面临较大的财政负担。西部地区还面临更多的农业基础设施和生态保护资金投入的需求。所以，可以适当加大中央对地方财政的转移支付力度，从而减轻企业承担的税收负担。此外，完善金融体系，兼顾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更应该重视民间金融，以金融深化增强对西部的资金支持。

四是深化市场经济改革，健全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一方面需要精简党政机关和事业机构，压缩人员规模，转变行政事业单位机制，还原其社会服务的根本职能。在用人机制上鼓励各层次的人力资源更多地选择生产性部门就业。另一方面，加强法制建设，提高行政、司法效率，维护市场秩序和公平竞争，营造良好的投资环境。归根结底，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成绩最终仍要由市场决定。

注释：

①覃成林.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

② 霍夫曼比例=消费资料工业净产值/资本资料工业净产值，此处以轻工业和重工业增加值之比近似代表。

③赵曦. 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研究[M].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参考文献：

[1]林毅夫. 发展战略、自生能力和经济收敛[J].经济学（季刊），2002，1（2）.

[2]韩小威.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产业政策有效性问题研究[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

[3]刘志彪，张杰. 从融入全球价值链到构建国家价值链：中国产业升级的思考[J]. 学术月刊，2009（9）.

[4]聂华林，马红翰. 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与发展战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5]彭向，蒋传海.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地区创新——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检验[J].经济学（季刊），2011（4）

[6]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与中国发展之路[J].中国市场，2012（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