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律师郭建梅:艰难而倔强的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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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家暴杀夫案当事人李彦奔走呼吁
都说铁肩担道义，可是郭建梅有一副柔弱的肩膀，而且还是个很感性的人，和她交谈，她会因同情受欺辱的当事人而眼泛泪花，说起行径时会火冒三丈，也会对自己的无力深深自责，但谈到对公益事业的憧憬她又会突然昂扬起来……她说“其实感性的人做不了律师，但理性的律师是永远做不了公益律师”。这么多年，她一直扶助社会底层的无力者前行。
最近，郭建梅和她的团队正忙于因家暴杀夫的李彦的案子。这个案子曾在网上轰动一时，李彦长期遭受家庭暴力，最后在不堪忍受又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用枪托打死丈夫。李彦被判处死刑，上诉后被四川省高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并移送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死刑复核程序。就在死刑结果已经基本成为事实的时候，当地的好心人告诉她的家人，去北京找郭建梅试试。
郭建梅立刻开始着手这个案子，并前往四川调查和取证，随着对案情的了解越深入她越震惊，这个案子并不是普通的家暴案，男方对李彦的暴力手段极其残忍，令人发指。在看守所，郭建梅见到了伤痕累累、并被打断一根手指的李彦。狱警之前告诉她，李彦在看守所表现很好，是个非常老实本份又善良的人，她们也对李彦的死刑判决表示有异议。
在李彦的讲述过程中，这个瘦弱而秀气的女人几次颤抖着讲不下去，丈夫生前几乎每天殴打她，轻则拳打脚踢、揪头发撞墙，她的头发曾被大片大片揪掉；重则用棍子打、烟头烫，尤其在过性生活时，必须用烟头烫、用棍子打得鲜血淋淋他才能满足。
街坊邻居也都知道李彦所遭受的暴行，但鉴于男方是当地一霸，都敢怒不敢言。郭建梅临走时，他们集体为李彦写了见证书，并一一按上手印。带着沉甸甸的证据离开时，郭建梅心情沉重，她要不惜一切努力去挽救李彦的生命。“李彦杀夫情节恶劣，但罪不至死。”回到北京后，郭建梅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了厚厚的公函，并在网上发出“对李彦因反抗家暴而杀人一案，紧急呼吁最高人民法院刀下留人”的呼吁书，征集社会各界为李彦签名。短短三天时间，几百名律师签名响应，此外这件事也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多个国家的司法机构和等人权组织纷纷向最高院呼吁免于李彦死刑。
错综的案子、被的当事人……在郭建梅做公益律师的十八年来，见到的太多了。
别人的尊严成了我的责任
本来，郭建梅可以过衣食无忧、平静安宁的日子。但是，当年她从贫困乡村走出来考上了北大，在勤奋刻苦中感受到，“容易”，绝对不是该庆幸的事，“难”，可以是生命里幸福的开始。
她说，做公益律师这十八年，始终是幸福与痛苦并行。这一切，只因为她放弃了“铁饭碗”，选择了一条艰难的公益律师之路。
郭建梅198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1995年，在《中国律师》杂志社担任主编助理时她参加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当各国的女律师们讨论着共同关注的话题——妇女权利时，她被深深地打动了，她发现自己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坐标。三个月后，郭建梅辞去了杂志社的工作，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专门为妇女提供法律援助的公益性民间组织——北大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
从决定走公益律师这条路起，郭建梅就知道这条路会充满荆棘，但没有想到会如此的艰难。1995年她作为公益律师打第一场官司时，法官甚至没有给她宣读词的机会，判决书被轻蔑地扔到地上，一场证据确凿本应胜诉的案件就这样败诉了，因为法官觉得她不是一名真正的律师，否则怎么会为这样一个浑身散发着臭气、一只眼睛还在化脓的当事人打官司。
“不光是法官，周围的很多人也都有这样的看法，觉得我们是能力不够，没有案源才会去做公益律师。其实我们中心很多律师是北大、人大法学院的高材生。人们的不理解让我倍感压力，非常痛苦。”白眼和冷漠让郭建梅和她的团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除此之外，他们还经常会遇到人身威胁。在河南某农村，当郭建梅和同事来到区政府要求为出嫁女土地赔偿立案时，一百多号手持棍棒的村民聚集在外面，人群围拢过来，有人抓住郭建梅的胳膊，瘦小的郭建梅大声呵斥：“我看你们谁敢动手，你们这是知法犯法！”彪形大汉们怔住了，不自觉地退后几步，“我们当时都忘记害怕了，只觉得非常气愤，他们最终没敢动手，这样的事后来在其他地方也发生过，最后都是他们退缩了，我们相信正义是能够战胜邪恶的。”郭建梅的声音很平静。
压力太大了。中心成立五年的时候，郭建梅患上了中度抑郁症，开始时她并不知道这是一种病，只是那段时间不想见人，会没来由地大哭，不管在办公室、家里，还是回家路上。
刘震云和女儿带着她去了千岛湖，坐在沙滩上她又开始流泪，吓得女儿紧紧地抱住妈妈。刘震云觉得不能理解，“有什么可抑郁的？我的稿子被打回来那么多次也没抑郁呀。”他又打电话向崔永元求助，崔永元“教育”了一通刘震云后，让郭建梅接电话，“别怕，咱是病人，他就得让着咱。”
开会时说着说着郭建梅又开始流眼泪，大家都安慰她，只有吴青老师站起来，“郭建梅，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谁也没逼你，干不了你就回家去！你好好想想，你是谁，你要做什么！”这话让郭建梅认真思索了好久。她还是坚持了下来。
芬必得的公益广告上，郭建梅独自一人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公益律师这条路不好走，我却走了十二年。”拍广告的一百万报酬郭建梅分文未取，给中心买了一辆车，律师们办案和出庭的时候可以不用挤公交了，剩下的用于中心的日常运营。
在郭建梅五十岁生日那天，中心的会议室桌上摆着一个大大的蛋糕，同事们都等着为她庆祝，她却接到一纸通知：北大法学院宣布将中心撤销。共同战斗了十五年之后，母校也离她而去。同事们可爱的笑脸和祝福终于把她弄哭了，他们说，郭姐，我们会永远和你走下去。
北大法律系同学聚会，酒店外停的是凯迪拉克和大奔。毕业二十多年，当年踌躇满志的同学们都已跨入社会的精英阶层，有人身居中国司法界高位，有人做商业律师身价千万，“郭建梅你怎么还在做这个啊？”她淡然微笑，“你们不要讥笑我就好了。”今天，她可以平静地说：“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我的任务、使命。当然没有人让你担当这个使命，这是我给自己加的，说起来我也不怕你们笑话，我觉得自己就是为《公益法》而生的。我喜欢这个别人看起来是个苦行僧的工作，我感觉到特别丰富，我只能做这个，别的做不了。”
回报的幸福是沉甸甸的
公益律师们的付出终于得到了沉甸甸的幸福作为回报。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西把栅乡沙梁村，28位出嫁女终于拿到了一千多万的土地赔偿款，她们抱着郭建梅失声痛哭。这场官司前后历经5年，为了要求与其他村民享受同等的土地赔偿待遇，她们曾以多种方式维权但最终败诉，就在她们陷入绝境中时，郭建梅的团队免费为她们提供了法律援助，最终赢得了诉讼，此案已被收入最高人民法院“案例审判指导手册”。
2011年3月8日，郭建梅获得国际妇女勇气奖，由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主持颁奖仪式，并邀请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作为特别嘉宾参加。国际妇女勇气奖始创于2007年，表彰每一位获奖女性甘于冒个人危险为伸张社会正义和争取妇女权益而表现出的勇气。在此之前，她曾与全球千名杰出妇女共获诺贝尔和平奖集体提名，在华盛顿肯尼迪中心接受过“2007年全球女性领导者”奖章，获得“2009年度波伏娃女权奖”，并被最高人民检察院主办的正义网评为“中国十大正义人物”之一。
郭建梅说，这些荣誉属于她的团队，“公益事业确实是一个苦与乐的事业，一方面你要面对很多来自社会的压力和误解，甚至是人身威胁，另一方面你作为一名普通的律师，带给了这个世界光明与希望，带给弱势群体力量与幸福。我觉得我们的团队是最可爱的，他们没有怨言，默默承受，非常了不起。”
刘震云说郭建梅“伟大”，不是夫妻间的戏言，他是真理解她才会这么说。他说，公益律师是一个要一直与弱者穷人站在一起的职业，只有同情心与事业心是不够支撑的。郭建梅因为有个精神上的榜样特瑞莎修女，这种偶像的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着她坚持下来。
郭建梅的手机里存着很多刘震云发给她的短信，其中一条是这样的，“有我和妞妞支持你，怕它个鸟。”那是有一年她的工作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变故，刘震云在外出差发来短信安慰她，虽然简短，但充满温情。
刚结婚的时候，他们的日子很清贫。那时刘震云毕业分到了《农民日报》社，几个人住在一个特别破的宿舍里，挨着厕所。郭建梅当时还没有毕业，一个周末她去看刘震云，他们买了个西瓜去刘震云办公室吃，刚把瓜切开就被赶了出来，人家说这不是吃西瓜的地方。他们一人拿着半个瓜出了办公室坐在马路边上，郭建梅的眼泪就流了下来，觉得北京这么大，我们连个立锥之地都没有。结婚好几年他们一直各住各的宿舍，后来分了一间小房，只能放下一张床。郭建梅说，拍完《一地鸡毛》以后，冯小刚给了刘震云两万块钱，当时他们觉得那笔钱真多呀。
在家里，两人在一起的休闲方式是最普通的下跳棋、军棋。有一阵子喜欢上了打牌，争上游，一盘一百块钱，没多久，在账本上刘震云已经输掉一万多块钱了。在家里，他们通常不谈彼此的工作，郭建梅不太清楚刘震云在写些什么，刘震云对她的工作有一点了解，但也不是太多。他们希望两个人保持各自独立。
郭建梅说，A型血加双鱼座，导致了自己悲天悯人又执着的个性。生活中，她不愿意凭借丈夫的名气做一个小鸟依人的女人，她觉得夫妻两人应该是独立而都有力量的。不把工作带回家是她的原则，但是在陷入困境时，“喜欢和农民做兄弟”的刘震云却总是能让她感受到温情和力量，家庭成为她最有力的支撑。
平时郭建梅很少逛街，有空的时候，她宁愿和同事们去唱歌，虽然一般她都是听众。压力大的时候，她也会约几个女性朋友去酒吧喝酒聊天。女儿现在在美国读导演专业研究生，因为她假期时常跟着爸爸和冯小刚跑片场，喜欢上了拍电影。
郭建梅说，当初选择公益律师这条路时，除了丈夫，周围没有一个人同意。包括自己的哥哥，他是一名法官。他们都觉得她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真是疯了。但她自己考虑得很清楚，当时也想到会有很多困难。“但说实在的，这条路比我当初设想的要难上十倍不止。我常说我们的工作就像个垃圾桶，所有的社会阴暗面：、司法不公、黑恶势力、官官相护……在办案中都会遇到，但我不后悔。现在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会选这条路。因为关注中国民主法制的发展，关注公益法事业的意义和价值，这是一个法律人应当担负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