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镇雄 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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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自序

实际上，我从未离开过。

有时我想，我真有勇气，竟然无数次把这两个字写出来，以不同的方式说与别人。对于更多的人来说，故乡是从时间和空间上都和自己相隔很远的出生地。而我的出生地，就在我身边，我用整个童年、少年和青年时光去和她对峙，直到自己渐渐步入中年。可我开始感觉到她离我越来越远了，就是现在。这种感觉一点也不牵强。我曾对我的朋友李国豪说过“我的故乡是异乡”这句话，后来就觉得自己真的很可怕，可怕得连自己也不敢靠近自己。是的，后来我的确找到了理由，那就是，我的故乡在世人眼中是那么遥远，遥远得几近蛮荒和萧条。当然，说起她的名字，我们记住的也许只是：一个全省的农业人口大县，典型的人多地寡的喀斯特地貌地区，常年阴雨绵绵日照不到三分之一，外出人口几乎过半却因为找工作屡遇尴尬……而没有过多去考证的是，她满山灿烂的荞麦花开的是什么颜色，四时的雨水浇灌的是什么作物，如蚁的群山沟壑要多少理想才能填补她的昨天……

实际上，我无时不刻在离开。

在几经修改的行政区划里，一度时间，我只认识一个叫庙坎的小小的村庄。可以说，那是一个比全县人均耕地占有量高出十倍的地方，肥沃的土地，清凉甘冽的泉水，茂密的杉树林，高出天空的鸟群，坡上坡下肆意行走的马匹……最初的时候，那不是我的天堂，那是山那边，是角落。可是抹不去的事实就是，那里是我的出生地。就在今天，我已经感觉到她很远很远，让我有着说不出的陌生。我被城乡枢纽运送到上下班的齿轮中去的这些年，庙坎开始用另一种声音召唤我，后来这种召唤逐渐变成警告，变成哀求。是的，那是一个四至界限不足两平方公里的村庄，在我的记忆中，她是那样安静、从容，似乎每一个生活在那里的人都不需要理想，甚至不需要某种假定的唾手可得的财富，所有的人都好像不想去搞明白幸福是怎么一回事，比如我的父母、亲戚，比如那些按节令窜进村去的货郎，比如那些走在乡间小路上宣传计划生育政策的村干部……但也许事实却是这样：我还未被城市带走的那些年，我是无知的，同时也是单纯的，至少我没有发现一个即将让我感到陌生的村庄体内蕴藏着的庞大的寂寞，就像农谚里的天气，某一场暴雨来临之前，总有着明显的征兆。直到有一天，连片的土地被遗弃，和我一起长大的那些人，带着一张张无动于衷的脸孔去到远方，我才发觉，故乡其实离我已经很远了。

但我更清楚的是，我离开了生养我的村庄，接受了另一种生活的养育，我开始变得冷静和成熟，我知道这一切无法避免。当有一天，我在庙坎的村头遇到儿时的玩伴开着豪华汽车载着说外地方言的妻子和我打招呼的时候，尽管我知道他们在外面拼打时付出了不一样的代价，尽管我从他们脸上看见了一些哀伤和无奈，但我知道，这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在阳光下活着的人，不可能只让你看到同一种表情。

能在这样的地方寂寞和忧伤，我想我是幸运的。在昆明、贵州、四川、广西、广州、浙江、江西和湖北，或者更远一些的地方，我对人们说，我是镇雄人，我分明看见他们脸上有一根神经抽动了一下，我清楚他们不同程度知道这个地方，大雄之邦，天高路远，也许他们在不同的地方，都会碰见行色匆忙的镇雄人，他们内心会产生一种莫名的敬畏。

也许不是莫名，也许也不是敬畏，那到底又是什么？在镇雄，我所写下的一切，真的让我幸福。

以勒的备注

我喜欢把以勒叫做“细雨中的城堡”。

祖先们形容镇雄的天气是说“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没错，车过塘房，地上有烟尘，山脊上阳光碎碎的惹眼，树在坳口的风中一摇一摆，但一过林口就不同了，满山云雾挟带着湿湿的雨丝，往脸上浸。以勒就是一个常年阴雨绵绵的地方，特别是冬天，雾气就在离你不到两丈高的地方徘徊，久久不能散去。以勒人说的是：以勒毛坝，泥巴齐胯。黄泥地泥土很糯，像胶水，粘在鞋底上，蘸在裤管上，浇在毛领大衣的下摆上，一身泥。以勒的集镇几经修改，变成了纯一色的白墙青瓦，从寒婆岭往下看，街上像挂满了前些年放电影用的“挡子”，让人怀旧。以勒的党委书记杨正坤说，以勒好是好，漂是漂亮，就是泥巴有点多。其实，我们都明白，在一个以农业支撑起六万多人口的幸福的地方，泥土就是我们的生命。

但以勒的晴天却是美得让人心悸的。太阳越过金钟山，阳光就一条一条地往下射，金钟山状似金钟扑地，阳光有时像红缨，挂满了金钟的每个边缘。六七月份，以勒集镇周围的几个村子稻谷飘香，蝉唱蛙鸣。集镇外一里地，有坝，坝内多井泉，泉水随细砂翻滚而出，清澈怡然，夏凉寒温，甘味美好。泉眼见人，会出现状如迎客的一串串葡萄状的气泡，从井底由小到大直往水面冒，所以被人们称为“葡萄泉”。葡萄泉在以勒老街下面，是三个，被说成“葡萄三眼”，小有名气，成了赤水河流域精彩的旁白。以勒彝语读“沂奶”，意即泉水清凉甘美的地方，其实是和葡萄泉有很大关系的。晴天，葡萄泉反射了阳光的影子，井口冒着温暖的雾气，农妇们使着挑子在井边等水，一挑一挑把水担回去，倒在水泥缸子里，洗菜做饭，泡茶煮酒，硬是安逸。

我在以勒街上度过少年时期的几年时光。那时很小，胆子却大得很，住在防雹办的一间小屋子里读书。防雹办在集镇边上，是新修的，周围的空地里到处是修建房屋时挖出来的棺材板板和腐烂的尸骨，防雹办的几个炮兵听说我愿意住到那里去，很高兴，每天早晨为我烧烫烫的热水洗脸，还把他们从家里带来的瓜瓜菜菜送了很多给我。但他们对屋外的棺材板板有些惧怕，说某个晚上，那些被刨开的坟茔有鬼火一绿一绿的，很吓人。可我从来没见到过，也不害怕，他们喜欢我不畏一切饱读诗书的样子，把我当成最好的朋友。几年以后，当时防雹办的位置逐渐变成以勒镇最繁华的地段，那里住着从农村搬过来的中医世家、做家具的四川人和开歌舞厅的本地人，还有从中学大门口迁过来的那些算命的瞎子。

有一段时间，我喜欢把以勒当成东半县最大的“江湖”，当成生活的别处。以勒街上除了聚集着中医世家、做家具的四川人、歌舞厅老板和算命的瞎子，还聚集着一大批提着马笼头的牛马贩子、腰间带刀卖藏药的异乡人、咬着香烟嘴四下张望的长手杆和在一间很旧的屋子里写诗的家伙。

牛马场在离集镇不到一华里远的一个土坡上，赶场天，那些专做牛马生意的人牵着牲口就来了，有一些专门耍嘴皮子的人，不带牲口，手里却拿一根绳索，早早地蹲在那里，一旦见到买家和卖家，立马就凑上去，使劲撮合，最后从卖家手中讨一碗酒钱；牛马贩子交易后，三三两两汇集到街上，酒摊上一坐，大碗上酒，要一斤魔芋豆腐，闲吹到晌午才回家。那些带刀的藏药小贩，像粘在信封上的邮票或者发在网络上的垃圾帖子，只要有人走近他们，便全然忘记了异乡的孤独，拉了你的手就不放，把一包藏药往你怀里揣，千方百计欲从你的兜里掏出几文钱来。有时我会在那些咬着香烟嘴的年轻人中一眼就认出了我的堂兄弟、初中同班同学和做法事的朋友，他们一只手露着，另一只手放在裤兜里，裤兜里装一个很长的钳子，只要发现了猎物，便都凑上去，一些人和你搭讪，转移视线，另一些趁机下手。一会儿，便有腿脚不灵便的大妈和背上背着孩子的年轻妇人坐在街边的石头上大声叫骂或啼哭了。前些年，我从茶木上以勒，总要去电影院旁边的一间小屋子里去看一个写诗的朋友，他叫余夫。那些日子，我把他和自己比作两个小镇上的囚徒，我们在屋子里吃酒，谈文笔山他的老家，看他写给母亲的挽歌。后来，他死了，埋在文笔山，从此我再也没去过电影院，听说，那里已经成为以勒镇最抢手的黄金地段。

读书的那几年，我在以勒，租住过后街袁家的房子，租住过敬老院腾空的小屋。我每天穿过街道去学校，总会看见一个姓赵的痴傻人和一个姓陈的痴傻人一前一后走在中学门口。姓赵的，每天口读怪异天书“听哥说王安石”之类；姓陈的，手拿一根竹棍，从后面抽打他，但只要方圆几里的人家有婚丧嫁娶，他总会先其他人知道，便丢弃竹棍而去，是很有名的“总管”。十字街袁家和下街艾家有黑白电视，大冷天播放雪山飞狐和神雕侠侣，我们站在窗外隔着玻璃看，主人会从屋里搬来凳子，把窗玻璃打开，让我们在看图像的时候同时听到声音。在以勒，我感谢一个姓林的瘪三，在我学习一塌糊涂从茶木辗转到以勒却无法入学的那些日子，是他带我去敲开了一个姓刘的老师的门，让我有机会寒窗苦读一举成名。

当然，昨天的以勒已经不复存在，她的今天已经很殷实和富足，宽敞的街道、高大的门面和不断更新的工作和生活节奏，越来越接近她的发展定位。我出生在离以勒只有六公里的一个叫庙坎的村庄，以勒的一切我都是熟识的，包括这些年的所有变化。前些日子回以勒，见到以前咬香烟嘴走街串巷的朋友们，他们中的一些人痛改前非后，已经成为以勒街上很有钱的个体户，还真的像个人。是啊，当我经过庙埂向家湾新农村示范点，经过焕然一新的长房子，经过成片的粮食样板走廊，我为以勒人勤奋、不甘落后的精神所打动。一个被称为镇雄东部“旱码头”的地方，一个留给我许多美好记忆的小镇，他的算命的瞎子还在，卖藏药的异乡人还在，拿着绳索赶牛马场的闲人还在，包括街上消息灵通的被称为“包爷”的痴傻人，也还在。我想，这些被时代留下来的人，他们已经成为我们所需要的风景，我们不需要的，已经不在了。当然，我说的不需要的，不包括死去的诗人。

一个人的大湾古镇

我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在大湾古镇的木板房顶上插上一圈稻草人。我的这个想法在很长一段时间似乎已经变成了现实，有几回在梦中，我站在大湾粮店的屋顶上往下看，一大片虚拟的卫士规矩地立在暮霭中，它们让一座内心空洞的城池突然有了戒备森严的气派。有时候，我看见每个稻草人挥舞着手中的马尾，像一个个女巫——往往这时候梦就醒了，我便又想起另外的很多场景：一个老妪，坐在殷红色的木柱下数钱，她面前的提篮里装着几根卖剩的火葱；一个抽旱烟的老人，将一口痰飙到对面人家的檐坎上，烟袋上的火早已熄灭，而他还在一口一口拼命地吸，最后吐出来的，是自己身体里的热气；一个乡场上的赌徒，把一件破了的马甲顶在头上，顺着青石板的缝隙处走过去，又折回来；四个吹的孩子，笑声洒满了窄窄的巷子……最后，还是一排排守卫在房顶上的稻草人。

有几回，我和朱江沐着细雨慢慢丈量着大湾古镇的长度，后来就变成丈量她的年代、历史外延和她坚持到今天的现实力量。实际上，大湾古镇有多古，从建筑风格到房屋构造上看就不得而知。最早的，也只能是清末，大部分建于二三十年代，最晚的是在解放初期。大湾古镇的古，也许还来源于解放后甚至改革开放后大量修复的痕迹，来源于当下人们对水泥砖混结构的盲目认同而丧失了修复勇气的快餐崇拜。我和大湾镇长朱启才开过这样的玩笑：在大湾当政，不用开发就能拥有三件活宝，一是仓房上的陇家大院，二是风光旖旎的罗甸河，三就是横在政府大院旁的大湾古镇。老朱笑而不语，若有所思。当然，如何让大湾古镇真正成为古镇，成为永远敞开在大湾街上的一道不老的的风景，实在是一个动了脑筋也不一定解决得了的问题。这些年，每一次到这个地方，都会有大不如前的感觉，一些回廊、漏檐和厢房相继破败，被改成了钢筋混凝土院坝、不锈钢雨篷和卷帘门，甚至是一些喷绘和写真拼凑的四不像图案；街面的廊柱下，很难看到镂空的花窗，有一些，大概因为年久了，蒙了一层塑料纸或者各种颜色的布料，看上去有点像画眉笼子；铺满青石块的街道上，偶尔有几个提着马龙头和铃铛之类叫卖的本地货郎，但他们也往往附带卖一些手机套、望远镜之类的东西，他们嘴里叼着的过滤嘴香烟和整条街是那么不相匹配；养眼一些的，是那些追逐嬉闹的孩子们，口里衔着棒棒糖，有吸吮冰糖葫芦的样子，但偶尔从窄门里奔出来大声叫骂淘气鬼的们却往往着一身倒洋不土的装扮，穿得很慵懒的牛仔裤和低胸衣，向前甩得老远的拖鞋——也许我是过于追求一个古老集镇的风韵吧！来的时候，我就这样想：一个旧的地方，要旧到她的心脏，旧到空中飞扬的尘埃，旧到生活中每一声发自肺腑的叹息。

二十年前，我和一群少年一同去大湾参加中考，在古镇入口处一家卖包子的小店里抬头张望，一户人家在办丧事，端公的鼓点和铙钹很是动听，唱腔更是优雅得撩人。二十年后，我再次去大湾古镇祭奠一位朋友的父亲，看到掌坛师傅骑着高头纸马穿街走巷，身后孝家嘻哈打闹，灵堂前摆了收礼的三张桌子，不免生出些许感叹。实际上，我们是在怀念一个视觉上打了死结的地方，我们从始至终就在跟自己不同时期的审美理想打赌，也许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我们所期待的，就不再是生活之外的天籁，而是一个见证存在的地方，一个安静的地方，一个在生命的旅途中可以停泊和依靠的小小驿站。

如果在大湾古镇的房顶上插上成群的稻草人，你会感觉到，那个地方真的很旧。但事实上，那些不能思考和怀旧的东西，只适合插在心里，只不过，它们带来的，不是真正的旧，而是彻底的荒芜。

好个河沟头

最好的比喻是：河沟头是赤水河流域的一个胎记。

山从以勒镇庙埂村开始，就一垄一垄地往下闪，它们所经过的地方是龙家水井、新田、红山、黄泥坡、木桶沟，再往下闪，两山夹一沟，山被水齐刷刷地割开，生出的小小的峡谷呈碗底形状；而水，是赤水河千百条支流中的一支，清澈、透明，像散落在大地上的细碎银子，她随心所欲的流淌，简直就是回响在山路上的乡间野调，率性而大方，朴素而干净。同样，那些银子似的流水经过龙家水井、新田、红山、黄泥坡和木桶沟，流进了碗底。淳朴的我们的祖先，并没有给她取一个像样的名字，而是随口就叫“河沟头”，我想，这名字大概已经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了吧。

许多年前，有个看地的阴阳到我家，对我父亲说，你家背后那条沟，生得端正，沟边人家福气好啊！我父亲喜欢结交江湖郎中、游方和尚和地理先生（又名“阴阳”），对此话有了兴趣，便问好在哪里。阴阳说，沟边人家枕山汲水，坐水喊山，看得见自己的命；要说好，好在葬人，如临水而葬，是有大气象的。阴阳还留下这样的结论：好个河沟头，一圈关九牛；谁家来葬了，代代出公侯。父亲惊讶，说阴阳是真正的高人，居然知道河沟头那夹沟沟里，是出了能人的，民办教师熊开桢的大公子考了大学，为以勒的苗族同胞争了光，现在已经在云南农大工作；我小的时候，父亲一直拿他做我学习的榜样，说人家是真正的十年寒窗苦读，我们这些后生必当竭力效仿，方能成大器，干大事。

居住在河沟头的，有熊氏家族二十余户。除了熊氏，大抵还有外姓两户，一户姓王，是熊家的老亲；一户姓孙，是熊家的门客。河沟头的苗族同胞虽大多贫穷、闭塞，却淳朴善良，热情好客，把隔壁村庄的人当做自己的亲戚，在山上种地遇上我父亲辈，亲切地称呼“大姑爷”、“大姨爹”、“大舅”，称我们小一辈的，就是“哥哥”、“幺哥”、“姐夫”之类了。小时候我在山上割草放牛，偶遇苗家小姐姐在山坡上一边打草一边唱山歌，就回家拿了语文课本，翻出李白、杜甫的诗，滚着山歌调和她们对唱，唱得嗓子都哑了，回到家直喝水。母亲说，看你一天正事不干、山歌夭夭的，干脆就找唱得最好的那个做婆娘算了。我就脸红，说，找就找，关你什么事。我父亲喜欢开玩笑，常常学熊家小媳妇们讲苗语。我们村庄称讲苗语叫“打苗话”，好像他们的语言是在生产生活中“打”出来的，相当于打包谷、打谷子，是一种劳动。父亲遇到她们，就用汉语模仿苗语的腔调，叽里咕噜乱说一气，她们听不懂，就问：大姑爷，你说的是什么？父亲便说：我说的是，把你家大姑娘放给我家算了。几个女人便笑嘻嘻地说：要得，要得。

河沟头的苗族熊氏种茅草，养绵羊和狗，庄稼却做得一塌糊涂。熊氏和我们村庄耕地相邻，但看一眼禾苗的形状就知道哪一块地是哪个村庄的。他们的土地通常只翻一次，他们的庄稼通常不施化肥，不薅草，禾苗长得像绵羊身上的毛，杂乱无章、病病恹恹的，和山坡上的茅草没什么区别。但是，河沟头的狗舔了十几岁还穿开裆裤的孩子的屁沟，大多长得又肥又壮，跑起来健步如飞，外人基本不敢一个人进寨子去。我小时候迷上熊氏唢呐，经常进寨子，和那些狗是很熟的，它们像它们的主人一样，把我当成了亲戚。

河沟头的水经过一个叫后山的地方，过朱家沟，流淌进大堰，河水的银子随着更多支流的汇集，到大湾罗甸、坡头鸡鸣三省，就浩浩荡荡了，真的成了一条河。多年以后，河沟头的二十余户人家，在光阴的河流里，渐渐淡忘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民族习惯，他们的孩子基本上一生下来就学说汉话。外面世界的精彩像一封封快递颠覆了他们的日子，他们的子孙纷纷涌进春运期间的滚滚人流，到远方去，把故乡拼凑成垃圾箱里尘封的邮件。有时候，我会在梦见故乡的时候梦见满山的茅草和散落在山坡上的云朵一样的羊群，梦见唱山歌的苗女；有时候，我梦见一条河撕碎峡谷里的巨石，枕着满坡荒芜的土地一路小跑，她经过的村庄，到处充斥着如我父亲叽里咕噜搞怪时蹩脚的梦呓。

雨河的河

茶山上的河流仿佛是静止的，像挂在墙上的一幅画，优雅地从你的眼皮底下流过去，忽而又徜徉着折回来了。

岸边——其实也不是岸——是两条生长着翠竹的地埂。翠竹往两边奔跑，一直跃到山坡上，蓬蓬勃勃的，都昂着头，都顶着深深的绿色。赤水河从板桥旅行到这里，找了个清净的地方歇歇脚，喘口气，还得往下走，百转千回，浅唱低吟。它后来去了大湾的罗甸，又美美地休憩了一回，最后去了贵州，去了四川。

在雨河茶山，我看见满山的碧树青草都笑呵呵地沐着风，纤尘不染，连天空中飞着的鸟也不像是飞，像挂着，还是像墙上的画。真不敢相信，这么多年来，镇雄人死心塌地喝雨河酒是因为这一方碧水蓝天的情节，难怪人说赤水流域不出百里必有好酒。这样一来就顺理成章了，下游的国酒茅台、郎酒、习酒占据了中国白酒市场的半壁江山，却是酿酒人心中早已酿出了满目葱笼，无边月色。

我对雨河的认识从两个人开始，一个是当镇长的杜云平，他让我看见如此优雅的河流，半睡半醒状如隐士；一个是在茶山上酿酒的民营企业家鲁周，他端着半碗酒站在河边生长着丛丛翠竹的地埂上请我尝酒。那晚我的确有些醉，醉得心潮起伏，对着一山云雾和涓涓细流唱起了山歌：“月亮出来月亮弯，照在云南白果山……”

这山歌我唱了二十多年了，这一次，我还真觉得有些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