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就是在找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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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丽家园在顷刻之间毁于一旦，未遭遇如此巨灾的人很难感同身受到那种巨大的痛苦。重建之路既是在恢复安身之所，更是让心灵得以平静回归。当我们看过30多年前唐山大地震对人们生活造成的长久伤害后，就知道重建之路决非把房子重新盖起来那么简单，尽管现在的生活水平以及社会的发达程度和那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目前，中央已经开始积极部署汶川地震的灾后重建工作，这次重建，能否吸取历史和国外的经验教训，不仅仅在物理建筑上，更要在环境上、心理上、社会网络上尽可能的恢复原貌，甚至焕发出新的生机。这考验决策层的智慧和决心，也是我们每一个平安的人需要持续关注的。
建起了房子，未必恢复了家园
“你知道吗，日本坂神大地震之后，在短短的不到几年时间里，陆陆续续就有500多位老人在灾后重新建起来的漂亮房子里孤独的过早离去。甚至有极端的媒体称那些房子为漂亮的坟墓”。当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刘军红说出这段话后，让记者感到非常震惊。
日本是个地震频发的国家，按理说灾前预警和灾后重建的经验都很丰富，为什么还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刘红军的解释是：重建虽然恢复了物理建筑，甚至比以前更漂亮、更豪华，但却割断了人的社会纽带，而后者对经历过巨灾的人才是更重要的。
设想一下在灾难中失去了亲人的孤寡老人，虽然住进了新房子，但再也听不到邻居家的小姑娘喊她奶奶了、没法和老邻居唠家常了。当这些原来熟悉的生活情景关系被打破了，本来就非常脆弱的老人往往承受不住孤独感的阵阵袭来。
“靠政府的帮助、新闻的宣传鼓舞是没有用的，甚至心理医生定期不定期的来咨询座谈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刘红军说得很直接，“这些都不如亲戚、朋友、邻里之间的相互帮扶能够在心理上给予更大的安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重建的过程中尊重从前的人际关系网络，比如原来是十几户人家住在一条街上，重建的时候要考虑恢复这种社会纽带关系，无论是破损还是未破损的家庭。同时尽可能还原以前生活社区的布局，让熟悉的生活情景重现。”
这种观点就明显地区分开了物理建筑与生活家园的差异，人是社会的人，离不开一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独立存在。每个人都有一个物理上的家、也有一个心灵上的家。人都需要寄托在那些熟悉的生活情景中、也需要靠外力来冲淡一些痛苦的记忆，所以不能把受灾民众简简单单地安排在新居中。这是坂神大地震后日本政府做出的反思，而我们在这次重建家园过程中，是否考虑到这些了呢？
重建，尊重次序也要尊重秩序
我们在重建一个事物、一个社区的时候，就象在搭积木一样，会按照一定的次序。比如先是医院、学校，再是住宅等等，但往往忽略了内在的社会秩序在灾后重建中的意义。在笔者采访的几位专家中，都表示出了这种忧虑。
刘军红就提到日本坂神地震后，首要做的事情就是修改和重订法律，一口气修改了16部法律。在法制社会，任何行为都要有法律依据，在灾后重建长达数年的过程中，依法重建是必须的。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曹富国也强调：在灾后重建过程中政府最为重要的责任就是规范和完善重建的秩序，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完善公共采购的秩序。
而在灾后重建中，政府与其他主体之间角色定位的区分也很重要。日本在坂神地震后通过法律的形式规定企业如何参与到地震中来，为了保证企业在参与重建的过程中有一定的利润，政府采取减税的做法。这样企业会积极介入到重建中，形成一种市场机制。由政府主导，企业跟进，并融入市场行为，这就建立起了一个长远的、可持续的重建系统。
“政府不能太过于自信了，灾后重建是一项长期、细致的工作，大一统思想是很害人的，必须动员起企业、第三方机构等各方面的力量。政府在其中起到协调监督的作用，而不是事必躬亲”。刘军红说。法律秩序是重建工作的保障，而尊重经济规律可以让灾后重建更顺利地推进，不会产生大的波动。刘军红很推崇日本在坂神地震后建立救灾基金的作法，坂神地震后地方县政府投入了6万亿日元救灾资金，中央政府出了10万亿，即使中央出大头、地方出小头，地方财政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于是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用来灾后重建，通过向全国的企业和个人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的方式来募集款项。
设立重建基金比起靠捐款和财政投入来支持重建的益处显而易见。首先捐款会很大程度上影响居民的当前消费，而通过设立基金发行债券的方式，未受灾地区的居民手中拥有了金融资产，这样不会对当前消费产生很大影响，可以将风险分散到10年（如果是10年期债券）或更长的时间。
其次从经济扩张均衡的角度来考虑，不是通过大笔的财政投入而是利用基金将社会闲散资金募集起来集中使用，灾后的损失实际上可以通过经济运转来弥补。
在我国，地方政府还不能发行债券，灾后重建资金仍采取中央财政投入为主，以及地方政府互相帮扶的模式，这种旧模式是值得商榷的。
开拓思路，营造美丽新世界
地震对于受灾地区来说无疑是一场浩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却也可以看作是一个提高地区影响力、创造更美丽家园的一个契机。唐山的灾后重建是国内一个很好的样本，而日本坂神地震后的一些做法也值得参考。
坂神地震后，日本中央政府和神户市政府立刻向世界卫生组织申请设立分中心，并且组建地震灾害研究基地和援助中心。众多的机构入驻、一系列的设施投入，很多重要的研究项目在此开展，这大大提高了当地的软实力。汶川地震也让这个不知名的小城为世人皆知，抓住时机申请建立地震研究中心，比起搭建一个地震纪念馆可能更有意义。如果说将来有亚洲共同防震体系的话，汶川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据点，这样可以借助国际机构的经验和力量，提升自身的软实力。
灾后重建如果仅仅是恢复了倒塌的建筑，而没有顾及到当初的人文环境，那无疑是另一场破坏。在这方面，也是有很多经验教训的。1923年关东大地震之后，日本内务部部长找到一位当时任纽约行政研究所所长的美国私人朋友，让他来帮助设计新的大东京计划。这个研究所设计了一个非常漂亮、现代的大东京。把原来全部铲平，重新规划。一个新的大东京出来了，但背后隐藏着很多问题，比如原来的历史、文化，原有的人情关系被一扫而空。坂神地震后，美国纽约行政研究再次组织国际专家参与重建，承偌重建的时候一定要吸取上次教训，注意历史的承传。
汶川是个少数民族聚集区，重建中对原有民族生态、民族文化的维护是需要慎重的。这决不是把房子盖起来那么简单。刘军红更是建议，在重建之初，要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包括水文地质的、环境生态的、历史文化的，进行一次综合的战略评估，在重建蓝图上把关键的地方标注出来，要设计出人情味来，依山顺水的将汶川建立成一个世界闻名的优美小镇。
重建之路是漫长而艰巨的，无论从恢复原有的生活情景和社会网络、还是尊重法律秩序和经济规律、亦或是注重历史文化传承和生态保护以进一步提升软实力，本质上都是从“人”出发来考虑。重建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划和强制分配，而是在充分尊重人性，从人的诉求出发所进行的精巧设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内心的一片精神家园，重建之路也是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