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一族”何时不再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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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漂一族”这一词汇形象地描绘了自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中形成的某一社会群体，反映了这一社会群体所具有的某种重要特征，其中包含了对其浪漫的辛酸情节的描写。

“漂一族”为何“漂”

“漂一族”主要是指具有某种专业特长和文化水平的非农人口从原居住地迁徙到“所漂地”，致力于融入“所漂地”，并祈望获取“所漂地”的法律认同和文化认同的群体。

产生“漂一族”现象的原因很多，但从个体的行为选择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考量，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两个方面。

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包括我国社会的不平衡发展、核心发达城市的内聚力及其文化氛围和文明程度等。无论是对于“北漂”、“海漂”还是“南漂”，这些“漂一族”都有着一个比较确定的目标，就是他们都向往所漂泊城市，并试图融入到这些城市。而目标的确定则是由于这些城市在经济、文化具有与他们自己原有的居住地所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在这种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态下，“漂一族”往往倾向于选择可能为他们提供更为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的地方，从而使得这些漂泊者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地。

制度环境的影响。制度环境包括全国性的立法、行政法规及其相关政策，也包括地方性的立法、地方法规及相关政策的完善程度及其救济的完善程度。但其核心是以户口制度为中心所形成的福利及社会保障等制度。一个发达地区提供的发展空间固然是“漂一族”漂流的重要理由，但也会考虑到法律、法规对其人身、财产安全的保障情况。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以户籍为中心的相关制度对这些漂泊者而言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漂一族”引发的问题多多

事实上，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加速，“漂一族”的队伍逐渐庞大，从而引发了诸多的问题，主要可以归为三个大的方面。

从社会流动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讲，“漂一族”的过快发展可能导致区域间的发展进一步的不平衡。由于地域间的先天差距等因素影响，我国地区间存在较大的贫富差距，要改变这种状况，欠发达地区对人才有很高的需求，而“漂一族”则倾向于即使在大城市生存艰难也不愿离开的生活原则，如这种现象普遍化将导致“漂一族”原住所地人才的枯竭，形成“所漂地”对“漂一族”原住所地最致命的人才“剥夺”，中国地区间、城乡间在发展上的差距不能得到有效的改善。

从社会流动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来讲，“漂一族”的过快发展尤其是当前“漂一族”从曾经以谋发展为目标转向求生存为目标时，无疑给“所漂地”社会稳定带来巨大压力。一般而言，城市发展速度与城市对外来人口的开放或需求程度成正比，这里所指的外来人口更主要是以智力劳动为主的“漂一族”，而不是指农村进城的外来务工人员。但“漂一族”又与农村进城的外来务工人员一样属于城市主体边缘化的外来人口，在现有体制下他们不能分享城市居民的相关福利待遇或政策性的扶助。同时，城市在对这些日益庞大的“漂一族”管理上也面临巨大挑战。

从社会流动与制度环境来讲，“漂一族”发展得过快，也容易催生制度困境和法律难题。“漂一族”以融入并获得“所漂地”法律认同和文化认同为目标，其不仅对现有的户籍制度提出了挑战，同时对以户籍制度为核心的地方福利及其社会保障等制度提出挑战。除此之外，“漂一族”在“所漂地”的生存过程中所遇到的法律问题也值得关注，其中一部分可以通过现有的法律加以解决，但也存在许多法律的难题。比如当前比较关注的“群租”现象集中体现了“漂一族”引发的法律困境。

如何维护“漂一族”权益

面对“漂一族”可能引发诸多的社会问题，我们应该理性对待，而不能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首先，要对“漂一族”现象做社会学的研究，从而真正了解、科学地把握“漂一族”。我们必须深入地了解“漂一族”这一群体自身产生的原因、具体分布、族群关系、不同阶段的发展状况，研究“漂一族”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其中包括与原住所地的发展关系、与“所漂地”的发展关系等。

第二，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合理导向“漂一族”的社会流动。由于国家对“漂一族”缺乏应有的了解，难以引导“漂一族”合理的社会流动，这不仅容易造成人力资源的浪费，加剧地区间不平衡发展，并引发更多的其它社会问题。尤其是当前“漂一族”从曾经以谋发展为目标转向求生存为目标时，大学生求职群体逐渐成为“漂一族”的主体。某种程度上造成欠发达地区“引不进人”、“留不住人”，而发达地区却“人才泛滥”的局面。合理分流不仅要保障区域间的双向流动，更要减少“漂一族”的盲目流动，这就需要对“漂一族”作科学的评估，使“漂一族”能作出理性的选择。

第三，以现有制度为基础，调整相关公共政策，推进制度的理性变革。我们要鼓励青年学子到中国相对欠发达地区去发展，制定有利于他们发展的制度和政策，推动社会人才流动的良性运转。同时在户籍制度等方面固然隐含着我国国家与地方分税制度为基础的福利、社会保障等相关制度，但为推进不同区域间的资源共享，有必要创设某些具有弹性的社会制度，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范围。

第四，进一步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漂一族”现象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需要公共政策的调整，更需要法律的支撑。法律要有效地实现对社会的规范作用，就必须使自身的立法行为具有超前性，比如“漂一族”现象带来的“漂一族群”求职过盛，导致“天之骄子贱卖与沦落”，“漂一族”的社会治理、“漂一族”的“群租”现象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法律对劳资关系、房租租赁关系加以正确的定位调整，那么就可以把可能引发的社会矛盾有效的化解，从而很好的解决“漂一族”引发的社会问题。（作者分别系华东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导；上海大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