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尔斯检验在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选择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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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介绍了教育经济学文献中关于教育对个体收入影响的人力资本假说和筛选假说，并回顾了现有一些文献用威尔斯检验对这两种对立假说进行检验的方法和结果。在此基础上，针对目前国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关于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的争论，提出了应用威尔斯检验进行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选择的思路。

关键词：威尔斯检验；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

中图分类号：G40-054 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1）11－0241－02

一、教育的人力资本假说与筛选假说

教育对个体的收入具有显著的正面影响，对此，经济学家常用人力资本假说或筛选假说（screening hypothesis）进行解释。人力资本假说认为个体的劳动生产率取决于其人力资本的回报率。根据这种假说，个体的人力资本是与工厂、机器等物质资本类似的一种生产要素，个体可以通过在人力资本上进行投资（通过教育、学习、培训或工作经验等途径）来提高自身的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得他们能够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回报（Becker， 1964； Mincer， 1958）。因此，根据人力资本假说，教育具有生产功能。

与此相对应的筛选假说则从雇佣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出发，认为在雇佣关系中拥有较少信息的雇主将教育视为反映应征者劳动生产率的一种信号，通过这种信号雇主可以识别应征者的劳动生产率，从而降低录用劳动生产率低下者的风险（Spence， 1973）。因此，根据筛选假说，教育仅具有信号功能，而没有生产功能，良好的教育仅仅是进入某些高收入行业的“敲门砖”。

二、威尔斯检验（Wiles test）

对于以上两种对立假说，三十多年来研究者设计了一系列实证研究进行检验。威尔斯检验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检验，其基本逻辑是：如果筛选假说关于教育对劳动生产率仅具有信号功能的假说是正确的话，那么，接受某项专业教育却从事与之毫不相关职业（即学非所用）的劳动者与学用结合紧密（即学有所用）的劳动者相比，两者应该不存在劳动生产率上的差异，从而两者应该也不存在收入上的差异（Wiles， 1974）。

而根据明瑟（Mincer）收入函数，人力资本有两种主要形式：一是从学校教育中获得的知识；二是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技能。这两种形式的人力资本都可能影响个体的收入。由于高校应届毕业生基本上都没有工作经验，因而影响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变量就只剩下从学校获得的知识。因此，为了控制工作经验对个体收入的影响，高校应届毕业生是进行威尔斯检验的理想样本，研究者多通过研究学用结合状况对高校毕业生起薪的影响进行威尔斯检验。但国外大量的此类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到目前为止，人力资本假说（例如Arabsheibani， 1989； Grubb， 1997； Miller和Volker，1984）和筛选假说（例如Miller和Volker1984）在一定程度上都分别能得到相应的实证支持。

我国一些学者以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为样本对此问题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本土化研究。文东茅（2003）使用1998年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对当年不同学历层次毕业生就业状况的调查数据发现：与学有所用者相比，学非所用者的收入大约少5.9%；但在机关类单位，学用结合与否对收入没有明显的影响，而在企业类单位，学非所用者的收入将减少7.6%。以上研究结果明显支持了人力资本假说。

李锋亮和丁小浩（2005）将成绩因素、专业差异以及性别差异作为控制变量，沿袭Miller和Volker（1984）的研究思路，利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高等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对中国高校毕业生劳动力市场的威尔斯检验结果却表明：对大多数专业而言，学用结合状况不对毕业生的起薪形成显著的影响。据此，他们认为：“在中国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中，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更多是通过其信号的作用得到体现。”显然，该结论更加支持教育的筛选假说。

但同样利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岳昌君（2008， 2009）利用随机前沿分析模型估计出的结果却更加支持教育的人力资本假说。在他的估计结果中，解释变量“专业对口”对因变量“月起薪”的影响很显著；并且在所有解释变量中，“专业对口”是影响因变量“工作满意度”的最显著因素。

尽管上述两类研究的研究设计基本一致，调查问卷的结构也基本相同，但岳昌君（2008， 2009）分别依据了2007、2009年的调查数据，而李锋亮等（2005）依据的却是2003年的调查数据。因此，上述两类研究结论的不一致，可能意味着教育的生产功能和信号功能并非完全互斥，两种功能可能会随着地域、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从而在特定的情况下表现为某一种功能更具主导性。

三、应用威尔斯检验进行新建本科院校人才培养模式选择的思路

2003年是我国高校自1999年大规模扩招后本科生毕业的第一年，全国普通高校共毕业研究生、本专科学生198.8万人；到2007年，这个数字就猛增到479万人；2009年更是达到了568.2万人，短短6年时间，毕业生人数增长接近3倍。而同期我国劳动力市场能提供的就业岗位却并没有显著增加，城镇新增就业人数只是从2003年的859万人微增到2009年的910万人，并且作为大学生就业主体的城镇单位的新增就业人数甚至略有下降，从2003年的751万人下降到2009年的669万人。

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变化意味着每个雇主都需要从更多的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应征者中进行筛选，这显然将减弱高等教育文凭的信号（筛选）功能；另一方面，由于短期内师资力量与基础设施的约束，高校的急促扩招引起的教育质量下滑也会导致文凭不能真实反映应征者的能力，进而导致高等教育文凭的信号（筛选）功能减弱。显然，以上两方面在新建本科院校体现得更加明显。

多数新建本科院校是由办学历史较长、办学基础较好的专科学校升格或是由几所同层次学校合并升格而成，这些学校承担了绝大多数的扩招任务，其生源主要是本科扩招后新增加的部分。这是因为我国高考招生采用分批次、分等级进行，大部分老牌本科院校招生批次都在新建本科院校之前，而这些学校的扩招幅度并不大。以北京大学为例，1998年的本科生招生数为2 430人，2010年公布的本科生招生计划为3 280人（中国教育在线，2010），13年期间扩招不到4成。

新建本科院校在升格前，大都以专业性、技能性教育为主，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升格后，面临着是否需要转向通识教育，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的问题，即一些高教管理者所讨论的“内涵升本”的问题（例如李志平和吴卫东，2005），或高校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对口与适应”问题（例如谢维和，2004）。

按照威尔斯检验的逻辑，如果信号功能为教育的主导功能，那么学用结合的状况将不影响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起薪。这意味着毕业生是否具有某些专门技能对其就业并不重要。考虑到通识教育能给个人、社会带来其他益处（例如个人综合素质的提高、文明的传承和发扬等），新建本科院校应该尽力向通识教育转型，为学生提供比较完整的知识结构及比较扎实的理论和知识基础，特别是注重培养学生掌握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学生形成比较宽广的视野，努力培养宽口径、适应性强的人才。

反之，如果生产功能为教育的主导功能，那么专业是否对口将会对新建本科院校毕业生的起薪形成影响。这说明毕业生具有用人单位所需要的专门技能对其就业非常重要，从而新建本科院校应该保持原来的专业、技能教育定位，继续采用“对口”式人才培养方针，强化“以就业为导向”的政策，以用人单位工作岗位的实际需要为导向调整学校的专业、课程设置、师资结构等（谢维和，2004）。

因此，以新建本科院校应届毕业生为样本进行威尔斯检验不但能填补相关实证研究的空白，而且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 2010年北京大学校本部招生计划[EB/OL]. 中国教育在线， http：//gkcx.省略/schoolhtm/schoolPlan/5703/schoolPlan5703.htm， 2010-05-07/2010-08-01.

[2] 李锋亮，丁小浩.学用结合状况对毕业生起薪的影响[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5，3（4）：50-54.

[3] 李志平，吴卫东.新建本科院校“内涵升本”特征与模式研究[J].中国高教研究，2005，（6）：3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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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Miller， P. W. & Volker， P. A. The Screening Hypothesis： an Application of the Wiles Test[J]. Economic Inquiry，1984，22：121-127.

[13] Mincer， J.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nd Personal Income Distribution [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1958.

[14] Wiles， P.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Earnings： The External-Test-Not-Content Hypothesis （ETNC）[J]. Higher Education， 1974，3（1）：43-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