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控警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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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频频暴露出的金融案件，尤其是齐鲁银行高额骗贷一案的曝光，让原本积极扩张中的城商行遭遇到了信任危棚，也更凸显了城商行在内控方面的“短板”。
近几年城商行的增资扩股正吸引着包括上市公司、金融机构、外资公司在内的众多资金的关注。例如自去年以来的浙江龙胜参股锦州银行、联想控股入股汉口银行、青岛海尔增资青岛银行、中原高速入股新乡银行等。
资本金不足可以增资，但城商行的管理能力却非“一日之功”。在城市商业银行快速扩张的背景下，频频暴露出的金融案件，尤其是齐鲁银行高额骗贷一案的曝光，让原本积极扩张中的城商行遭遇到了信任危机，也更凸显了城商行在风险内控方面的“短板”。监管机构也表示出了担忧，银监会主席助理阎庆民告诫城商行不要一味地追求资产规模扩张，“挑不起100斤的担子，不妨挑50斤的，过了会高处不胜寒。”
风险控制能力提升节奏跟不上规模扩张速度时，城商行必然会遭遇各种各样的扩张病。提升风险内控水平以匹配快速扩张的规模的警钟早已为城商行敲响。
风险不在别处
银行的一次内控“失足”很可能导致万劫不复，巴林银行便是最鲜活的案例。法国兴业银行由于交易员违规操作导致银行巨亏的事件至今还没有被遗忘。大量事实表明，很多严重的风险损失往往是由于内部疏漏而造成的。华夏银行行长樊大志曾表示，在当前金融风险防范的实际工作中，大多数银行都习惯于把目光向外看，重视外部风险，而往往疏忽了内部风险的防范。
随着城商行规模的快速扩张，加上监管部门对其资本监管的加强，如今城商行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压力，而通过增资扩股这一方式已成为城商行资本补充的主渠道。遗憾的是，城商行的内控水平提升却未能与其规模增速相匹配。骗贷、福利房贷、违规操作、金融诈骗等问题一次次敲响了银行内控的警钟。
毕博管理咨询董事总经理石明华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城商行对内控重视程度不够。他介绍，城市商业银行是从城市信用合作社改制而来，在过去几年里，城商行的发展以业务为主导。“当业务和内控在一定程度上有冲突的情况下，大多数银行会选择业务优先。这也是导致城商行内控体系较弱的最直接原因。”另外由于中国市场经济环境较好，整个信贷组合中违约相对较低，银行的收益较好，所以城商行在改革目前的风险管理，包括内控在内的具体管理方式上显得并不迫切。
石明华认为当前城商行内控方面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首先，内控机制尚不健全，控制不足，目前我国商业银行业务发展仍以信贷规模扩张为主，受不良贷款的现实制约，内控机制建设主要围绕着信用风险而展开，相对而言，合规风险、操作风险以及信誉风险等尚未引起国内银行的足够重视，导致出现了风险控制的一些真空地带；第二，内控执行力不足，控制失效；第三是对分支、基层机构的控制不足；第四，科技对内控缺乏有力的支持；最后，内控文化尚未真正落地。
不可否认，城商行在内控方面还有很多课需要补。毕博管理咨询高级经理张挺强调，补课的内容首先是风险管理方面，包括风险管理流程、组织架构和制度建设。不过这些往往会触动银行的固有文化和组织，是银行内控建设过程中阻力最大的环节。
银监会监管二部副主任陈刚明指出，从2009年的指标看，城商行的整体风险水平有所下降，各项监管指标都有很大的改进。不过他同时强调，由于城商行基础还不牢固，在人员素质、IT系统等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不足，目前面临的主要风险还是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以及操作风险。
张挺对此表示赞同，“城商行信用风险更多暴露了银行在整个审批人制度建设方面的盲点。”国内银行和股份制银行都已经建立了专职审批人制度，但国内很多城市商业银行还并没有建立这一制度。而在当前流动性缺乏的情况下，受前几年爆发式房贷的影响，这些贷款在一两年可能出现违约高峰期。此外他还强调，由于小银行议价能力较弱，随着利率自由化的逐步推行，城商行利差会变得更窄。
事实上，受规模、地域、客户群等多方面的影响，银行所面临的风险不尽相同。盛京银行董事长张玉坤认为，银行的第一风险是流动性风险，他将其比喻为脑溢血、心脏病等当做生命性风险来防控。张玉坤介绍，控制流动性风险最基础的就是控制存贷比，盛京银行长达八年时间没有超过60％。“我们当前在防范流动性风险上，采取的是月度分析，并进一步进行评估论证，全年进行资产结构分散化、无风险化、回收化、周围化评估等。”
谈到银行风险就不得不提“巴塞尔Ⅲ”。德勤金融企业咨询服务合伙人吴松汉认为，“巴塞尔Ⅲ”产生的新变化将会对全球银行业产生重大影响，但由于国内银行更加传统的运营模式、更加简单的资本构成以及较少的衍生工具等原因，新框架对于国内银行的影响明显小于西方银行。但从长期来看，新的监管标准对中国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商业银行近几年资产快速扩张，这大大增加了资本补充压力和流动性压力。强化后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将约束稳定状态下的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和信贷成本控制。
同时吴松汉指出，银行需要在日常工作中考虑风险并相应控制风险，以达到实现企业长远利益最大化的文化。为提高流动性管理水平，各银行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1、提高资金使用率，降低存放央行款项中利率较低的超额准备金比重；2、确保在任何时点都有充足的流动性资金用于满足对外支付的需要；3、建立合理的资产负债结构，保持分散而稳定的资金来源，同时持有一定比例的信用等级高、变现能力强的资产组合作为储备；4、集中管理、统一运用流动性资金，构建流动性风险内控指标体系，及时调整流动性管理策略；5、合理安排贷款投放节奏，适时调整内部资金价格，充分发挥同业存款、票据对流动性的调节作用；6、开发历史数据模拟模型和现金流量管理行为模式，为流动性管理提供有效的技术支撑；7、改进流动性风险压力测试方法，提升测试水平等。
宁波银行董事长陆华裕对银行存在的风险持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作为一家小银行，宁波银行主要考虑三个风险：首当其冲的就是生存风险。“虽然我们不差钱，但我们得考虑什么时候可能被兼并，什么时候在这个行业里面已没有存在价值。”第二是业务结构里面有没有系统性风险。“当前银行业务中做按揭要亏损，做信用卡不赚钱，关键是我们怎么对资产布局、对业务进行结构调整。”第三是操作风险。“比如年轻人要结婚买房，如何支付几百万元的房贷，会不会铤而走险?这些都是我们特别关心的风险。”石明华对此表示认同，他认为操作风险包括欺诈、违规操作、流程设计不合理、系统故障等。
穆迪分析全球董事总经理黄艳玲则一针见血地指出，当前很多城商行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如何控制风险，而是银行并不
清楚自身风险所在。
黄艳玲并不否认内控对风险管理的作用。以申请信用卡为例，她认为银行有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比如给客户做一张评分卡。这个评分卡能够准确的预测未来的风险，但由于个人喜好，并没有严格按照这个条例来做。即使有很好的风险管理工具，但没有好的内控机制予以保证，也不能做到很好的管理风险。此外银行风险管理本身也要合规。风险管理部门可能也会分成设计风险计量工具和设计相应的流程规范两部分。
“内控和风险管理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内控实质上是保证按照已有的法律法规来做事，更多强调的是合规；风险管理则是指风险掌控和管理的能力。”在黄艳玲看来，遵循法规并不意味着银行对风险有很高的控制能力。在很多情况下，突发风险并不能通过流程和规范就可以解决，更多的是需要银行准确的应变能力。
合规创造价值
中国银监会合规指引要求银行的经营活动与外部法律、法规、规章等保持一致。《商业银行内控指引》则明确具体地提出了商业银行在主要业务活动中，包括存款和柜面业务、授信业务、计算机信息管理等方面的控制要求。
从监督要求看，银行的确需要一项机制将内控管理落地，内控合规应运而生。从银行内在风险管理的角度，鉴于合规风险是银行操作风险和信用风险发生的一个重要诱因，内控合规就是银行风险管理的基础环节之一。
通常情况下，“组织、控制、激励”被比喻成银行管理的“三驾马车”，这三大因素在大连银行的合规工作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大连银行副行长、首席风险官邵丁介绍，大连银行合规部门对新产品、新业务需要进行合规审核；组织实施全行的内控制度清理规范；下发业务合规性风险提示；将内控评价纳入分行年度绩效考核；积极建立内控文化等。“我们内控合规工作的管理定位在角色上与先进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整体上是趋同的。”
邵丁谈到，大连银行自2008年就开始试点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目前已纳入全行的绩效考核系统。在每年的内控评价实施过程中，大连银行会把评价结果由高到低整体排名和风险等级分类(由高到低，分为A、B、C、D四个等级)。经过三年的内控评价，各个分行的内部控制管理水平和风险暴露正在日益清晰化。
“评价不是目的，如何正确有效地运用评价结果，达到风险管理与提高管理效率的双重目的，才是我们更为关注的。”在评价结果形成后就需要总行一线业务部门、各分行在此基础上主动履职，针对各自的重点高风险领域和重点高风险支行，有效匹配合规管理资源。对评级为D级以下的支行加强监管，要求其必须达到C级以上水平，否则暂停开办新业务或新设机构。许多分支行也陆续将评价结果纳入分行内部绩效考核中，从而有利于促进分行各部门和业务线条自查自纠，主动合规。在有限的合规资源下，充分发挥分行防范风险的基础性作用。目前大连银行已将内部控制评价作为内控管理和风险控制的有效手段。
从大连银行2010年的内控评价情况来看，整体有所提升，但个别分行有退步。“是意识层面的问题，如果一个分行能充分认识到评价工作的价值，领导层的推动力就很强，任何人对于改变都会有本能的抗拒，要克服这种心态，需要领导出来亲自组织。”邵丁认为，内部控制关键不在技术，而在于人。为此大连银行特别注重合规文化宣传。
大连银行每年都会举办行级高管带队的合规文化宣讲活动，到目前已坚持了三年。事实证明，凡是较早接触合规文化理念的支行都受益良多，并在近一年来的合规文化建设中卓有成效，无论是网点建设、人才规划及自身的监督与纠正等方面都走在了前面。
合规文化说到底是对内控制度和规范的执行力。在邵丁看来，合规文化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无形中产生影响。她还认为，合规意识应当常耕常新，始终保持与外部合规监管的一致性。为此大连银行今年安排了以“内控先行，主动合规”的主题宣讲活动，请先进支行做合规经验介绍，以形成经验接力。
中国银监会一直倡导“合规创造价值”。邵丁认为，管理风险本身就是对业务最好的管理，它可以变成银行的核心竞争力和差异性竞争优势。邵丁坚信，未来几年内控水平是决定城商行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今年整体金融形势，包括整个的宏观经济形势整体趋紧的状态下，城商行的业务空间正在逐渐收窄的过程中，如何有效地进行内控合规管理更显得尤为重要。
邵丁介绍，大连银行在未来时间内会引入新的管理工具、先进的管理手段、科学的检查方法等，进行基础数据平台的搭建，使之与合规风险点和控制要点融会贯通。未来的合规评价管理工作要更加细化与细分，总行在每次合规评价前要结合对分支机构的了解，进行前期的合规问卷调查，掌握之前检查所暴露的问题，了解其近一年的合规管理情况变化、查看分行法律合规线条的履职情况、着重对分支行各种报表的分析，结合实际业务对分支行进行点对点的分析，责任到人，并将信息与其他评价人员共享。目前大连银行正在试图通过建立风险矩阵图的方式进行风险管理，以便进一步勾勒出全行所辖各个分支机构、各个业务条线的各类业务风险及其分布情况。
监管趋紧
中国银行业的系统性风险除了会由货币汇率等宏观因素或突发事件引发，再就是金融机构经营不佳与监管缺失。
国务院副总理曾明确指出，城商行发展的“三不”倾向，即不平衡、不持久、不匹配。而在今年年初，山东齐鲁银行的票据诈骗案以及此前不断暴露出来的城商行内控问题让监管层开始认真审慎城商行的高速扩张。
阎庆民在今年4月召开的城商行发展论坛上明确要求城商行“严守风险底线”，即确保单家城商行不发生重大风险；确保城商行群体不发生重大风险；如果银行业发生系统性或区域性风险，确保风险因子不是来自于城商行。
另外，阎庆民还表示，今后将审慎推进城商行跨区域经营，把城商行内控机制作为重点检查项目，对于内控不健全的城商行的新设网点申请，将暂停审批。郭田勇认为，部分城商行内控制度不健全，无力对跨区域的分支机构进行有效的管理是监管层此举的主要原因。
在今年跨区域经营的审批将更为严格的背景下，开设村镇银行和拓展网上银行、手机银行等新业务成为很多城商行考虑的“曲线战略”。
20lO年，银监会颁布的“三个办法一个指引”(《流动资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个人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固定资产贷款管理暂行办法》和《项目融资业务指引》)，成为城商行内控和风险管理的最新依据。
在城商行之间、城商行与大中型银行间还存在较大差距的情况下，青岛银监局局长陈育林谈到，新规在监管上的“齐步走”给城商行带来机遇。吉林银监局局长高飞则认为，新规出台一是对加强流动性贷款风险管理提供一个很好的机遇；二是对于城商行改变原有的贷
款管理模式、重新再造流程管理、树立新的信贷文化，转变发展的方式进行特色式经营有非常深远的意义；三是贷款新规指导城商行不单对借款人员的风险要有足够的评估和认识，对于其交易对象或者是整个交易链条也要高度重视，使银行从源头上开始控制信贷风险，实行实贷实付制。
对城商行而言，新规出台对其发展提出更高的要求。宁夏银行董事长李建华表示，银行未来会在风险管控和流程方面要进行一些大的变革和改进，以规避操作风险和其他风险。上海银行行长瞿秋平认为，新规带来的不单单是贷款流程的变化，还包括对项目融资和流动资金管理，以及对个人贷款实施跟踪考核管理的问题，实际上需要对整个贷款系统进行调整。
此外，有中国版“巴赛尔Ⅲ”之称的――《中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今年5月3日正式，确立了我国银行业实施新监管标准的政策框架，明确了对我国银行业资本充足率、杠杆率、流动性、贷款损失准备等监管标准。这将使城商行内控和风险管理监管更加严格。
引资更要“引智”
普华永道在2010年5月的报告中称，超过3／4的外资银行三年内有并购打算，而目标就是剩余的城商行、农商行以及金融混业经营公司。近两年，城商行增资扩股的需求毫无疑问为外资银行在华新一轮资本扩张提供了机遇。目前中国市场并不乏外资入股的城商行，如汇丰入股上海银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入股齐鲁银行、马来西亚丰隆银行入股成都银行、德资机构入股南充市商业银行等。这些城商行在“引资”的同时也都不约而同的选择“引智”。
齐鲁银行董事长邱云章认为先进的理念、技能和制度对银行内控和风险管理非常重要。南充市商业银行董事长黄光伟对此表示赞同，他还补充到，防范风险一定要为持续发展服务，此外还要将资产质量视为银行的生命线。
南京银行的案例也许更为突出，国际金融公司(IFC)在南京银行的上市征程中功不可没。IFC的加盟给南京银行建立了与国际金融机构交流、合作的平台，并在完善公司治理，提升管理水平等方面提供了大量支持。如2002年IFC安排南京银行信贷人员分批参加了花旗银行主办的中国银行业信贷业务培训班，吸收了解了国际银行较为成熟的信贷业务模式；2003年在IFC的协调下，从意大利政府获得了35万美元的专项资金，由意大利联合商业银行专家无偿向南京银行分别就信贷业务、风险管理以及审计等方面的内容提供历时一年多的技术培训；2005年聘请麦肯锡咨询公司开发了一个针对银行董事与高级管理人员的培训项目，提升董事会的决策水平等。
黄艳玲介绍，外资银行，尤其注意合规风险的控制。一方面是外资银行高管层非常重视合规风险，在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一旦出现合规风险，由董事会和高管承担首要责任；另一方面，不断调整和完善合规风险管理的组织架构，保证了合规部门的相对独立，荷兰银行和德意志银行都采取独立的合规部门，渣打银行则是将合规和法律职能合并；此外外资银行一般都十分明确合规部门的职责，能处理好合规与内审的关系，尽管都以防范风险为目标，但合规部门更关注“事前”和“事中”的风险控制，内审部门则关注“事后”的稽核审计。据此外资银行形成了第一道防线是业务部门，第二道防线是合规部门，第三个防线是内审部门的三层合规风险体系。在有效的组织结构基础中建立合规风险管理框架，与其他部门合作，不断发现风险、控制风险和优化流程，将合规风险管理与业务流程优化相结合，减少风险发生。以东亚银行为例，针对在中国区的业务范围和产品种类，中国区总部统一制定业务操作手册，渗透法律法规的各项要求，详尽描述各业务的操作流程；最后，培育良好的合规文化和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也非常重要。
黄艳玲认为，内控是一个很大的概念，并不是单靠哪一个部门就可以完成。在大的内控组织架构设立上，国内银行与国外银行并无太大差别，在她看来，最大的区别在于国内银行在管理细微化上还有提高的空间，比如审贷分离。石明华对此表示认同。他介绍当前国内城商行也多采用“三道防线”来管控风险，不过由于这三个体系权责不清，效果并不理想。此外，他还指出，国内城商行在客户评级方面与外资银行的差异。客户评级准人在外资银行相对来讲更刚性，而国内城商行在大多情况下将其作为参考。
最后，黄艳玲提醒，国外银行在内控方面的经验并不代表就是最好的，他们所处的环境和文化，比如金融资源相对更集中，决定了外资银行在内控方面采用更集中化的管理方式。中国城商行城市化有其特殊的市场环境和发展历程，很多是由分行和支行来进行业务。不可否认，国内城商行还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但在国外银行适用的内控措施不一定适合城商行。“城商行在引进外资银行经验时要仔细斟酌，要考虑到银行发展所处不同的环境和文化。”在接触众多国内银行后，她发现，实际上国内城商行非常注重取长补短和外资银行内控经验的本土化改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