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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东而言,未来十年实体经济布局需要金融资源的引领,即通过服务贸易完成“进口替代”,将人民币触角向东南亚延伸,从资本流入转向货币输出;加快制造业升级,打造高端与现代微观金融市场;同时尽快发展民生金融,满足中低收入民众的财产性收益和传统产业改造的需要,实现经济竞争力和社会稳定性可持续保持的最终目标。
从粤港融合寻找突破口
对当前及未来广东金融体系建设的规划布局上,要考虑到国有金融占比过高,应该以民营金融发展为主线;此外应该从非银行、准资本市场入手,结合正在经历的贸易顺差收缩和资本输出,抓住货币和资本的国际化机遇,汇聚智力和人才,确保融资收益和社区满足度。广东的金融改革应首先从粤港金融市场融合寻找突破口,从双币种信贷到汇率形成机制自发性改革,以及从债券市场到股票市场的全方位融合。在这一过程中需要解决三个核心问题:“一价定律”下的游资套利问题,两个债券和资本市场以谁为主的问题,香港债券和股票市场对广东的战略中心问题以及是逐岛、跃岛还是离岛的问题等。
粤港金融市场融合的理想状态是,依托香港做实做强深圳金融中心,让深圳成为中国除行政特许权外唯一的市场化金融资源集散地。此外,横琴岛离岸金融市场非常重要,全中国再也找不出这样一片土地,一定要用好这块土地。让横琴成为中国资本进入东南亚的地缘中转站,始终站在人民币国际化的产业链顶端。只要解决了人民币贸易结算的分散性和多币种产权交易市场构建等难题,横琴岛就能成为面向东南亚的“人民币区”核心交易载体,在中国形成唯一的离岸金融资源集散地。
政府应加快“草根金融”发展
未来十年中国金融和中国经济面临重大结构性变迁,目前的发展将决定中国是迎来黄金十年,还是重蹈日本旧辙。当前,中国面临经济热点的缺乏和产能过剩,将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实体经济的走弱,可能引发金融供给不足,M2的增速将较前两年下降,惜贷和不良资产双升将成为我们必须面临的问题。
广东金融在这种形势下,一定要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从学习型金融体系向探索型金融体系转变,不要去学习、拿来其他样板地区的金融制度,而是要积极探索适合本地区的金融体系。广东应该优化金融机制,更多为民营企业提供服务,助推产业升级,并发展服务贸易,实现进口替代,抢占在国内市场的独特地位。同时,广东要改变当前金融系统更多为有产者服务的导向,更加注重中低收入老百姓的金融回报,发展民营社区性金融中心,并借助中国金融触角必将向东南亚延伸的趋势,发挥地缘优势建好国际金融。
政府应加快“草根金融”发展,让低收入百姓也能享受财产性收入。我反感银行搞财富管理,富人有不用排队的特权。不管收入高低,老百姓都应有渠道享受金融服务,享受财产性收入,也即本次金交会提出的“民生金融”。而民生金融重点之一是发展“社区金融机构”。对低收入者要形成“底线支撑”,为中等收入者提供财务发展机会,让高收入者进入资本市场,参与产业资金链。
在降息背景下,富人和企业能以低成本融资去追求高收益,低收入群体却被“锁定”在利息泥潭里,可能会加剧贫富分化。事实上,低收入群体的金融服务长期被忽视:钱存在银行只能拿可怜的利息,跑不过物价和房价的飙涨,也无缘银行推出的资产管理、理财服务;有点余钱投入股市、基金,却没有相应的风险承担能力,在当下市况中处境凶险。
各国草根金融发展从来不缺先例,德国的中央合作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等大银行在各地的网点十分发达,完全是围绕着这些客户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制作产品,他们的很多股东都是不折不扣的农民。
用金融来助推珠三角民营经济
时下实体经济出现“空心化”,缺少投资机会,这可谓是“后泡沫”时代,即前一轮炒过各种资产乃至商品,如今已经炒无可炒。央行日前调查报告显示,二季度贷款需求出现“断崖式”下跌。当前经济缺乏热点,同时又产能过剩,导致需求不足。经济正在“空挡滑行”,没有引擎助力,解决之道是为民营企业松绑。新的增长点不是新兴产业而是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才是权责对称的,企业家天然有追逐利润、规避风险的动机。政府在这方面不会比企业家做得更好。
在佛山、珠海以及汕潮揭等诸多地区繁荣发展的民营经济正是下一轮新的经济增长点的来源,政府应当引导金融机构的信贷资源向着具有转型升级能力的企业倾斜,并对积极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机构予以奖励,同时也要充分考虑到产业转型的风险,发展多元的金融机构,做大产权市场,信托市场,发展PE、VC,让它们进入商业银行无法承担风险的领域。而大量地方性金融机构的繁荣则可以根据这些企业的特点开发出更多具有针对性的产品,从而有针对性地解决企业所遇到的问题。
尤其重要的是,要通过金融助推民营企业的发展,更应引导民营经济的发展,逐步深入金融领域,通过市场化手段,让买卖双方自负风险,这可能会让我们的金融市场更加健康。一旦迈过这个坎,广东经济乃至中国经济必将迎来又一个“崛起的十年”。
作者系广东金融学院院长,曾参与广东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的编制。本报记者陈无诤、特约记者罗曼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