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小祖咒 把那个故事再给我讲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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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传奇色彩的摇滚师、当代艺术家，同时又是诗人、小说家和电影配乐人。这位昔日的地下摇滚先锋，前卫艺术家群落“北京东村”的第一批人物和缔造者，如今已成为前卫青年、文艺青年心目中的偶像。

我叫左小祖咒，原来叫吴红巾，没读过几天书，服过役，混过大街，后来唱了一些歌，搞了点艺术，把自己搞得有点神秘了。请原谅我以莽汉的身子骨闯进公共视野，也请原谅我带着浓重的外地口音给你讲讲我这十几年的一点事儿。

忧伤的老板

1993年我从上海来到北京，大概是五六月的样子。我在上海待了3年，那时候卖拷磁带，就是你给我一盒空白带，我把你要听的东西录好，印个封皮，收你几块钱；接着又卖卖打口带，那还不是个CD普及的年代，CD在当时是个很奢侈的玩意儿。到北京之后，我就不打算再干这个活儿了，想做自己的音乐。“NO”这个乐队的名字是我在上海的时候想好的。我一直延续着这个做事的习惯，就是做什么先把名字给想好。为什么叫“NO”呢？因为人们在很多时候都可以说NO。我想做一个很有意思的玩意儿，和当时很多乐队完全不同的，无论在意识形态上、形式上还是文化见解上都截然不同的音乐。

当时中国的现代音乐还局限于超载、冥界这样的速度金属和死亡金属，算是最狠的了，这两支乐队是我当时比较喜欢的。现在超载的吉他手李延亮和冥界的王强都是我的好朋友，后来李延亮在我专辑里做了不少的演奏，他是《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这首歌的吉他手，最新的《大事》里的吉他也是由他主刀的；王强在1996年前后去了德国，成了一个画家，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怎么见过他。中国的音乐当时虽然谈不上有多好，但唐朝、黑豹我都听过，也都喜欢。但是1990年代开始我接触了西方的很多音乐，更好的音乐，特别是美国大门乐队的。

和我一块儿来的，还有一个小我三四岁的哥们儿，叫方海强。他当时还是个高中生，那年正好考大学，我不记得他那年考上还是没考上了。我来北京之前去和他告别，他就也偷偷地离开了家，跟我来了北京，想和我在一块儿。他热爱音乐，也很想做音乐，但我感到他这种想法很不妥。因为不管怎么说，我当时练吉他已经好些年了，1985年我就开始学了。可是海强什么也不会，他没有经过学习和训练，没有基础。不错，是有很多人根本就不会画画，但上手去画，也就画出来了，当时我不赞赏这种做法，音乐更不好弄了。因为我还没有任何建树，当然谈不上自信了，在艺术和文学方面我也是新手，没有创作出像样的作品，心里也是没啥底的。

我在上海街头混的时候，认识了很多朋友，其中有一个叫窦勇的，在北京饭店工作，他给我留了一个电话，到北京后，他在朝阳门内给我弄了一个四合院。当时二环和三环之间还没有建好，二环往外虽然不是郊区，但已经很荒了，明显感觉人少多了。我本来打算不做打口磁带这个生意了，可带来的钱没几天就造光了，所以剩下这点货还是卖卖吧。我当时很少上街，都是我的兄弟海强去卖，我出本他出力，挣了钱一人一半。可谓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啊，没几天发展到一根骨头两个人啃。

有一天，我在米市大街附近，碰见了一个黑黑的家伙，中等个子，眼睛很亮，骑着个破自行车，后座上驮着一捆画布。我当时正在和几个朋友一起聊音乐，说着音乐圈里的黑话，什么“黑馒头”(Metal)啊，朋克啊，哥特啊这类玩意儿，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东西的，根本就听不懂。这时这个黑黑的，瞪着两只闪亮的大眼睛的家伙就问我能不能卖给他两盒磁带。我觉得这个人就像个老农，知道他肯定不懂音乐，但是不懂不代表他没有求知欲。可是你说我卖给他什么好呢？给他好东西吧，他不懂，给他不好的东西吧，觉得有点欺负人，这也不对。所以我想还是培养他一下吧，而且我这小生意还是要做的嘛。当时我们上了很多谁人(The Who)的货，还有齐柏林飞艇(Led Zeppelin)和大门的很多东西，谁人乐队虽然名气很大，但是不好卖。海强也不懂这些东西，这就很麻烦，因为想要卖好茶叶，就得把茶叶讲得很有文化，不然卖不上价钱。于是我就跟这个老农侃了一阵，要价也提上去了，大概提到50块两盒磁带，因为我知道他是要还价的。最后，我就把两盒谁人乐队的磁带以30块钱的价格卖给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