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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古代的科场作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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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隋炀帝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到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科举考试在我国历史上延续了将近1300年。不少人为达“登科”目的,在科场中作弊,手段有夹带,代考,泄卷,疏通关节,贿赂监考、阅卷、审卷等。

仅以“夹带”作弊而言,就有以书夹带、以砚夹带、以衫帽夹带、以食物(馒头糕点)夹带等,可以说五花八门,应有尽有。以书夹带作弊的,很显然“书”必须小,若论书小当推在河南洛阳发现的《五经全注》,这是现存最小巧玲珑的,被誉为世界之最的微型书。

这本《五经全注》,全书有342页,共30万字,书长6.5厘米,宽4.8厘米,厚1.5厘米,宣纸印刷,细丝线装订,书中刊载着《易经》、《书经》、《诗经》、《礼经》、《春秋》五经,并附有注释和序言。从序言看,此书写于清道光年间,据收藏者说,此书是专供科场考试作弊用的,原来主人的先人曾任翰林院编修。

在浙江嘉善发现的《四书全注》,全书有300页,近30万字,书长5.1厘米,宽3.7厘米,厚1.8厘米,书中刊载着《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并附有注释,成书时间在咸丰至光绪年间。

以上二书够“微型”了,然而在南京著名的江南贡院历史陈列馆中,有两本科场考试作弊用的奇书更“微型”。一本是《增广四书备旨》,另一本是《五经全注》。这本《五经全注》,比洛阳的那本还要小,长仅5厘米,宽只有4.3厘米,厚0.7厘米,书上的字与跳蚤不相上下,一粒米可盖住8个字,堪称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尺寸最小、阳文字体最小、版面文字密度最大的作弊奇书。

这几本微型作弊用书只有火柴盒般大小,印刷都很精良,书中的字迹清晰整齐,对于那些不学无术、无进仕之路、又想登科的考生们来说,还真算得上方便实用。

古代科场上除有以微型书夹带作弊的外,还有用靴夹带的。据说广南西路略安抚使胡在整理其祖上遗物,准备南下为官时,发现了一双靴子。这靴子制作考究,靴面用的是绿色为底呈草黄色的黑绸布,从外观看,与一般读书人穿的靴子无两样,奇特的是,对着靴后跟轻敲几下,然后把靴倾斜45度角,便有小抽屉从靴后跟内滑出来。小抽屉内放有三块扎紧的小白绸。白绸上抄满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大小如芝麻,写的是《四书》内容,部分篇章有注释,专供科场作弊之用。

另外,有的考生将作弊内容写在内衣衬衫上,做成夹带衫,然后穿着它进入考场;还有的把砚台底部镂空,藏进作弊用的微型书或手稿。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古代的督学官们也想方设法制定了许多反作弊的措施。

比如,为防止“请人代考”,早在北宋真宗年间,就开始有准考证的雏形――相貌册。不过这相貌册过于简单,代考现象还是泛滥,后来又因南宋连年战乱,不遑文治。元朝是少数民族政权,排除汉文化,对科举取士都不太热心重视,因而这相貌册似有似无,作用不大。到明太祖洪武年以后,太祖朱元璋下令严惩代考,考生的相貌册得以逐步完善。反反复复几百年后,一直到雍正年间,相貌册除有考生特征描述外,始有“画相”之规定。

除设相貌册外,考场的设置也很讲究,须设在当地贡院、书院内,考场外一般要求种有荆棘,因而人们又称考场为“棘闱”。此外,考场还须设立在四周有高建筑的地方,便于在高处设“望哨”,居高临下进行监考。

各省的乡试考场要求大同小异,顺天乡试案后,江宁(南京)乡试的贡院略作修定:分小号房(即考场),每间号房1.1平方米,每名考生一间。号房里有两块木板支在墙壁上,一高一矮,高的作书桌,矮的作为座椅。考生在考试前一天就得进入号房,充当桌椅的两块木板拼在一起就是考生的临时卧榻。考生在进入号房前要经过严格检查,开襟脱袜,就连带进去的干粮糕点都要切开看看是否有夹带。

为防止请人代考,考前除点名检查核对相貌册外,每个考生要有两个保人,一个叫“认保”,由考生自己认;另一个叫“派保”,由上面指派。主持“乡试”的主、副监考官,一般由皇上从翰林院选派,主考官须是六品以上,副考官须是七品或八品。与主副考官一道前往各乡试的叫同考官。科场考试出了作弊问题,不仅考生、“保人”,且上至主考、同考下至监试、弥封、誊录等均须负责。

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科场防作弊的措施是够严格的了,但在阅卷、审卷方面还是相继出现作弊。贿赂阅卷官、审卷官的事时有发生并被曝光,揭帖发至朝廷。为刹此风,从宋仁宗天圣年间起,开始实行“糊名制”措施反作弊。所谓“糊名”就是把考生的姓名“糊”住,不让阅卷官发觉姓名。采用此法后,情况有所好转,因而“糊名制”一直沿用至今。

不过“糊名”好景不长,某些考生作弊的手段改为在考卷上作记号,比如有的洒滴墨汁于考卷上,有的裁去考卷的一个小小的角。为堵这一漏洞,后又实行了“誊录制”,即在阅卷官批阅之前,请人专门抄写考生的考卷,使阅考官看不到考生的原卷。

自顺天、江南乡试案后,在科场上为反作弊还作了不少规定:一经发现,当场黜退;情节严重的,三年不准入考场;更严重的,可罪连九族,籍没家产,流徙边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