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豆到北京有多远》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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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是为了被打破而存在的

我不是土生土长的伊豆人。我生在伊豆，但在那里只待到10岁。

在我小学四年级结业前夕，父亲突然宣布：“我们要搬家了，到山梨县身延町(“町”相当于中国的县)去。我有了新的工作，可以赚大钱，已经在那里建了房子，很大的，可以让你们过好日子哦。”我们全家闪电般地收拾东西，根本没时间犹豫。我当时已是非常不错的柔道运动员，身高1.7米以上，体重75公斤。

我、弟弟和妹妹都转到了新的小学――身延小学。我上五年级，弟弟上四年级，妹妹上一年级。妹妹还好，刚入小学，没有离别，只有开始。我和弟弟离开了原来的朋友，有些伤感，但也勇敢地融入了新的环境。我和弟弟在爸爸的指导下每天晨跑5公里，放学后跑5公里，上学来回还要走10公里。在学校的运动会和地区的跑步比赛中，没有人能赶得上我们。要么是我第一弟弟第二，要么是弟弟第一我第二。

我们还参加了学校的棒球队。虽然棒球对我们来说是陌生的体育项目，但通过强化训练，我和弟弟很快就超越其他队友了。日本人讲究“文武两道”，相信把学习和锻炼兼顾好，才能成材。今天。在日本的政界、商界、媒体界等很多领域表现出色的人，或多或少都有过当运动员的经历。这一点，中国的朋友似乎可以借鉴，不要把学习和体育看做不相干的事。

我的学习成绩也不错，小学毕业后，决定不去上身延的中学，而去考位于山梨县县厅所在地(相当于中国的省会)甲府市的私立学校――山梨学院大学附属中学。山梨学院大学有附属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高中和大学的体育水平是山梨学院引以为傲的招牌。但我上的初中就像中国中学的实验班似的，非常注重文化课学习和升学率。我记得，入学面试的时候，我对面试官说：“我最擅长的是体育，希望将来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给母校带来光荣。”面试官反驳说：“加藤君，山梨学院的初中、高中实验班是为培养能够上东京大学等名牌大学的人才而设立的，原则上不允许学生参加正式的体育比赛，你明白吗?如果想从事体育，你最好去读其他初中。”我误会了，虽然山梨学院的体育很有名，但在高巾阶段。实验班和校队班是分开的，两者几乎没有交流。如果我上这里的初中，到了高中阶段，自动被送到实验班，就不能搞体育了。我没有办法，只能先点头：“哈伊，我会好好学习的。”

进山梨学院附属中学初巾部之后，我先是乖乖地学习，成绩也还说得过去。在这所全国精英集中的重点学校100多个学生中，我的成绩排在前20名。当时，我住的身延离学校很远，坐电车单程一个半小时。每天早上6点半动身去车站，8点半到学校：下午5点钟放学，7点钟才能到家。每天复习功课都在电车上完成，到了家，我立刻换衣服，在父亲的指导下跟弟弟一起跑步。跑到8点钟，洗澡，吃饭。天天如此，很有规律。

虽然每天兼顾上学、跑步很辛苦，但我坚持了下来。初二时，我正式到县田径协会登记，参加各种比赛。细心的读者朋友可能会发现，我这样做是违规的。在父亲这个“教练”的指导下。我的运动成绩提高得飞快。参加县里的比赛后。很快就崭露头角，成了山梨县前几名的选手。那段时间里，我仿佛越跑越快，教练们和县田径协会的领导们都把我看成一颗新星。随后，在把县级比赛基本搞定之后，我开始参加关东地区(相当于中围的“华北”、“华南”等大区的概念)的比赛，后来还参加了全国大赛及国家青年队的集训，这是我田径生涯中最大的光荣。当时，几乎所有人都预测，下一个夏天的全国大赛800米和1500米，加藤嘉一夺取“双冠”的可能性很大，我也满怀期待。

没想到，我的腰撑不住了。过多的训练损伤了正在成长中的骨骼和肌肉，这是我没有把握好分寸、盲目追求运动量的结果。接下来，我不得不休息两个月。临近比赛，我的状态不太好。我从小就很极端，坚持“做不好不如不做”的原则。因此我决定放弃，跟着初中的同学去毕业旅行了。我们去了澳大利亚，那是悉尼奥运会的前一年。旅行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让我开阔了眼界，萌发了将来一定要出国的强烈愿望。我想在新的环境中发展自己，发现祖国的缺陷和不足。这次澳大利亚之行，与我后来选择来华留学密不可分。

不得不承认，初中阶段田径生涯受挫，给我的心灵留下了永久的伤痕，但因为机缘，却让我看到了新的世界。我发现人生的答案不止一个，并且可以有很多选择。

其实，从那时起，我已开始扮演“规则打破者”的角色。初中规定不能参加正式比赛，我参加了，还为母校带来了一点点荣誉。当时，体育界批评我不集中精力跑步，初中老师又批评我不集中精力学习，双方都成了我的批判者和警告者。这种处境仿佛是我的命运。我来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也不满足于当个好学生。我积极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上电视，写文章，做项目，很多老师一定会责怪我：这个日本小伙子真是的，不好好学习，天天在外面忙!迄今为止，我是四处不讨好的。学界的人会批评我“不够学术”。媒体界的人会批评我“不够媒体”，文化界的人可能会批评我“不够文化”，娱乐界的人则说我“不够娱乐”。反正，大家都始终以质疑的眼神注视着我：“加藤，你到底想做什么?”

我说，我不是为了讨好人家而活着的，我的目标只有一个：说服自己。就是让自己接受自己――挑战想象中的自己，批判想象中的自己，超越想象中的自己。

我是“童工”出身

我13岁的时候，通过父亲的朋友的介绍得到了一份送报纸的工作。日本人爱看报纸，影响最大的《读卖新闻》有1000万份的发行量，位居第二的《朝日新闻》有800万份的发行量。不仅企业订，普通家庭基本也都订报。每天早上，有专门的送报员按时将报纸送上门。

我从事的是服务业，为读者服务是我工作的宗旨，要么不做，做就要力争做到最好。在将近2200个日子里，除参加田径比赛、集训和报纸停刊的时间以外，我一天也没有休息过。雨天、大雪、台风……每天都必须按时送报纸。在我比赛、集训的那些天里，送报工作就由爸爸和弟弟代劳。我每天凌晨3点钟起床，3点半开始送报纸，6点钟回家，吃早餐，上学，这是我从初一到高三大致的生活节奏。晚上一般要10到11点钟才睡觉。我每天平均睡四个半小时。我不觉得少，我睡眠质量超好，头落到枕头上。不到一分钟就能入睡。父亲常说：“睡那么多干吗?睡多了，人会变懒惰的。”

每天这样，虽然有点辛苦，但我始终热爱送报纸的工作。积极面对每一件事是一种态度。珍惜每一份工作是一种责任。就送报而言，一方面可以锻炼身体。作为国家级的运动员。本来就是要早训嘛，送报都是跑步送的，是最好的早训。如果说我有一点点毅力和耐力，与近2200天的送报经历肯定有关。另一方面，我还可以赚到钱，月薪有5万日元(约相当于3500元人民币)，这笔钱满足了我的学费、交通费、生活费、餐饮费、体育用品费等需求。我上高中有“体特”身份。学费免了一部分，但毕竟也需要鞋子和衣服等体育用品，还要支出集训以及参加比赛的各种杂费。弟弟也和我一样，从初一就

开始挣钱。我们从13岁起在经济上独立了，不再需要伸手向父母要钱。我从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也从来没有一点委屈感，而觉得这一切都是应该的，并为自己感到自豪。家里有困难，全家一起努力渡过难关呗，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是男人啊!

13岁到18岁期间，我做过三份工作。除了送报纸，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做翻译。这是利用了爸爸的人脉，联系了几家有外贸业务的企业，帮他们翻译文件，日译英，英译日。那时候，我的英文已经很不错，TOEIC(国际交流英语测评)几乎考了满分。我们当时生活困难，对做长跑运动员的我来说，学习是件比较轻松的事，很简单，其辛苦不能跟送报、训练相提并论。

我所生长的环境相当封闭，我性格又那么突出，一直被排斥。日本社会有一个很怪的恶习，即排斥另类，通过排斥另类来维护秩序。我就受不了这一点，很想出去看看，看看国外是什么样子的，是不是跟日本一样这么让人郁闷。后来，我去了澳大利亚，开阔了眼界，才明白日本其实是个另类。

正因为心底有着强烈的出国愿望，我很重视自己英文能力的培养。总结起来，我学习英语的有效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每天中午到图书馆看英文报纸，随时找学校的外教主动说英语，在15岁到18岁骑车上学期间(我们家后来搬到了离学校更近的地方，大约有15公里)，我每天在路上坚持用英语自言自语，反正车速很快，不会打扰别人。

翻译工作报酬很可观，翻译一个小文件就可以拿1万日元左右。一个月平均翻译10个文件，就可以拿到10万日元(约相当于7000元人民币)。我有时还接模特儿的活，因为人长得高，加上是运动员，比较健康、阳光，就有人来找。但这个活儿不稳定，家里人也不喜欢那个圈子和那个圈子里人的做派。我就更加专注地送报、做翻译。后来，挣的钱除可以负担自己的费用之外。还满足了妹妹上学及生活的费用，剩下的一点用在一家人的餐饮上面。我很满意，自己通过努力能够帮助家人，看着大家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感觉真是太幸福了。我发自内心地珍惜这种和谐安康的生活。父亲、母亲、弟弟、妹妹是我奋斗的力量，我不是一个人。我们大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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