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吟的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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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打开电视，恰好是薛伟的访谈。正进行到一半，主持人穷追不舍地打听他那把名琴“斯特拉底瓦里”的真实身价。在几次拐弯抹角的追问之后，薛伟做了个欲言又止的表情，然后说：“还是不能告诉你。”我一下子就被逗乐了。薛伟在表达上真有那么一套，就像听他拉小提琴，婉转迂回，还用不上你寻根刨底，就已经被这过程陶醉了。

直到访谈结束，那位执着的主持人也没能如愿以偿。观众唯一知道的，就是他的那个问题：“据说，你这把小提琴价值超过千万？” 其实薛伟知道，到底值不值千万，说不说都无所谓——既然大家的热情在这里，那就让它保持着吧。

看过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对于一位好的剑客，去掉手中的剑来谈论他的武功，和去掉他的武功去论剑，都是索然无味的事情。这句话换到一个音乐家身上，恐怕也没有大错。“越是好的演奏家，对音乐的想象力越丰富，色彩刻画越细腻，层次越丰富，也就越需要一把好乐器体现这种变化。当然这并不是说有了好乐器就能突飞猛进，而是好的乐器能挖掘演奏家的潜能。如果只是一个提琴师，给他再好的琴也不可能发现这种色彩。”薛伟这样说起他和他的名琴——“我在了解、挖掘我的琴，我的琴也在了解、挖掘我。人和琴之间有一种缘分，并不是任何一把好琴都适合任何一个优秀的演奏家。”

所以，要真正了解那把制作于1722年的“斯特拉底瓦里”，当然只有一个途径，那就是听薛伟的音乐。如果你只想知道薛伟作为一个小提琴家的大概，那并不是件难事——薛伟，8岁开始学习小提琴，14岁考入上海音乐学院附中，19岁考入中央音乐学院。1986年，薛伟在莫斯科赢取了第八届国际柴可夫斯基小提琴大赛银奖，仅仅两星期后，他返回伦敦参加了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大赛，赢得金奖并囊括了其他所有奖项，包括奏鸣曲演奏奖、乐团奖和观众奖。当时，《每日邮报》这样评论说：“如果薛伟得不到首奖的话，Barbican音乐厅可能就会发生暴乱。”同年他又获得英国青年独奏家年奖，创下有史以来中国人在世界音乐大赛中夺得最高最多奖项的记录。1989年，年仅26岁的他被英国皇家音乐学院聘为教授，成为该院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教授。

他曾为ASV、RCA、雨果、BMG（Elite）、EMI等唱片公司灌录了大量唱片，获得过“美国唱片月奖”头名、英国“古典唱片奖”、香港“CD天地唱片月奖”头奖，也曾经同帕瓦罗蒂等4名艺术大师共获“大不列颠古典音乐家最佳唱片奖”提名。

这样的介绍足以成就一次商业演出，但这显然不是一个完整的薛伟。

两秒钟的游戏

见到薛伟那天，北京正在下大雪。这是一个适合躲在房间里听音乐小品的天气，交谈也从他喜欢的小品开始。

“我喜欢小品，因为其中有很多弦乐演奏的精华部分。我也录过很多协奏曲这样的大作品，获得了很多唱片指南不俗的评价。演奏大作品就像读一部长篇小说，作品的结构、铺垫、过程本身就会形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即使一个才华、能力不是最高的人，只要有一定的音乐修养，他也能演绎得比较好。英国人经常讲——让音乐自己说话。作品有的时候会起到这样的作用。但小作品就不完全如此，小作品给音乐家的空间非常有限，要在很短的时间里演奏出一个完整的、立体的表现形式，你就得有很敏锐的感受力和非常丰富的表现手法。一般人演奏小品，只能把一样东西讲清楚，比如一个舞曲，他能够演奏得很正确，就是一个舞曲节奏——嘣嚓嚓……嘣嚓擦，这样的节奏只要是一个对音乐有点知觉的人类都能拉，哪怕是印度的眼镜蛇都能跟着这个节奏跳舞。演奏《辛德勒的名单》，人人都可以演奏得很悲伤，但是一个好的演奏家不是只会把音乐中的一个层次、一种特性解释出来，而是会开拓、挖掘各种空间。同一首舞曲也会有各种姿态，它有时候可能是群舞，有时候可能是一个少女脚尖的芭蕾舞，还有时候可能是两个人的合舞。这样一来，一个曲子带给人的回味空间也就大得多。”

薛伟是个很懂得讲话艺术的人，他会在适时的场合讲最适时的话。但是一旦谈到音乐，他只会一种语言，那就是最直率的语言。他会不顾大众的感受说，享誉全球的帕尔曼是非常成功的音乐家，他掌握的曲目广泛，录唱片的量大，但要论小提琴大师、艺术家，他还不属于那个范畴。他也会直接地告诉你，他的弟子陈美是个出色的流行乐手，但她不过是个二流、三流的演奏家。“音乐有时候就像演戏，有的人演悲伤，他就只会哭，哭得一塌糊涂，连台词也说不清楚。有的演奏家就不一样，他的悲可能是有很多层次的悲，痛苦，伤感，中间或许也有对幸福的渴望，偶尔还会有一丝光明照射进来。这一点对当前的年轻演奏家来讲特别缺乏。现在的音乐氛围不是最健康的氛围，观众也不是最善于体会的观众。因此艺术家需要用很夸张的手法去演奏，去讨好观众，所以，你到了音乐厅不知道是‘看’他好还是‘听’他好。”

对很多人来讲，音乐只是一种娱乐，是一种茶余饭后的消遣，他可以不痛不痒地说“音乐上没有好坏之分，只有不同”。但对于从事小提琴演奏三十多年的薛伟来说，这是不可能的。“一个真诚对待艺术的人，他的爱憎肯定是分明的，他的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于是，在有些人眼里，看似文静的薛伟是个狂妄的人。如果说一个人“狂妄”，就得看他有没有“狂妄”的资本，而薛伟的耳朵就是他的资本。他对自己的耳朵有足够的信心。听任何一部古典小提琴作品，只要两秒钟，他就知道是谁拉的音乐，即便是他很少听的演奏家也从不出错。这几乎也成了他的一个游戏，而且屡试不爽。有一次，他一个朋友在车上拿出一张普罗科菲耶夫小提琴协奏曲的录音放，薛伟问：“谁演奏的？” “Oistrakh（奥伊斯特拉赫）。”朋友回答道。薛伟听了没两秒钟，说：“不是，是Stern （斯特恩）。如果是David Oistrakh，那只能说他进步了。我们拿出来看看。”拿出来一看，果然是Stren（斯特恩）。

热情与理性之间

没有一个小提琴家能够成为唯一的榜样，但其中的两位是薛伟最推崇的：海菲兹和斯特恩。“在Heifetz出现之前，很多小提琴家都享受着很惬意的生活，享受着荣誉和金钱，而当Heifetz出现的时候，这些人都变得好像没饭吃了。之前，大家会觉得一个艺术家只要把艺术做好就行了，在技术上有点漏洞都是可以原谅的。而Heifetz几乎是以一种完美无缺的姿态出现的，技术上让人目瞪口呆，对音乐的理解上又有独到之处。而Stern的音乐就像山人的画，音乐结束了气势还在延续。他面对那些具有伟大思想的作品，往往演奏得非常好。但每个人都有局限，他演奏有些作品的时候就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风格。一些在我看来应该轻松胜任的作品，他反而做得不怎么好。”

“再比如Henryk Szeryng（谢霖），演奏某一方面的作品非常优秀，他演奏的莫扎特就有一种贵族气息，这来自他的生活。没有这样的生活体验，他就不会对那种高贵的气质产生共鸣，没有共鸣他就没法把这气息传递给别人。”因此，薛伟绝对不会忘记自己在欧洲的生活经历。

1985年，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薛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伦敦市政厅音乐学院教授耶夫拉·尼曼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希望到英国学习的愿望。或许是在国内外的获奖经历帮助了他，两个星期之后他就收到了回信。尼曼教授在信里告诉薛伟，得到伦敦市长和Mid land 银行、Kleinwort Benson银行的支持，他赴伦敦学习的一切奖学金、生活费都已经办妥了。两个月之后，他登上了去往伦敦的飞机。

刚到伦敦，他并没有觉得有多少好学的，初出茅庐的他觉得自己已经很优秀了。然而，欧洲的生活潜移默化地改变着年轻的薛伟，不知不觉对他的生活和音乐产生了非常巨大的影响。“从一个不拘小节的国家，来到一个素不相识的见面都会说Good morning的地方，你就会懂得什么是优雅，也就会识别古典音乐中的很多细节。我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的时候，老师讲到莫扎特，就会说：他的音乐就像火山斜坡上的葡萄园，里面火热，外面冷静，他的音乐应该是朝气蓬勃的，不加修饰的。但这永远是抽象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什么样才叫朝气蓬勃——哪根手指应该直起来，哪根手指应该放下去。因为老师对莫扎特的音乐特性也根本不理解，他就没法明确地告诉你。等你对欧洲的生活熟悉了，你就可能发现它与音乐共通的地方。”在经过了一两年之后，终于，尼曼老师颇具思想的教导也被薛伟渐渐领悟。

年轻时的薛伟喜欢浪漫派的音乐，自我意识极强，无论演奏什么都恨不得印个自己的烙印上去。但是，他发现自己演出不了几次就很疲惫，感觉自己很快就被掏空了。“因为有时候浪漫派的音乐不需要太多的理性，有时候需要一点原始的冲动，而这样的冲动往往可以鱼目混珠，浑水摸鱼。但是演奏思想性强的东西，则是一个人综合素质的体现，靠简单的热情是经不起品味的。”随着年龄、阅历的增加，薛伟慢慢舍弃了所谓的自我。“一旦深入到作品中，每个人发现和体会到的东西都不同，诠释的角度也肯定有别。等完全放下自我意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的音乐语言丰富了很多，我可以站在各个角度诠释各个时代不同的作品。现在，我每次演出都很有新鲜感，感觉自己的音乐之泉源源不绝。”

只有音乐也乏味

薛伟热爱音乐，但他还是个理想主义者，他不期望自己成为一个职业音乐家。“这是很无奈的事情。你一旦做了职业音乐家，很多时候就会扼杀你对艺术的热爱。因为里面有很多不光明的东西。事业和艺术完全是两个概念，对唱片公司来说也一样。有些古典唱片只不过是卖曲目，是血淋淋的生意，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在伦敦的时候，就连EMI公司的人都曾经跟我说过：‘什么叫搞艺术啊！只要能赚钱，我们公司什么都干的。假如录和尚念经能赚钱，行，我们马上贴上EMI的牌子卖。’”薛伟经常会用近乎夸张的方式表达他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