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忆:小说就是“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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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王安忆就写过很多实验性的东西，很难读。她说，年轻的时候总是喜欢去挑战自己、为难别人、反叛传统，比如《流水三十章》就在尝试小说写作的新模式。上世纪90年代至今，她开始慢慢平静下来，回到小说本身。对小说的理解更加明确，小说就是要讲故事——
生活中有大量的细节，包括吃饭、睡觉、说闲话等。小说就是“闲话”，是日常生活。但这又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我们要挑选有价值的东西进入小说叙述中。 ——王安忆
一、小说写的一定是发生过的事情
小说写的一定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看，我们每个人的写作都是在追忆似水年华。但是我绝对不是怀旧，小说中的故事都是当下的生活。我是当下感特别强的人。在我的写作里，只有《天香》和《长恨歌》里的第一卷是我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其余的生活都是当下我经历过的。我很难去想象自己没有经历过的东西。把怀旧的标签贴在我身上，可能正是一种社会风尚使然。我过去一直写上海，但是没有多少人注意。直到上世纪90年《长恨歌》时，上海渐渐变成一种象征，一个风花雪夜、黄金的民国年代的标签，然后，一些人忽然发现，我的《长恨歌》带有这种影子，然后就把我的作品向怀旧靠拢。有时候，一个作者恰恰是被别人规定的。
对我来说，上海就是一个材料，不能说我的视角就是上海，我是在讲述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一种局限性，肯定跟我生活的环境有关系。我不可能写一个别的城市发生的故事。对故事而言，最重要的是它吸引你的是什么，这个吸引你的东西里面什么是最主要的，然后它会生发出来。
《天香》之所以吸引我，最让我产生写作欲望的就是其中的绣艺。绣艺是大户人家的技艺，但是最后这户人家的女人用它来养活生计。如果从女性主义角度来看，这是非常可贵的。一个女性既要养活自己，又要养活男人，还要把这门技艺传承下来、传播开来，这就叫创造。一个女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才能有如此的创造力？这需要天赐机缘。有了这么一个想表达的东西后，我就需要考虑一些条件了。故事应该发生在什么条件下？我是很注重“本事”的人。《天香》的“本事”就发生在晚明。那可不可以把故事移到唐代或者清代呢？在经过一些调查、案头工作后，我发现它非放在晚明不可。因为晚明时期手工业兴起，《天工开物》出版；还必须放在上海，因为这里有市场、有市民阶层，这样她们的手艺才能得到交换。这就迫使你对晚明社会进行一番描述，写小说的乐趣就在于此。
二、用自己的方式寻找人物性格
首先，宏大的史诗性的叙事，与我还是有距离的。在我的小说里，最主要的还是个体。我从来没有野心去表现某一个历史阶段、某一个社会变迁。有人说《长恨歌》是写上海的历史，我却认为它写的是人。《天香》中，我也是在以物体现人。小说中人物、人物性格是最重要的。当我写作中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找不到人物性格的时候，一旦找到这个性格，一切就顺利起来。
在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很多人，但要去找有价值的性格。我不喜欢性格平淡的人。小说中的人物肯定不止一个，对我来说，任何人物的出现都是很谨慎的。这个人他出来干什么、能干多少事情，要有发展脉络。如果仅仅出来晃一下就下去，这就不需要了，小说是不需要跑龙套的。每个出场人都是有使命的，从他出场我就在给他寻找性格了。写作很具体，重在操作。我喜欢从边缘人的身上寻找个性。
在我看来，市井人物有个性，他们身上有美学价值。我写小说，最关心的是人的个体的性格。主流的很多人物都是被时代、社会塑造的，缺乏性格和自己的个性，都是一种集体的状态。这和我的世界观有关系。写小说的人都是很主观的。你很难把我跟别人去比较，甚至建立关系。每个人对世界的看法和认识都是不一样的。写市井人物，这是我个人的兴趣。这些人生活在社会的边缘，反而回避了主流的塑造，回避了一些集体性的、意识形态化的东西，变得非常有性格，这些性格都是独一无二的。吸引作家创作的一定是这些独到的东西。此外，这也跟我创作的材料有关系，我就生活在上海市井生活中，很难摆脱这种生活经验。一个作家如果刻意去寻找材料，往往什么都得不到。你的生活本身就会跟各种事情发生关系，这是最基本的材料的来源。
三、小说写作中的虚构与现实
小说写作，首先是虚构，但用的材料又是非常现实的，这里面的关系非常微妙，可以看作一种二律背反。虚构中的逻辑一定是现实的逻辑。就像《众声喧哗》中的纽扣店，有没有见过这个纽扣店不重要，问题是生活中存在不存在这样的小店。我是一个比较严格的写实主义者，更关注生活中可能发生的事情，所以一般很少去描述一些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我最后完成的东西一定是我创造它、我决定它存在的，这就是我所认为的“虚构”。此外，当我们去选择叙述的细节时，肯定去选择那些最有资源的细节。生活中有大量的细节，包括吃饭、睡觉、说闲话等。小说就是“闲话”，是日常生活。但这又不是真实的日常生活，我们要挑选有价值的东西进入小说叙述中。
所以，我也希望读者能从作品的阅读中自己寻找答案。现在不少读者喜欢去看作者的各种创作谈。当年我们看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从来不去看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现在的读者愿意去看作者写作背后的故事，这可能就是媒体造成的。我始终坚信，最重要的是文本，文本是作者最想给你的东西，不要找答案，要相信你看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