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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工业化背景下美国制造业发展变化及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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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基于金融危机后美国实施再工业化战略的背景,根据美国从2005年到2011年的经济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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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到2007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其GDP的比重缓慢下降,2007年金融危机时期制造业产值比重更是连续两年出现大幅下降,到2009年降到最低点时仅有11.02%。而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支撑下,制造业产值比重从2009年开始回升,逐年稳步提高(表1)。

从各州制造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来分析,2009年与2007年相比,中部各州制造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出现了更明显的下降。而到2011年,中部地区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开始迅速回升(表2)。

表2 2007、2009、2011年美国各州制造业产值占GDP比重 单位:%

数据来源:http://www.bea.gov/index.htm/ 2013-03-01

从美国各州制造业产值的增长率来分析,2008年除了西岸的两个州和东岸的7个州外,各州制造业的产值增长率出现了明显负增长,且大部分负增长都超过了3%;2009年,中部地区仍有超过20个州的增长率出现了负增长。到了2010年,在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下,美国制造业产值开始全面回升,仅有三个州的增长率出现负增长,其中西岸和中部地区增长最为明显;2011年,全美各州制造业均保持增长势头(图1)。

图1 2008-2011年美国各州制造业产值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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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的中部地区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制造业出现了更明显的负增长。当再工业化政策开始产生效应后,制造业产值比重较高的中部地区又率先开始了复苏,制造业产值增长率迅速提高。

1.2 制造业就业人数增加,中部制造业就业比重较高地区提升速度快

从2005年到2007年,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缓慢下降,由于受200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又出现了连续三年的大幅下降,到2010年降到最低点时仅有6.97%。而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支撑下,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从2010年开始回升(表3)。

表3 2005-2011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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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各州制造业就业人数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来分析,2009年与2007年相比,中部传统制造业较集中的各州制造业就业比重下降最为明显。到2011年,美国各州制造业就业人数比重出现回升,但是回升并不明显(表4)。

从各州制造业就业人口增长率来分析,2008年全美有48个州的制造业就业人口出现了负增长,中部地区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负增长最为明显;到2009年,全美各州制造业就业人口全部出现大幅度的负增长,除了阿拉斯加州外其余各州负增长都超过了-5%。2010年,制造业就业人口负增长的速度有所放缓,中部地区部分州还出现了增长;到2011年,中部地区大部分州和西岸两个州的制造业就业人口明显增加,其中有6个州的增长率超过了5%(图2)。

表4 2007、2009、2011年美国各州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比重 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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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中部地区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时,其制造业就业人口的负增长更加明显。当再工业化政策生效后,制造业就业比重较高的中部地区率先开始复苏,其制造业就业人口增长迅速。

图2 2008-2011年美国各州制造业就业人口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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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制造业技术密度提升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程度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标志,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均以高技术产业作为主要支柱产业[2]。依据OECD根据产业研发和技术密集度对行业的分类,文章将制造业分为低技术、中低技术、中高技术、高技术四类(表5)。

表5 OECD对制造业技术密集度的分类

(1)低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口明显减少

美国制造业的就业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最高。但是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不同技术密度行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低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中低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口比重在金融危机前和危机初期都呈上升趋势,但是受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就业人口比重在2009年出现了小幅下降,随后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支撑下,其比重又继续逐年上升。

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就业人口的比重总体波动较小,就业人口比重总体稳定,这主要是由于中高技术和高技术制造业不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单位增加值增加的就业人口数量较低(表6)。

表6 2007-2011年美国不同技术密度行业就业人数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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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低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提高

美国制造业的结构保持相对稳定,中低技术和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最高。但是由于受到金融危机和再工业化政策的影响,不同技术密度行业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

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总体呈下降趋势;中高和中低技术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在金融危机前呈上升趋势,但是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分别在2008年和2009年出现了下挫,随后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支撑下,其比重又继续逐年上升;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比重总体波动较小,但在金融危机时也出现了大幅下降,而在再工业化政策下支撑其比重出现回升(表7)。

表7 2007-2011年美国不同技术密度行业增加值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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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制造业发展变化产生的影响

2.1 制造业与生产业产业互动加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生产业对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近年来服务业与制造业纽带出现裂痕,最终诱发了金融危机,而再工业化政策与实体经济回归的提出是扭转这种断裂的转折点。

在国际上,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和商务服务(简称为FIRB)一起构成了典型的生产业。本文把生产业分为:信息和数据处理服务业、储备银行信用中介相关服务、证券期货投资业、保险公司及相关服务业、基金信托及其他金融服务、租赁服务及无形资产出租业、法律服务业和公司企业管理服务业共8类。

从整体上考察生产业与制造业的互动性,主要使用4个指标分析二者的融合程度: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投入率①、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消耗率②、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率③、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消耗率④。

从融合程度来分析,虽然2009年以前由于受金融危机冲击,美国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投入率和消耗率都有所减少,但是从2009年开始在再工业化政策的支撑下,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投入率和消耗率出现了连续的提高。而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率和消耗率虽然有所波动但总体比较稳定,其中生产业对制造业的投入率始终保持高值,2011年时仍然超过了7%。可见,近年来美国制造业和生产业的融合程度是在提高的(表8)。

(1)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支撑能力全面提升

通过对比直接消耗系数,分析出制造业对不同类型生产业的依赖程度。直接消耗系数又称为投入系数或技术系数,一般用aij表示,其定义是:每生产单位j产品需要消耗i产品的数量。直接消耗系数的计算公式是:a■=■ (i,j=1,2,?撰,n)[3]

通过对比8种主要的生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进一步探讨不同的生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分析出制造业对不同的生产业的支撑能力。

从直接消耗系数来分析,在2009年以前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冲击,美国生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有所下降,但是从2009年起由于再工业化政策的刺激,生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开始稳步提高(表9)。可以发现,2009年以前美国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支撑能力有所下降,但在再工业化政策产生效果之后,制造业对生产业的支撑能力在稳步提升。

表9 2007-2011年美国生产业对制造业的直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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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产业对制造业整体支撑能力下降,但对高端制造业支撑能力提升

从直接消耗系数来分析,在金融危机和再工业化政策影响下,低端、中低端和中高端制造业对生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虽然有所波动,但是总体呈下降趋势。而高端制造业在2007年和2008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其对生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但是在再工业化政策的刺激下,从2009年开始其对生产业的直接消耗系数稳步提高(表10)。可以发现,从2009年起生产业对低端、中低端和中高端制造业的支撑能力呈下降趋势,但是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撑能力则在持续增强。

表10 2007-2011年美国制造业对生产业的直接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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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都会区职能演变出现转向

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H.J.Nelson)对城市的主导职能作出了如下定义:如果某一城市在特定部门中的就业比重超过所有城市在此部门就业人口比重平均值达到了一个标准差,则该部门为这个城市的主导职能部门[4]。

本研究运用纳尔逊的城市职能分类方法,对美国366个都会区的20种职业、10大行业的就业人口数据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所有城市在各部门的就业人口比重的平均值(Xi)和标准差(δj),其中:

■■=■■X■

?啄■=■

专门化标准值=Xi+?啄■

式中:Xij指第i个城市第j个部门就业人口占该城就业总数的百分比;

Xj指第j个部门的算术平均值;

δj指第j个部门的标准差。

从历年以不同行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变化情况(表11)来分析,以制造业、个人服务业、批发业和零售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在金融危机前比较平稳,而金融危机后从2007年到2009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2009年后数量又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以生产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在金融危机前缓慢增加,金融危机后则出现了明显的下降。

以专门服务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呈波动下降趋势;以公共行政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呈波动上升趋势;以采矿业、建筑业和运输仓储业为主导职能的都会区数量虽有波动,但是总体稳定。

表11 2005-2011年美国都会区主导职能数量分布 单位: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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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就业比重的数据来分析,美国各都会区制造业的平均就业比重从2005年到2009年呈快速下降趋势,2009年以后下降趋势开始扭转;而就业比重的标准差则从2005年到2011年都呈下降趋势,可见各都会区制造业发展的差距在缩小。

美国各都会区生产业的平均就业比重从2005年到2011年有微小的增长,总体比较稳定;而就业比重的标准差从2005年到2011年间出现微小波动,总体稳定(表12)。

表12 2005-2011年美国都会区制造业和生产业就业数据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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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都会区层面,制造业职能在经历了多年的弱化后,从2009年开始恢复,到2011年已有55个都会区以制造业作为主导职能,达到了2005年的水平;而生产业职能在2008年以前逐年强化,2008年以后开始逐年弱化,到2011年仅有46个都会区以此为主导职能,为7年来的最低值。各都会区制造业的就业比重在经历了多年下降后,从2009年开始回升,并且都会区间制造业的发展差距逐年减小。而各都会区生产业的就业比重及其标准差则未出现明显变化。

2.3 经济发展路径发生变化

“路径依赖”理论(Path Dependence)最初由美国人Paul·A·David提出被用于解释技术演进过程中出现的产品依赖现象,后来美国经济学家格拉斯·诺思又提出了制度领域的“路径依赖”理论,解释了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现象。继“路径依赖”理论之后,新制度主义者提出了“路径替代”理论,认为可以通过政府的调控力量来改变发展过程中低效的“路径依赖”现象,从而促进系统结构的优化。本研究通过分析危机前后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结合“路径依赖”和“路径替代”的理论模型,解读美国经济发展路径的演变。

(1)路径依赖导致美国经济“软化”

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就构筑了完整的工业体系,成为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工业国家。随后美国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为追求更高的利润开始实施去工业化战略,在扩大服务业的同时不断收缩制造业规模。

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去工业化之后,美国实体经济特别是制造业地位大大下降,而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保险业在整体经济中的份额大幅提升,整体产业结构不断“软化”。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的20年间,美国的去工业化淘汰了大量的制造业部门,为服务业的发展腾挪了大量的发展空间和资源。20世纪90年代以后,制造业的严重“弱化”导致了越来越严重的就业和贸易逆差问题,产业结构的严重不平衡引发了巨大的金融泡沫。虽然这个时候人们意识到了去工业化带来的弊端,但是美国的去工业化路径已经进入了“锁定”状态,整个经济系统处于“去工业化模式”。

如果把美国的去工业化分成两个阶段,那么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是自愿去工业化阶段,90年代以后的则是被迫去工业化阶段。简而言之,美国在90年代后已经形成了对去工业化的路径依赖,并且开始进入低效的恶性循环。

(2)金融危机的冲击刺激了路径替代的发生

金融危机爆发前夕,美国实体经济规模被大大弱化,制造业规模降到了工业化完成以来的最低点,2006年美国制造业产值和就业的比重分别仅有12.32%和8.34%。200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美国金融泡沫彻底破裂,经历了长期去工业化的经济受到了重创并且陷入严重的衰退。

在经历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后,长期去工业化发展路径导致的严重问题被暴露出来,人们开始寻求新的发展路径。这个阶段美国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不得不改变低效率的发展路径,成为了去工业化路径依赖发生变化的转折点。同时,美国政府开始正视去工业化带来的严重问题,并着手制定再工业化战略并通过政府强制力推动实施。也就是说,美国在危机前形成了对去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但是长期的结构失衡导致了去工业化路径的低效率,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金融危机。而金融危机作对经济系统造成严重冲击,开启了美国寻求路径替代的序幕,美国政府开始通过政府强制力推动再工业化的实施以替代原来的去工业化发展路径(图5)。

3 结论

文章从产业结构、技术机构、产业互动、职能转变和发展路径多个方面分析了再工业化背景下的美国制造业的发展变化及影响,得出以下结论:在金融危机后,美国制造业的比重和技术密度整体提升,并且制造业发展水平的提升促进了制造业和生产业的融合程度的提高,强化了都会区的制造业职能,转变了美国的经济发展路径。

总的来说,在金融危机后的美国开始通过再工业化战略振兴了制造业,推动了发展路径的转变。这是美国反思了去工业化发展模式后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全球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一个信号。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其实体经济的回归意味着国际产业转移、国际贸易规则、国际投资走向和世界经济增长点都将改变。因此在这种新形势下,中国作为世界工厂应该从多方面了解和应对美国转变发展路径所带来的挑战,密切关注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实施后制造业的发展动向,是中国在21世纪增强自身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现新型工业化的必然要求。

参考文献:

[1] 李大元,王昶,姚海琳.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对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启示[J].现代经济探讨,2011(8): 23-27.

[2] 陈力勇.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要向高端转移[J].理论导刊,2004(11).

[3] 胡晓鹏,李庆科.生产业与制造业共生关系研究—对苏、浙、沪投入产出表的动态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9(2).

[4] 许学强,周一星,宁越敏.城市地理学[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9.

[5] 郭金喜.传统产业集群升级:路径依赖和蝴蝶效应耦合分析[J].经济学家,2007(3): 66-71.

[6] Gary P. Green, and Landy Sanchez. Does Manufacturing Still Matter?[J]. Population Research and Policy Review, 2007, 26: 529-551.

[7] Roy Rothwell. Reindustrialization and technology: Towards a national policy framework [J]. Science and Public Policy, 1985, 12(3): 113-130.

Reindustrializ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acts on its Economy

LIU Yi, ZHOU Chun-shan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Planning, Guangdong Key Laboratory for Urbanization and Geo-simulatio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China)

Abstract: Suffered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the United States began to implement reindustrialization strategy. This paper uses spatial analysis and data analysis method to study the development of Americ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its impact according to the economic data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2005 to 2011. Then this paper draws a conclusion that, the production and the technology contents of Americ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re upgrading. However, the changes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ve some impacts on America’s economy, such as enhanc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producer services, changing the functions of metropolitan areas and the development path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reindustrialization; United States; upgrad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