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慧:我的“行为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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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人的这一生可以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一般摄影家只是把照相机当做工具，一种创作的手段，对我而言照相机好像是自己的感觉器官，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摄影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本能需求，好像渴了要喝水，困了要睡觉一样，不假思索拿起相机就拍了。很多人，包括专业的评论家和普通人都表示非常奇怪，我在发生车祸那样大的灾难之后，一睁眼就会想到拍自拍像，但实际上那一瞬间我并没有去想，也就是说在还没有想的时候就已经拍了，像一种下意识的动作、本能的动作。这种例子不胜枚举。

在台北我的自传繁体字版会上，到处贴了我把相机举在额头的自拍像，有评论说“相机是王小慧的第三只眼睛”。当时有记者问我：假如你出门不带相机是什么感觉？好像缺了点什么吗？”我笑答：“你只要设想一下走路时一只眼睛被捂住时的感觉就行了。”

“9·11”的时候，我正巧在纽约，住在离帝国大厦一百米左右的旅馆里。当时世贸中心被炸，预告下一个目标是帝国大厦，因为这是纽约除了世贸中心以外最高的楼，同时又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象征性的建筑。一天晚上，人声嘈杂，警方突然帝国大厦可能被炸的警报，组织这个地区的人群疏散。我听见酒店里乱成一团，所有的人都在喊：Go! Go! Go!而且不可以乘电梯，只能走消防楼梯。我的浴室里放了许多首饰，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物品，但是我匆忙中的第一反应就是拿照相机和笔记本，其他东西全扔在那里了，想都没想就跑了出来。我逃到大街上，在警方指挥下跟着人群往河的方向跑。许多人在哭，也有许多人在打手机。我一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一边还在用照相机和录像机拍摄这些场景，当时跟我一同逃跑的朋友不断催我快一点，因为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我仍然不能停止拍摄。

几天后，9月18日，我经历了很多周折，转道巴黎，终于在柏林我的展览开幕前一小时到达柏林机场，总算赶上了开幕式。柏林的天气很冷，已经要穿毛衣风衣了，我的行李在途中丢失，我穿着在纽约时的单衣，连在机场买衣服的时间都没有了，朋友临时把她的风衣送给了我御寒。柏林人对我这个刚从纽约逃出的人充满好奇，我把我拍的录像带放给大家看，大家都觉得难以置信。后来这个录像的片断在德国电视台播出，反响也非常强烈。

2005年我父亲住院，先是脑膜大出血，后来又是动脉瘤、心脏衰竭、肺衰竭引起的许多致命疾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有一段时间，我每天去医院探望，每次都会从进医院大门那一刻起开始拍录像，我会经过长长的走廊，我会在天晚的时候对着走廊里一长条暗色的大玻璃拍下自己的影子，同时录下我的画外音，说出我当时的心境。他住在十六层，我会拍电梯里的景象，那些在走廊里的病人，那些探病的访客，一直拍到我父亲住的房间。很多天他是在昏迷状态，我也会不断拍下他的样子并且写日记。也许在旁人看来这些镜头是重复的、毫无意思的，但对我来说去是我每一天心情的真实写照。

我觉得人的这一生可以说就是一场行为艺术。比如我长期随时在拍摄，如果我一辈子坚持做这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做一个很长久的生命联系在一起的行为艺术。这个艺术并非是为了什么公开展览或者发表的，很多录像带或照片可能就永远放在那里不去动它，对我而言这个过程本身是更重要的。当然，所有这些东西只有在整体观照的前提下才有意义。所以我觉得我的作品可以说是在更加彻底意义上的观念艺术和行为艺术，不是仅仅做给别人看的，是一个艺术家的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