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中的酷吏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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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文中会集中分析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等十人的形象，并且通过将其与《史记·循吏列传》中的官吏形象进行对比来体现司马迁关于对酷吏的看法和观点。

【关键词】循吏；酷吏；法度

司马迁在《循吏列传》向世人展示了以礼以德来治国为官的例证，那么关于以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和人民的官吏又是怎样的呢？司马迁在《酷吏列传》中向我们展示了另外的全然不同的官吏形象。

首先来看看宁成，宁成为人气盛，执法严苛，好仗义行侠，虽擅长整治豪强，但是不如郢都廉洁且狡猾狠毒、好耍威风。虽然宁成的性格狡猾狠毒、好耍威风，在离官返乡之后仍旧抓住官员的把柄，对于百姓发号施令耀武扬威。但是仍旧不可以否定在郢都死后，面对着京城一带宗亲贵族们又兴起的横行不法之风，景帝果断地启用了宁成治理京城，其效果颇好。

接着是周阳由，周阳由是依靠刘氏宗亲的关系而被任命为郎官的。在武帝时期的郡守国相这类的两千石的管理中最以残酷骄暴闻名。相比起前面的宁成，周阳由要显得更加的劣迹斑斑了。周阳由与其他的酷吏一样都是很擅长打压豪强，但是周阳由更加专权夺权，并且对待自己喜欢的犯人就是枉法也得使其活命，但是对于自己所憎恶的犯人就会千方百计地至其于死地。

接下来便是赵禹，赵禹明显的属于是从基层干起慢慢往上升迁的人物，其为官清廉，与张汤合订各种法令。对于赵禹的形象，司马迁是通过将其与张汤放在一起写的。张汤可谓是历史上有名的酷吏了，他曾与赵禹合订各种法令。赵禹和张汤虽然都为酷吏，主张严刑峻法，在制订各种法令时往往专门追求苛深严格以拘束胆小守职的官吏。但是赵禹为官清廉正直，从不回访公卿大夫，决心断绝朋友宾客们的任何委托完全按照个人的意思办案。而张汤则是为人狡诈，往往喜欢依靠一些小聪明来整治人。赵禹办案只要狱词符合法律条文就定案，不在复查，喜欢专门打听手下从属官吏们的那些不为人所知的罪行。而张汤办案则是喜欢迎合帝王所好，又擅为自己所办的大案寻找古代圣人的义理来修善。对于自己手下的官吏，张汤很善长推荐自己的手下之人，喜欢扬人之善，隐人之过。赵禹为人为官都廉直倨傲，张汤则是对于自己严加要求，即使是自己的饮食都与自己手下的食客一样，但是对待一些老朋友的子弟以及他本家的那些贫穷的弟兄们却是极尽所能的周到照顾。相比于赵禹，张汤就显得锋芒过露最终被人陷害致死，早于赵禹十几年过世。在司马迁在《史记·酷吏列传》中，虽然对于张汤使用严酷的治世方式引发人们不满而最终经常发生骚动心有不满，但是对于张汤的为官清廉，善于推荐他人等优秀过人的方面仍旧如实记述，看得出司马迁虽然不喜用严刑峻法治世，但是仍旧怀着客观公正的态度来记叙这段历史的。而赵禹的结局算是酷吏中算好的，虽然仍旧被免官回家但是却能够寿终正寝于家中。或许这与赵禹晚年办案在当时盛行的办案要严刑峻法的风气中办案反而倾向于相对随和有关吧。

紧接着便是义纵，义纵是因为自己的姐姐善医术被王太后宠信而为官的。义纵在这十个酷吏中算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了。若说其他的酷吏办案虽然严苛，但还是会依据法律条文，而义纵办案则是靠着像苍鹰猛虎一样的穷凶极恶。但是义纵为人敢作敢为，为官廉洁，在政治社会方面不是向时人那样依靠抓人杀人的毒辣方法，反而学习郢都。但是义纵的结局似乎说明了伴君如伴虎的这句话，他最终也因被帝王怀恨而被杀。

王温舒年轻时曾是盗墓贼，擅长网罗一批穷凶极恶的爪牙为其办事，而且为人嗜杀成性，未显示自己的威风而不喜人命。这样的人却能够因为得到了汉武帝赏识而高升。他喜爱巴结权贵，即使有些有权势之人罪恶如山他都不去触碰，在其眼中没有权势的人则等同奴仆，无权势之人即使是金枝玉叶他也敢欺辱一番。虽然他几度被罢官，但是仍旧依靠着自己的手段迎合武帝而又重新出仕任官。虽然最后王温舒畏罪自杀而且被灭了五族，但是其带来的影响却是不容忽视的。

尹齐办案也与一般的酷吏无二，拥有严酷的名声，甚至在这方面还超过了当时的宁成。但是尹齐的头脑僵硬又缺乏文才，最终之适合作为辅助。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当王温舒自杀后查出其家产总值上千金而尹齐病死后家产还不满五十金，则可以看出尹齐为官期间还是清廉的。

杨仆是因为自己有“千夫”的武功爵而被选用进了宫府。在办事方面学习了尹齐都以勇猛敢干著称。杨仆在仕途上一路高升，但最终仍因病过世。

再接着便是减宣了，减宣是因为为大将军卫青办事受到卫青的赏识而被推荐升迁的。减宣办案喜欢深抠条文，严加重判。在处理政务上十分琐碎，无论大事小事都是由他自己亲自决定。减宣的处理事情的方法或许可以在一个小的地方受到比较好的效果，但是就全国普遍的地方上而言，他的方法是不是用的，而且过于死板。

最后便是杜周了，杜周先为义纵的心腹爪牙，后来由于张汤的推荐而高升。如果说张汤善于揣度武帝的心思来办案，那么杜周则是完全依据武帝的意思来办案的。在《史记·酷吏列传》中有一段话很值得人深思：客有让周曰：“君为天子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其实在《史记·酷吏列传》开篇的时候，司马迁引用了孔子和老子两位贤者关于法治和德治的看法，得出了本片传记的中心结论“由此观之，在彼不在此”——即在治理国家和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关键问题还是在于讲求道德而不是用严刑峻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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