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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龙:关注留守和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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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0日,中国人口宣传教育中心等部门的《2012年中国家庭幸福感热点问题调查》显示,农民工、留守妇女和留守儿童的家庭幸福感综合评分最低。由此可见,农民工外出所带来的不仅是留守儿童监护缺失或不力的问题,还是影响其家庭幸福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专家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家庭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家庭教育开展得好不好,是关系到整个民族素质能不能得到提高的大问题。

这种家庭教育、引导、管理上的缺少,也使得大量流动儿童处于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游走于城市边缘。近年来,农民工子女家庭教育方面频频暴露问题,影响着农民工子女尤其是随迁子女的健康成长。

基于此,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王大龙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孩子健康成长需要父爱和母爱的融合,互为补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留守儿童实际遭到的是一种冷暴力,或者是父母疏于照顾;流动儿童亦如此,这已经构成了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亟待解决。

《中关村》:生养分离随着城市移民的涌入变得越来越普遍,这一问题带来哪些后果?您怎么看待这一问题?留守儿童的心理发育存在哪些问题?

王大龙: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出现是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附属物。大批的农民工到城市里,部分儿童被留在农村家里,成为留守儿童;另一部分被父母带出来,成为流动儿童。根据全国妇联的最新统计,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的数量分别为6200万和2800万。其中,留守儿童占农村儿童总量的37%以上,占全国儿童总数的21.8%。

生养分离带来的问题很严重。尤其是孩子过了哺乳期,父母离开所造成的问题更严重,这些孩子的生理和心理需求都得不到满足。孩子缺乏对父母的依赖感和安全感,将直接影响他的心理成长。

如果母亲性格强硬,动作粗糙或情绪不好,经常让孩子处于饥、渴、冷、湿等不安状态,或不愿亲自陪伴孩子,把孩子放在别处寄养,甚至虐待孩子,孩子就可能很难与人形成良好的依恋,心理发展迟缓甚至出现自闭现象。有的孩子在成长中慢慢形成边缘型人格障碍或自恋型人格障碍等。

有一项研究显示,从小不跟父母在一起的孩子,到了成年时生病(心理和生理疾病)的情况特别多。最麻烦的情况是,生下来过了哺乳期以后,母亲就离开了。因为孩子在学说话的阶段,只认一种语言,心理学上称之为“妈妈语”。全世界的妈妈语都是一样的。美国科学家做过研究,将各国的母亲对孩子所说的语言录音后发现,妈妈语的声调是一样的。

儿童言语发展最重要的时期是从1岁到3岁之间。这一时期,母亲不在身边,其他监护人照顾孩子,儿童言语发展就会出现障碍。上幼儿园之后,或表现为一种听力的障碍,听不懂别人说话;或表现为一种言语的障碍,说不出完整的句子;更严重的表现为阅读障碍,他听不懂别人说话,自己表达也不清楚。这是母亲和孩子早期分离的严重后果之一。

留守儿童丧失了父母与孩子建立亲密关系的机会。孩子直到成年期,可能会表现出不易与别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孩子在幼儿和儿童期,需要父母的接纳、喜欢、拥抱和躯体的抚慰,特别是精神上的关爱。离开了父母,留守儿童没有和父母形成安全、温暖的亲子关系,这样的孩子,脸上比较呆滞,不活泼,缺少自信和自尊。长此以往,会改变孩子大脑的正常功能。

调查显示,母亲外出、单独与父亲一起居住的留守儿童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5.12%;父亲外出、单独与母亲,或与母亲和祖父母一起居住的,未按规定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分别是3.13%和3.11%。留守儿童在进入初中阶段以后,辍学率呈上升趋势。14周岁留守儿童的在校率仅为88%。有些留守儿童逃学或辍学后,学校得不到家庭的配合,复学率很低。

一个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是,留守儿童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在同龄儿童犯罪当中,留守儿童犯罪是其他儿童的三倍。其中还有一个比较独特的事实是,很多孩子既是留守儿童,又是单亲家庭孩子,父母不在一个地方打工,婚外情和离婚比例非常高,他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爱很少。有的父母不太懂得与孩子情感交流,回家就是买些好衣服和好玩具,在心灵抚慰方面,做得不尽如人意。

另外,由于缺少监护和安全自护教育,留守、流动儿童还极易成为不法分子侵害的高危人群。其中,男童多为被拐卖对象,女童多为犯的目标。据公安部门统计,在被拐卖儿童群体中,居第一位的是流动儿童,居第二位的是留守儿童。北京市法院、检察院近日提供的统计数据显示,儿童遭受害的案件数量明显增多,且被害人年龄呈现低龄化、受害次数高频化的特点。

《中关村》: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现状是怎样的?除父母之外的其他监护人对孩子的家庭教育有哪些局限性?

王大龙:一个和谐的家庭,有父母和父母的双亲,孩子的心理发育通常会很健康,身体发育良好,大脑认知能力也很强。而一切不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极易造成孩子大脑的失调。例如,父母有过离婚、吵架、酗酒、犯罪等行为,或者孩子曾经受过害、有过被虐待的经历,尤其是有一段时期父母完全离开,孩子在家留守的情形,这样的伤害会造成孩子大脑发育的延迟。大脑异常会使得孩子出现多重人格障碍,包括抑郁症或自闭症。

如果监护人文化水平比较低,不会表达感情和交流,这个孩子就不愿意交流,更不会与别人交流。留守儿童看到其他孩子与父母在一起,就会产生自卑感。

而自卑的孩子缺少自信,他们不知道如何去交友或恋爱,做事情有心理障碍,这种困惑从青春期一直伴随到他的成年期,最典型的便是抑郁症。如果农村的爷爷奶奶文化程度不高,监护者的抚育技能缺失,不知道如何教育和关爱留守儿童,恰好父母打工挣得钱比较多,监护人就会做出溺爱的举动。恰恰是农村最容易出现这种隔代的溺爱。因为监护人有了钱就会花在孙子孙女身上,他们又没条件用于精神文化教育,不了解孩子的感受和想法,就不能给孩子亲情,也不能给予指导孩子的心理问题,更不懂得如何培养孩子生活上的好习惯。这种家庭下长大的孩子多少会有些心理问题难以排解。

流动儿童的问题在于,虽然跟父母在一起,但父母工作忙,没时间关照孩子的家庭教育;其次,住房拥挤,孩子学习没有好的环境。这种孩子的大脑也容易受到损伤,我们称之为经济贫困、住房拥挤的一种虐待。留守儿童受虐待的表现是有一种被遗弃感。他觉得父母不爱他了,把他扔在这里,自己出去了,我们称之为冷暴力。冷暴力对孩子正常情感的发展也是有伤害的,父母跟孩子交流通常是简单、粗暴的。这种情况下,孩子心理的创伤也很重。

《中关村》:父母该如何对待孩子的教育问题?

王大龙:一个农民工子弟学校老师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父亲天天早早地去打工,晚上很晚回来,有一天孩子说要告诉爸爸一件事,爸爸却说上班时间快到了,就急匆匆走了。到了晚上,爸爸回来发现孩子已经睡着了,爸爸心里有些愧疚。第二天一早爸爸把孩子叫起来,问孩子想说什么事情,孩子说他把存钱罐打碎了,拿出零钱来买爸爸一天的时间,带他出去玩。爸爸眼泪倏地下来了。这个事情说明,孩子非常渴望父母的爱。不管是留守儿童还是流动儿童,他们最缺少的是父母的关爱,特别是心理的关爱。有时爸爸妈妈的一个亲吻或拥抱,抚摸在孩子身上就是一股暖流,而很多留守儿童享受不到这种感觉。

这些孩子最需要的是来自父母的抚摸和爱护。美国一位科学家发现,美国做实验的白鼠寿命,比日本做实验白鼠寿命要少几百天。后来经过观察,他们发现,日本科学家在清理白鼠笼子时,会把白鼠抱在怀里,换到另外一个笼子里去。正是这种抚摸和拥抱增加了白鼠的寿命。温柔的拥抱和呵护可以延长生命,促进人的健康。

父亲或母亲一方照顾留守儿童的情况也不少。尤其是留守儿童缺失父爱的问题比较多。一个孩子健康成长需要父爱和母爱的融合,互为补充,不可或缺,不可替代。

心理学家麦克·文尼曾做过试验,一天与父亲接触不少于2个小时的孩子,和那些一个星期与父亲接触不到6个小时的孩子比,他们的人际关系更融洽,活动风格更开放并具有进取精神或者冒险性,更具有男子汉的气概。

80%的时间和母亲在一起,他们长大以后男孩子不知道怎么做男人。男人不知道怎么做男人,两性(婚姻)之间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男人就会变得无助,越来越像个长不大的大孩子。和单身母亲生活的男孩,只能模模糊糊摸索自己的男性身份。西方国家同性恋多,与男孩经历第一个危机时缺少积极的男性影响有关。

曾经有一位山东农村家长跟我说,他特别想教育孩子,但是没时间。我说,一个人心在哪里,时间就在哪里。父亲一定要多花时间和孩子在一起,不和孩子在一起,怎么了解孩子心里想什么、需要什么。孩子很聪明,如果你敷衍他,孩子能够看穿你的虚伪和对他的敷衍。

另外,父亲的阅读量直接影响孩子的学习成绩。一项科学研究发现,孩子的学习成绩和父亲的阅读量成正比。如果单是父亲抚养孩子,缺少母亲的话,情况就更严重了。因为母亲是孩子最重要的依恋对象。从母亲那里,孩子可以获得到舒适和安全感。母亲是安全和温暖的来源,父亲更多的是孩子在游戏或运动当中的榜样。父亲可以和孩子在运动中肢体接触交流。这就是学步的孩子会寻找爸爸的原因。

《中关村》:如何让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不流于形式?

王大龙:我认为有一个问题亟待解决。不久前,我参加全国妇联的关爱童年活动,目前针对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收效甚微,有些人甚至想用学校、老师的爱来代替母爱。想起“最美乡村教师”说过的话,他可以对孩子关心,但是他代替不了母爱。

我给妇联提了建议,现在国内有各种类型的基金会,好像都在关注留守儿童,但是关注半天多是刮一阵风,搞一个活动,活动结束,关注就随之消失了。真正对解决;留守儿童家庭教育问题只是蜻蜓点水,这是一种碎片化的解决办法。有些机构赠给学校一些教具,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国家能否集中财力,让孩子父母能够至少在3岁以前,特别是母亲,与孩子生活在一起。我们在山东搞了一场活动名为“呼唤母亲回来”。但这不是民间能够解决的问题,呼唤半天有的母亲很感动,哭着说表示愿意回来。但是回来待了一两个月,生活上的负担很重,无奈又跑出去打工了。

中国能否借鉴国外的做法,把钱补助给母亲,在留守儿童比较集中的四川、江西、贵州等省,让母亲留在孩子身边陪伴他走过0到3岁,在这一期间,政府每月给母亲补贴800-1000元。这样做至少解决了幼儿期生养分离的问题。

另外,我们在农村建一些幼儿园,接纳3-6岁的留守儿童,由学校来弥补缺失的父母的爱。我得到的答复是这个办法可行。

《中关村》:如何构建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社会机制和文化氛围?

王大龙:调查显示,无论是留守儿童的户籍所在地政府,还是流动儿童流入地政府,大多没能把留守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列入议事日程,没有成立相应的管理与指导服务机构,没有制定相关的政策措施,没有形成家庭、学校、社区紧密配合、协调一致的指导服务体系与网络。

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够完善,只强调父母具有监护责任,但缺少监督与干预方面的法律规定,农民工劳动时间长、休假时间少,与子女共处的时间短,在履行监护职责上缺少政策性的支持。

在学校举办的家长学校里,缺席的往往是留守流动儿童的家长和监护人,留守流动儿童的父母也很少主动与学校联系沟通、了解孩子学业发展的情况。如何通过家校合作,加强对留守流动儿童家长和监护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在一些留守流动儿童居住集中的地方,关爱服务工作正在步入社区和村庄。留守流动儿童活动之家、托管中心正在建立,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文化站、少年宫、校外活动基地等社会机构也在留守流动儿童关爱工程中发挥作用。然而,社区家庭教育的阵地建设比较薄弱,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还为数不多。

对待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我们是有法可依的,这个依据就是全世界各国都应该遵循的联合国儿童公约。保护孩子生来就具备的这些权利,受教育、抚养,不该存在爱的缺失和疏于照顾。中国是《联合国儿童保护公约》签署国,《公约》强调了两个重点:

第一,要保护儿童的权利。儿童不能遭受到暴力、冷漠,不能疏于照顾,不能受到剥削。现在,留守儿童遭受的是一种冷暴力,或是父母疏于照顾。流动儿童也有这个问题。

2012年11月16日,贵州毕节发生了五个流浪儿童闷死在垃圾箱里的事件。其中一个流浪儿童的亲属对记者说,弟弟弟媳委托他代管孩子,他有七个孙子,照顾不过来。孩子离家出走后,他给弟弟弟媳打电话,弟弟说管不住就别管了,管他是死是活。这是典型的冷漠和疏于照顾。

近期《今日说法》栏目,接连几天讲述的都是留守儿童造成的社会问题。一个典型案件是吉林女子监狱与十多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判刑,这些花季少女中的大多数是留守儿童,来自于单亲家庭。另一个案件发生在四川岳池,孩子的父母在外打工,他从小跟着奶奶生活,家里很贫穷,有什么好吃的他都给奶奶吃。后来他打游戏机,花了一百元钱,为了给奶奶补缺,他就去一个小卖店偷东西,结果小卖店主人睡在那里,他就杀死了这个人。这个孩子16岁,一脸稚气,他出生一个月后父母就离开了,奶奶将他从小养到大。他和父母只见过15次面,奶奶说,他的父母就知道挣钱,孩子从小跟她相依为命,她也不懂得怎么教育他,最终惨剧发生。这都是典型的留守儿童缺少爱和监护的例子。

第二,要提高流动、留守儿童的父母的家庭教育的认识和素质。《公约》强调,父母要了解孩子的想法,要给予孩子温情,包括从生活上、精神上、心理上,培养他好的生活习惯等。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专业委员会在潍坊教育局的支持下把所有的农村父母集中在一起,做了有关家庭教育的讲座,只是唤醒父母的家庭教育意识,真正要见成效要花很多功夫。针对北京一些农民工家庭,我们也举办了讲座,包括如何预防女童犯等。我们要解决留守儿童和流动儿童家长教育意识淡漠和素养不高的问题,需要从妇联或教育部门着手做。流动儿童的家庭教育,可以通过农民工子弟学校,做家长的家庭教育。但是留守儿童的家长教育,通过哪些部门做,应该通过企业来集中给他们讲讲家庭教育的弥补措施,也不失为一个好的办法。

《中关村》:我们是否要从中国传统教育中汲取一些精华?

王大龙:古代或近现代也有很多类似的例子。那个年代最重要的沟通手段是书信往来,但现在很少有农民工家长给孩子写信,更多的是打电话问问冷暖。打电话沟通过程中是问成绩训斥孩子,还是先听听孩子心里的话,效果都是不同的。学会倾听也是家庭教育的一大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