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河仓城址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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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敦煌大方盘城（昌安仓）被斯坦因定名为河仓城。后来李正宇先生了斯坦因的谬说，才由敦煌市博物馆开始寻找真正的河仓城。2005年七八月间，敦煌市博物馆在玉门都尉府以西的榆树泉盆地发现了一座古城，其位置、规模、保存现状，与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中有关河仓城的记载是一致的。本文就2005年发现的古城为河仓城作一考述。
关键词：敦煌；河仓城；城址考
中图分类号：K877.45；K8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3）06-0086-07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Site of
Hecang Fortress in Dunhuang
LI Yanyun
（Dunhuang Museum， Dunhuang， Gansu 736200）
Abstract： Since the Dangfangpan city in Dunhuang was identified as the Hecang city by Aurel Stein， the real Hecang city gradually faded out of people’s sight. Later， Mr. Li Zhengyu corrected this error made by Stein， and the Dunhuang Museum began to search for the real site of Hecang. In July-August 2005， an ancient city site was found by the Dunhuang Museum in the basin of the Yulinquan extending west to the Yumen. This sit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records in various Dunhuang documents about Hecang in location， size， and preservation condition. This paper aims to explain why it should be identified as the site of the real Hecang city.
Keywords： Dunhuang； Hecang Fortress； Textual research of a city site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河仓城的发现经过
河仓城，敦煌西北部的一个粮仓，其记录见唐代地理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敦煌录》等文献中。据法藏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
古阿（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
右，在州西北二百卌二里，俗号阿（河）仓城，莫知时代。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
在另一部现藏于英国伦敦图书馆东方部的敦煌文献S.5448《敦煌录》中，也有关于河仓城的记录：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三十里，古时军储在彼。
在入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博物馆东方写本部的P.2691号卷子背面《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亦云？譹？訛：
河仓城，州西北二百四十里。
1907年，斯坦因来到敦煌，对长城沿线烽隧进行考察发掘，将敦煌西北小方盘城（玉门都尉府）之东11.5公里处的大方盘城定名为河仓城，将此城编号为T18。在斯坦因考察河仓城二十多年之后，我国考古学家向达先生在《西征小记》中对斯坦因这一说法给予肯定。此后向达先生又在《两关杂考》中再次申明大方盘城就是河仓城？譺？訛。1944年随同向达、夏鼐同来敦煌考察的阎文儒先生，在大方盘城进行考古发掘后，于1951年发表的《敦煌史地杂考》同样持大方盘城就是河仓城的观点[1]。通过以上几位先生的介绍宣传，数十年来，大方盘城为河仓城的说法得到了广泛传播，也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可。
原敦煌县博物馆根据斯坦因的说法，在大方盘城树立“古河仓城遗址”文物标志牌，甘肃省测绘局编制并公开发行的《敦煌市地图》亦随之将大方盘城标为河仓城。1990年，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李正宇先生在清理敦煌文献和实地考察中，对斯坦因将大方盘城推断为河仓城的结论产生了怀疑，并于1990年冬、1991年春天前后两次对大方盘城一带进行考察，得出的结论是大方盘城不是河仓城，而是西汉昌安仓，并将其考察结果《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刊登于《敦煌研究》1991年第4期。这一结论一出现，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了巨大波澜。
自从李正宇先生发表《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将大方盘城认定为昌安仓后，十多年来已逐渐得到了学术界的认同，而真正的河仓城却成了一个谜。正如李正宇先生说的那样：“自从斯坦因把敦煌大方盘城比定为古河仓城，用一块画饼打发了人们的饿腹之后，大方盘城摇身一变成了河仓城，而真正的河仓城竟再也没有人去寻找了。”[2]
李正宇先生将大方盘城定为河仓城的结论后，曾多次建议敦煌县博物馆纠正斯坦因的谬说，将大方盘城改为西汉“昌安仓”，并建议寻找真正的河仓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得以完全正名，而敦煌县博物馆寻找真正的河仓城的工作也未进行过。1998年，傅立诚先生继任敦煌市博物馆馆长期间才开始寻找真正的河仓城。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真正的河仓城在那里呢？
2005年七八月间，敦煌市博物馆原馆长傅立诚先生用谷歌电子地图察看敦煌西部长城沿线烽燧，无意中发现了在榆树泉盆地长城尽头有一座古城遗址。他把我叫去看，在谷歌电子地图上清楚地显示出了一座城（图1）。当时我心里一亮，我想如果真是一座古城，是不是就是李正宇先生一直在苦苦寻找的河仓城呢？
几天之后，我和傅立诚馆长、马建国、张瑞峰、王凯等本馆同志驱车前往西湖榆树泉盆地，寻找那座古城。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行驶，我们到达了玉门都尉府以西约40公里左右的榆树泉盆地，按照卫星照片上的位置找到了那座古城。古城只残留四周的土垣，因土垣隐藏在高耸的芦苇丛中，不仔细找，很难找到。找到古城后，我和张瑞峰丈量了古城四周的长度。因当时不能确定此古城的用途，古城址找到后我们未予公布，也未做过多的宣传。此后，我们将这一消息告诉了李正宇先生，引起了李先生的重视，李先生告诉我，可能与河仓城有关[2]72-79[3]。其实二十年前，李正宇先生就曾推断河仓城当在曲泽烽以西榆树泉盆地一带，且已查到榆树泉盆地有一古城遗址卫星照片，并告诉傅馆长，可能为河仓城。
2008年11月份，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启动，省文物局廖北远副局长来敦煌检查指导文物普查工作，并与我馆傅立诚馆长，文物股杨俊、吴荣国、张瑞峰、马建国等同志，再次深入此地寻找古城的下落，但因车辆陷入泥潭，耽误了时间，寻找未果。
2010年7月14日，李正宇先生应酒泉电视台副台长秦川先生之邀，在担任《玄奘之路》专题片学术顾问期间，莅临敦煌，亲自前往西湖去寻找那座古城。一同前往的还有笔者和敦煌市文物局长赵志英、敦煌市博物馆杨俊、马建国、酒泉电视台副台长秦川等同志。我们乘车先到小方盘城（西汉玉门都尉府），因秦川的车要补充油料，耽误了一些时间。早上10点半左右，我们才从玉门都尉府向榆树泉盆地进发，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颠簸，到达玉门都尉府以西40公里的榆树泉盆地之后，我们就开始徒步寻找古城。当时，骄阳似火，炎热难耐，七十多岁的李正宇先生年事已高，由于道路坎坷崎岖，行进异常艰难，再加上天气炎热，引起李老旧疾房颤突发，于是放弃了对古城的寻找，很遗憾地原路返回。因这次没有找到，所以寻找河仓城位置的事就只好告一段落了。
2011年12月份，敦煌长城早期资源调查需要补充和完善一些资料，敦煌博物馆考古历史部杨俊、张瑞峰、石明秀，嘉峪关市文物局张斌（省文物局派驻敦煌长城调查督查人员）、司机马建国等同志一同前往西湖，按照卫星地图上的位置再次找到了那座古城。笔者因故未能参加。找到这座古城址后，普查队员对古城址进行了测量并拍摄了照片（图2）。其规制、大小和2005年所测基本相同？譹？訛。这座古城处于榆树泉盆地腹地的一处草湖滩里。古城址四周苇草茂盛，海拔925米，古城中心位置坐标大致是北纬40°17′23.20″，东经93°23′34.65″，古城呈长方形，东西二垣各长85米，南北二垣各长100米，周长370米，垣宽6米。在城垣内东南、西南角各有一小院落。东南角小院南北长20米，东西宽18米；西南角小院南北长29米，东西宽17米，小院垣宽3米（图3）。我们用铁锹试掘，时见灰层等，但不见陶片等遗物，其年代用途无法判断。
古城东边近百米有一牧羊房，已弃之不用。古城北边约2公里处的风蚀台地上有一座烽火台（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10，斯坦因编号T4a），其以台地上一高约1.7米的小台地为基座，夯土版筑，夯层厚8厘米，底基南北长6米，东西宽6.9米，残高约6米。烽燧北侧有灰层和灰色绳纹陶片。
1907年斯坦因在靠近烽燧的一处灰层中，发现了4枚汉简和1件有浮雕花纹的铜带钩。汉长城从此烽火台东南边的湖滩中穿过，从烽燧北、西侧绕过，又向西南下了湖滩，一直向西南延伸约1.7公里，与一东西向长约2公里的风蚀台地相连，汉长城塞墙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至广武燧。风蚀台地上面有灰色绳纹陶片、芦苇底基等遗迹，从其现存的痕迹来判断，上面原来应建有一烽隧，可惜现墙基已不存。此台地东南约500米左右的地方，就是这次新发现的古城遗址。古城遗址东南约1.5公里处是马花甲隧（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9，斯坦因编号T4c），位于榆树泉盆地东侧一南北向的长条形沙梁南端，沙梁长约30米，东西两面陡峭。烽隧坐落在沙梁顶上的一个小平台上，为正方形，以胡杨木棒、芦苇、红柳等交互叠压，中夹土块、砾石堆砌而成。每两层红柳间夹一层芦苇，共存13层，每层厚薄不均，第7层以下每层厚约40厘米，第8层以上每层厚约20厘米，烽燧底基边长5.8米，顶宽4.63米，残高4.9米。烽燧以北40米处，有一小平台，宽约8.4米，上有房屋痕迹，残长4.2米，宽约3米。马花甲正北1.5公里处是富昌燧。吴礽骧先生认为，此燧不在烽燧线上，是附近地势最高的烽燧，当是邮驿道上的“亭”，可以起路标作用。敦煌以西的塞外邮亭，常筑于视野开阔的山顶或沟边，以指引行旅[4]。
二 此次新发现的古城是不是河仓城
这座古城是否就是李正宇先生所要寻找的河仓城呢？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分析考证。
（一）从文献记载沙州与河仓城的距离判断
我们知道，关于河仓城，其记录见于敦煌地理文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S.5448《敦煌录》、P.2691V《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等文献，且都明确记录了河仓城至唐代敦煌城（现敦煌市党河西岸之沙州故城）的里程。而唐代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五代S.5448《敦煌录》、P.2691V《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关于古人记录的沙州城（即现沙州故城遗址）至河仓城的距离分别是：242、240和230唐里。
李正宇先生认为虽然三种文献所记的数据不一致，但不管古人测量出现多大的误差，敦煌故城西门至河仓城的实际距离应该不少于230唐里，并参据《通典》及《太平寰宇记》关于沙州故城“西北到河苍（仓）烽二百四十二里”的记载，确定“二百四十二里”为是[2]74[3]113-114。我认为取三者的平均值即（242+240+230）÷3=238（唐里）较合理，238唐里合今133.23公里？譹？訛。133.23公里正是文献中所记录的沙州故城西门至河仓城的实际距离。
正宇先生两次对沙州故城至大方盘城（昌安仓）实测的距离为70公里（2010年长城调查，我先后三次测得沙州故城至大方盘城/昌安仓的距离为70公里，与正宇先生一致）。显然，按照文献的记载，河仓城应在大方盘城以西至少40公里以外的地方。
大方盘城至小方盘城（玉门都尉府）的距离为12.38公里，从谷歌图片上可以测出，玉门都尉府至新发现的古城距离38.4公里，而我们从玉门都尉府出发按大道实际行走的路线是42公里左右，因从玉门都尉府出发，我们行走的路线不同，所以每次从玉门都尉府出发都不能与42公里完全相合，或少几公里，或多几公里。为此，我取42公里作为玉门都尉府至新发现古城的距离，那么我们可以得出沙州故城至本次我们新发现的古城距离为：
70+12.38+42=124.38（公里）
这个距离比文献所记敦煌古城至河仓城的距离少8.9524公里。这主要是古今测量路线、方法不同而造成的误差，古人测量长度仅为估算，多不精确？譹？訛。又因历史变迁，古今路线变化不可同日而语，在戈壁湖滩中，同去一个方向，路线不同，而里数也就不同。因此，这个新发现的古城与文献中关于河仓城至沙州故城的距离的记载是完全相合的。
（二）从文献所载此城的保存状况来判断
我们从城址的保存现状上再作分析。此城规模很大，仅存城垣，其他一切设施都不存在，从其保存状况上看，此城废弃历史至少在千年以上，这与唐代敦煌文献对河仓城的描述是一致的。法藏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及英藏敦煌文献S.5448《敦煌录》对河仓城是这样描述的：“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我们知道，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是唐本，《敦煌录》是五本，也就是说唐、五代时人在记录河仓城时，河仓城已经“颓毁”，即倒塌并毁掉，只剩下城垣基址，并弃之不用了。新发现之古城四周长满了杂草并且早已颓毁。因此，由此城的保存现状来看，与古文献中关于对河仓城描述的记录是完全相吻合的。
（三）从此城的规模上看此城是河仓城
法藏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明确记载了河仓城的周长：“古阿（河）仓城，周回一百八十步。”这是历史文献中对河仓城周长的唯一记录。180步是唐人对河仓城周长的测量尺寸。李正宇先生考得唐代1步为大尺5尺，1尺合今37.32厘米？譺？訛。180步约为大尺900尺，等于335.88米，这就是文献所载河仓城的周长。新发现古城所测周长370米，比文献所载河仓城的周长多出了34.12米，主要是古今测量的方法不同造成的。
因此，从此城现存的规模来看也是与文献记载大致相合。
（四）从文献所载河仓城与河仓烽看河仓城
唐杜佑纂《通典·敦煌郡》：“西北到河苍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5〕其后宋代乐史撰《太平寰宇记·敦煌寿昌》照录其文。两文献虽然都没有提及河仓城，只记载河仓烽至古敦煌城的里距，但是却隐含了河仓城与河仓烽设置于同一处。这与后来从藏经洞出土的唐代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五本《敦煌录》（S.5448）、《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V）等文献关于河仓城与古敦煌城的距离是一致的。充分表明河仓城与河仓烽处于一处的事实。也就是说，有河仓城，其附近必有河仓烽。通过我们的调查，本次新发现的城址西北500米处有一高约3米的风蚀台地，台地上面散落有灰层、汉代陶片、芦苇墙基等古人留下的遗迹，种种迹象表明，这里在古时是一座烽火台，可惜早已毁坏。此烽火台与新发现的古城同处一处，应当就是古文献所载之河仓烽。它与新发现的古城相呼应，系古城之耳目，与文献所载完全相合。
（五）从文献所载河仓城与沙州故城的方位看此城就是河仓城
《通典·敦煌郡》、《太平寰宇记·敦煌寿昌》、《沙州都督府图经》（P2005）、《敦煌录》（S.5448）、《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P.2691V）等文献均载河仓城在沙州故城“西北”。而此城所处方位与文献所记相同，亦在沙州古城之“西北”。
（六）从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的关系看新发现古城为河仓城
李正宇先生依据唐代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关于“古长城”的记录以及向达先生所推断的西湖后坑子为曲泽之说，得出结论：“根据曲泽烽距沙州的里程（212里）判断，河仓城在曲泽烽西18里，而大方盘城则在曲泽烽以东52里。”[2]78烽就是后坑东边一座残存的烽火台，斯坦因编号T11，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20，由出土汉简得知，此烽汉代叫临要燧。临要燧以西18里（折为今9公里）为显明燧，斯坦因编号T8，甘肃省博物馆编号D16。玉门都尉府到后坑子是15公里，再加9公里，为26公里。而玉门都尉府至新发现之城里距为40公里，两者相差14公里。但是在显明燧附近，并没有发现任何古城遗址，本次我们新发现之城为显明燧之西距显明燧最近之古城。因此，文献所载的大方盘城、河仓城同曲泽烽之间的关系基本相符，同样足以判断新发现之城为河仓城。
综上所述，新发现之古城堡，应当为文献所载之河仓城（图4）。
三 河仓城创建时间及沿革简述
关于河仓城的创建时间，历史文献所载并不很清楚。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载“莫知时代”。在唐代以前的敦煌文献中，向无河仓城之记录。敦煌汉简中也没有发现有河仓城之记载。在唐代，人们只知道有河仓城，已不知道其建于何时了。那么河仓城到底建于何时呢？唐代文献《通典·敦煌郡》：“西北到河苍烽二百四十二里，与废寿昌县分界。”其后的宋代文献《太平寰宇记·敦煌寿昌》照录其文。李正宇先生指出：
此二书仅言河仓烽而未及河仓城。论者以为烽、城同名，且同在沙州城西北242里，必是烽、城相依，同处一地。《通典》及《太平寰宇記》说的虽是河仓烽，但可以认为其中也透露着河仓城之所在。[2]76
由此，我们可知，河仓城附近还有一个河仓烽。这次我们在新发现的古城堡西北方向约500米左右的风蚀台地上，发现一座已经废弃的烽火台，坐标北纬40°17′00.14″，东经93°24′57.58″，海拔940米，与文献所载相合，笔者将其定名为河仓烽，即为河仓城之烽。在此烽残存遗址上有汉代绳纹灰陶片、芦苇束、灰层等遗物，笔者认为此烽应为汉代烽燧。我们又知，此烽建造在长城沿线上，属汉长城的一部分。而敦煌西湖汉长城建于西汉李广利伐大宛前后的太初、天汉年间，即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6年间。又据历史文献所载，河仓城、河仓烽同在一处，即有了河仓城，便有了河仓烽，烽城相依，同处一处。那么，河仓烽创建的时间，就是河仓城的创建时间。因此，河仓城也应当创建于西汉太初、天汉年间，即公元前104年至公元前96年间。
由此推论，河仓城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现平面面积8300多平方米。河仓城南、北两面都是风蚀台地，建在榆树泉盆地中央位置，加之四周芦苇茂密，周围是水湖、沼泽，水湖、沼泽又与北边不远处的疏勒河相连。因此，河仓城的得名应与疏勒河相关。而其北、南两边有长城线，东南方有马花甲燧，附近有河仓烽。因此，此城的位置极为重要，既有湖泊作为天然保护屏障，又有重兵防护守卫其安全。从其选址、规模形制、地理位置、周围的防御守卫设施上来看，都是西汉时期西部边塞前沿的一处重要的军储所在。
我们知道李广利两次伐大宛，都是从敦煌玉门关外出发的。第一次伐大宛兵败后，被汉武帝遮在了玉门关外。于是在玉门关外李广利屯兵，征粮备战，待再次征伐大宛。据《史记·大宛列传》载：“益发恶少年及边骑，岁余而岀敦煌者六万人，负私从者不与。牛十万、马三万余匹，驴、骡、槖驼以万数，多赍粮，兵弩甚设，天下骚动。”〔6〕李广利于汉代屯兵处，就是榆树泉盆地一带的天然湖滩牧场。为了征伐大宛的需要，建了这座粮仓。成为李广利大军伐大宛的重要粮食供应基地。
我们查阅敦煌汉简，奇怪的是在长城沿线出土的汉简中并无河仓城的记载，这或许从另外一个方面说明此城正是为李广利征伐大宛而修建的专用粮仓，征伐大宛之战结束后遂即废弃。
《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十六年春二月，遣太仆祭彤出高阙，奉车都尉窦固出酒泉，驸马都尉耿秉出居延，骑都尉来苖出平城，伐北匈奴。窦固破呼衍王于天山，留兵屯伊吾庐城。”永平十六年，为公元73年，约为伊吾路打通之时。又据《后汉书·西域传》载：“（永平十七年）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西域自绝六十五载，乃复通焉。”永平十七年（74），窦固率大军再次北征，出敦煌昆仑塞，经伊吾，逾白山，过蒲类海，破车师，又在车师前后部置西域都护、戊己校尉，伊吾路则全线贯通矣[7]。至此，中原至西域主要由现瓜州县桥子乡一带的新玉门关经昆仑塞前往，经敦煌出玉门关之路重要性则大大降低。余度之大约至迟于魏晋时期，因伊吾大道之开通，中原王朝之疆域远达至新疆，敦煌已成为后方，向西用兵主要沿伊吾大道而行，随着汉长城弃之不用，这座边塞仓城亦随之淹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到了唐宋时期，威震一时的河仓城早已成为古城了，只出现在历史文献之中。其状况仅为“莫知时代，其城颓毁，其趾（基址）犹存”了。
1907年，英国人斯坦因来敦煌的长城沿线进行考察，错误地把大方盘（昌安仓）城定名为河仓城，并得以广泛传播，左右舆论七十多年，使真正的河仓城石沉大海。如今，真正的河仓城露出了水面，使这一历史错案得以纠正，并还原了它的本来面目。
本文在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李正宇先生的大力支持，在此诚表谢意。
参考文献：
[1]阎文儒.敦煌史地杂考[G]//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粹.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3：122-137。
[2]李正宇.敦煌大方盘城及河仓城新考[J].敦煌研究，1991（4）：72.
[3]李正宇.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M].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95-96.
[4]吴礽骧.河西汉塞调查与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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