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约瑟与晚清中国盲人音乐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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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盲人教育时，国内外的学者一般都是从德国基督教路德会宗(Lutheran)传教士郭士立(Karl F.A.Gatzlaff，1803-1851，亦译郭实腊)19世纪30年代后期在广东和澳门收养6位女盲童说起，然后谈到苏格兰圣经公会威廉・穆瑞(William H.Murray，1843-1911)70年代后期在北京东城甘雨胡同创办的瞽叟同文馆及稍后英国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1840-1896)在汉口和武昌的训盲学校。讨论的焦点多为中国盲文的形成历史及演变过程，也兼及具体的教学实践。但对传教士在盲人教育宣传鼓动上所做的工作却鲜有学者涉足。本文以伦敦会传教士艾约瑟为例，对基督教传教士19世纪下半叶在中国盲人音乐教育上所做的工作进行个案分析，以期弥补学界在此领域之空白。

艾约瑟其人

本为英国传教士，后成为著名汉学家的艾约瑟(Joseph Edkins，1823-1905)可能是最早利用新兴的大众传播手段――报刊杂志――来呼吁国人注重音乐在中国盲童教育中重要性的传教士。1875年5月――也就是在穆瑞创办瞽叟同文馆的同时――艾约瑟就在当时他参与主编的、在京城颇有影响的《中西闻见录》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西国训瞽法》的文章(见彩色版)。在此文中，他不但对西方教导盲人谋生技能的方法有简单的介绍，对西方当时流行的几种盲文体系也有提及。更重要的是，他着重强调了音乐在盲人技能教育中所占的位置。

在详析《西国训瞽法》一文中的音乐教育主张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艾约瑟其人及其在华所做之事做一概述。艾约瑟原名为约瑟夫-艾德金斯(Joseph Edkins)，艾约瑟是其汉名。艾氏1823年12月19日出生于英国格劳切斯特郡(Gloucestershire)的一个牧师家庭，幼时好学，曾先后在伦敦大学和考沃德学院(coward College)接受人文和神学教育。1847年12月成为牧师后，即被伦敦宣教会派往中国传教。艾氏从1848年9月2日到达上海，一直到1905年4月23日在上海病逝，在中国共度过了57年的光阴，其中有近三十年(1863-1890)是在北京度过的。1857年在沪时，他和裨治文、卫三畏、帅福守等发起“上海文理学会”，该会于1859年加盟大英及爱尔兰皇家亚洲文会后改名为“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即著名的亚洲文会。1860年6月，他和另一位英国传教士杨笃信曾去苏州拜见干王洪仁，并在他们的报告中提到与洪仁歼同唱赞美诗的情形。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先是到烟台、天津传教，后又到北京，是京都米市福音堂最早的牧师。1880年，他因与同事在传教方法上意见不合，辞职到赫德主管的海关税务总司任翻译。艾氏人生的最后十五年是在上海度过的，曾担任亚洲文会副会长。

艾约瑟虽以传教为业，但却以学者身份闻名于世。早期尤以全面系统介绍牛顿力学闻名。早在1852年就开始与李善兰一起合译英国哲学家、科学家胡威立(WilliamWhewell，1794-1866)撰写的剑桥大学教科书《力学基础》，1859年由墨海书馆以《重学》为名首版。作为汉学家，艾约瑟以博学闻名，特别是其《中国宗教》一书(1859年初版)，在1878年就已有增订版出现。他之后出版的《中国佛教》等都为汉学界所熟知。艾约瑟也是个世界知名的语言、语音学家，曾就上海方言语法和官话语法做过深入研究。他1870年提出的“欧亚语言同源”的论点曾引起很大的争议。他还出版有《的税收》、《现代中国》等书。除英文著述外，艾氏的中文著作也不少，刚抵华不久就陆续著有《孝事天父论》(1856)、《释教正谬》(1857)、《华洋和合通书》等。据法国汉学家考狄(Henri Cordier，1849-1925)不完全统计，艾氏发表的汉籍研究专著和学术论文多达140多种，其中的一些论著至今仍有学者研究。鉴于他在学术上的贡献，1875年，爱丁堡大学就授予了他神学博士学位。

一生著作等身的艾乐瑟，从一开始就对音乐在宣教中的重要性有很深的认识。特别是在赞美诗的编译上，他贡献甚丰。他与理约翰翻译的《颂主圣诗》(见彩色版)1872年就在北京、天津地区流传。此外，1884年他还将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中国古今音乐记》中的中国古代祭祀歌曲翻译成了英文，连带曲谱发表在同年二月的《教务杂志》上。

与其他新教传教士一样，艾约瑟对中国的教育改革极为关注，是最早提醒清政府和士大夫阶层应尽快仿照西法兴办各级各类学校的传教士之一。他1880年在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办的《万国公报》上发表《泰西诸国校塾》一文，提出“励学者之有多寡，为国家兴衰成败所攸系。故欲兴盛国家者，莫不以国中立学塾为要务矣”的主张。此文与德国礼贤会传教士花之安的《德国学校论略》、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的《振兴学校论》、丁韪良的《西学考略》、英国浸礼宗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七国新学备要》等一样，比较系统地介绍了国外的现代教育体系。但与以上传教士有所不同的是，艾约瑟很可能是最早利用报刊来宣传音乐在中国盲童教育中重要性的新教传教士。他的《西国训瞽法》一文不但对西方各国教导盲人谋生技能的方法有简单的介绍，对音乐(包括与音乐有关的技能)在盲人教育中所应占的位置也有着重的论述。虽然艾约瑟不是最早提及盲人教育的传教士――如花之安在其1873年刊行的《德国学校论略》中就有专章论述“训瞽院”，但像他这样把音乐作为盲童教育的主要内容来强调还是首例。

《西国训瞽法》

在《西国训瞽法》一文，艾约瑟首先强调对残疾人要有怜悯之心。他说：“人不幸而有废疾，则常人应矜恤之。”(第11页A)这与《礼记・礼运篇》中所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念不约而同。但艾约瑟在呼吁社会应对废疾者“矜恤”的同时，还更强调对废疾者生存能力的培养。用他自己的话说：“矜恤之法非徒以施济为事也，有仁慈者更应有卓识。宜悯其疾之不能，而因其所能者以训之，斯於为善之道无歉。”(第11页A)对他来说，盲人目盲而心不盲，所以他反复强调对盲人应“因其所能者以训之”的道理。为此，他举例说：“如泰西诸国之于瞽者是也。西国公会多设有养济院以赡废疾之人，而于瞽者尤为人所悯。第悯之不以道则受悯者何裨。故西人咸以为瞽者宜亟为训之。”(第11页A)他特别指出盲人的长处：“大抵论色相之朱紫黑白，则为瞽所难测；至于分字母之浅深高下，则瞽者自绰然有余。以其盲于目而非盲于心也。”(第11页A)为此，他特地举出了英国和法国盲人教育所用之方法及盲人聪颖自谋生计的例子：

同治七年大英国立有英外训瞽会，会中

司事者，皆瞽充之。……道光间法国法力斯训瞽院一瞽生名伯来勒思得，创一新法，以诸点为字母之画，仍凸写于纸，较他法为长。俾瞽者不第便于读，兼便于写。瞽师口诵，瞽生扪而写之。瞽师扪校日为课程，写卷积多，装订成册，以代印造，法至善也。且印造凸出之书，工费本钜。兹得瞽自扪写，以课业代剞劂，无烦印造，法出于瞽，非瞽心明性巧之一征乎?另以法制写歌诗乐谱之工尺，尤为便于扪诵。数载以来，已于瞽手所写出者，凡五六十部，皆备瞽用。(第11页A-B)

艾氏文中的“伯来勒”指的是创立近代普及型盲字的路易・布莱尔。布莱尔(LouisBraille 1809-1852，也有学者翻译成“布莱叶”)是法国盲教专家，他1829年受军队在夜间用凸点暗号传递信息的启示创造了点字体系(The Braille Point System)。值得注意的是，此盲文法在1873年才得到国际盲人教育会的认可，但艾约瑟在1875年就已提到这种方法，并指出此法“较他法为长”。可见其对盲文教育的理解并非只是皮毛，而是由衷的关注。

艾约瑟认为对盲人的培训，应利用盲人听觉灵敏的特长，因势利导。所以盲人所应接受的教育“盖不独训之以诗书，亦使之精习夫乐律也”。这一看法与此前洪仁(1822-1864)在《资政新篇》(1859年刊印)中所提出的主张不谋而合。但洪仁歼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只提到在“跛盲聋哑”四疾院中“请长教以鼓乐书数杂技”，而艾约瑟则根据其耳闻目睹的西人的做法(“西人知瞽之聪于耳也，辄教之抚风琴”)列举出了西国盲人音乐教育所采用的具体方法和实例及其相关的讨论，以资国人参考：

泰西诸国训瞽所用乐谱，皆以此扪读之法[按：即法国盲人路易・布莱尔所创的点字法]谱之。客岁因地雅伯里斯[按：即美国Indianapolis]城，集通国训瞽院司事者议以兹后通用伯勒来之乐谱而增删之，识者多以为非，盖伯勒来乐谱尽善，应遵用不可改也。且欧美二洲音律俱宜画一无所用其删易，故斯议实为可惜耳。(第12页A)

至于为什么要强调盲人音乐教育的重要性、有了音乐技能又会怎样改善盲人的生活以及盲人音乐教育的具体内容，艾约瑟也以英国为例，提出了应培训盲人“调乐”、“教乐”、“抚琴”技能的主张：

英国伦敦新立训瞽奏乐之塾，其中习乐之瞽者有三。调乐者一也，教乐者二也，抚琴者三也。盖人不幸而瞽，极苦之身。束手终日莫赡衣食。故设此法以训之。伦敦之瞽，现约数千人，平日造作筐篮箕帚等物，得微值。易薪米自食其力。然终弗若有目者所造之纯巧精细。且所得工值不敷糊口，必须常人恤之，始可温饱。男瞽已苦，女瞽苦尤甚。瞽之平素可为之业，又非工巧之技，类皆粗夯之工。而愚钝之夫多，争习粗业。以致人多业寡。故更宜矜陋之也。苏格兰及美国之瞽多为帐褥之工，亦无大利。以势观之，惟奏乐一道，为瞽之最上之技。最益之艺。西人故力以乐训之。所谓恤之必以道也。(第13页A-B)

艾约瑟也提到盲人音乐教育的特殊性。虽然他知道“苏格兰有新法，瞽者常与常人诸生同塾习业”，而且也理解这种新法有“不独省公塾之费，亦俾瞽有伴而不寂”等长处。但在他看来，音乐教育有其专业性强、学习时间久等独特要求，不能像普通教育那样整齐划一，得有专门的学校。用他自己的话说：“如学乐之瞽，则必须另塾训之。而工亦较读书者为久。非习数载，不克正五音。”(第13页A)艾约瑟还具体地点评了欧美诸国盲人音乐技能培训的得失：

法国巴理斯[按：即巴黎Paris]京都训瞽之法极善，其奏乐之效尤速。瞽生出学之后，百人中约有三十人可为调乐之工。斯工易作，斯值较丰。岁中每瞽可获三百金。盖其所调之乐，胜于常人，以其目盲和神专也。法国因此作为定章，今后惟以乐训瞽为是。美国被训瞽生，亦以斯业颇可自赡。故习调乐之技者，较法力斯城尤众。惟英国弗及之。何则?盖训瞽之法不精也。今而后酌法定章力教之以斯技。似亦可期其效。英国训瞽之效，所以现弗若法美二国之效力者，因欲令瞽者习抚风琴奏乐二技。而二技将来所获工值，远不如调乐。无敷瞽口。近于英国伦敦都城设一训瞽之院，用极善之法教之，无论调乐习琴诸技，务使臻于绝妙。以冀瞽生出学之后，终身得以自赡。而院设于聚珍院[按：即博物馆]之左。旦夕可听聚珍院之诸国乐音、物名、人声，以佐瞽生之益。其有不能自备资斧者，瞽院给以衣食膏火。(第13页B，14页A)

为了使读者确信盲人教育(特别是音乐技能之培训)之重要性，他在《西国训瞽法》一文的结尾处还特地提到了以下这些中国盲童经过培训自食其力的例子，其中一个女盲童就是以教授音乐为生的：

三十余年前有英人于香港，见瞽目女童二人求乞。悯之，携至美国，送入训瞽院教之。迄今一人仍留美国，颇足自赡。一人已来上海，以教习洋文及乐器为生。又宁波女学堂前有瞽童二。女师为之作凸字木板汉书，教令扪读，其后遂通文字。观斯二事，是其明效。将来中国倘能随地以斯法训瞽，俾瞽者皆有所肄业，可以糊口，庶免沿门算命惑人之事矣。(第14页A-B)

艾约瑟文中所指在上海“教习洋文及乐器”女童，很可能是指由郭士立(KarlGtitzlaff，亦译郭实腊，1803-1851)收养、后被送到英国培训的中国盲女安格妮丝・郭士立(Agnes Gtitzlaff)，唯一不同的是，安格妮丝是在英国(而不是美国)受的培训。1855年8月，在伦敦受了十三年专业盲人教育的安格妮丝以年薪十英镑的待遇被英国中国传教会(Chinese Evangelization Society)派回了中国。就是这位没有中文姓名、而且连生卒年月都不详的中国女盲童却成为了“中国悠久历史上第一个经过正规训练的盲文教师”。1856年6月，安格妮丝开始在英国基督教独立女传教士艾德绥(Mary Ann Aldersey，1797-1868)办的“宁波女塾”工作。1858年艾德绥又在宁波开办了一所盲童技工学校，安格妮丝负责该校学生的阅读课。目前所见的资料中虽没有安格妮丝在盲童学校教授音乐的记录，但有事实表明她在教会的工作中没少运用她的音乐特长。当时任英国安立甘会宁波副主教(后成为华北主教)的禄赐悦理(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1821-1879)就非常欣赏她的音乐才能。安格妮丝的音乐活动似乎并不仅限于在宁波组织教会唱歌班，她还利用自己会弹琴的特长为教会服务。1861年底，安格妮丝搬到了上海后，虽以教英文为生，但仍在上海中国人教堂中弹风琴。

结语

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现有的研究虽然都随国内史学界的分期，从鸦片战争开始，但论及具体事实时，却大多举不出多少实例。通过艾约瑟发表于1875年5月的《西国训瞽法》这一例证，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基督教传教士在学堂乐歌兴起之前在音乐教育上所做的工作，对他们介绍和倡导的盲人教育方法也可有所了解。需要指出的是，艾约瑟并非唯一的例证。传教士办的盲童教育机构几乎都设有音乐课程。英国循道会传教士李修善(David Hill)于汉口设立的训盲书院就是一例。在该院的课程中，“音乐和唱歌”是六门课程之一，盲童每天都学习一个小时(见彩色版)。在苏格兰传教士威廉・穆瑞(W.H.Murray，1843-1911)办的北京瞽叟同文馆就读的学生，不仅得学唱圣歌、学习演奏，还要维修各种西洋乐器。此校的毕业生不仅为北京和天津教区提供了风琴手和唱诗班领唱，还向全国各地的教会输送各类音乐人才。该校至今仍然存在，据报道，2007年该校的在校学生人数为170名，继续为盲人提供教育机会。

作者附言：本文研究经费由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Unitec-Institute of Technology)社会及健康科学研究学院(Faculty of Social and HealthSciences)提供(项目编号RI11027)，特此鸣谢。

作者单位：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