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何必以心跳来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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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普通的外科医生,几乎同每一种癌症都打过交道。我亲眼见过一些病人死于小小的肿瘤,而一些活着的病人却长着大大的肿瘤。我也见过病人和他们亲友脸上那种震惊的表情,但我不得不告诉他们:“对,是恶性的。”

虽然外科医生在治疗癌症患者时,必须保持职业的镇静,但当别的医生告知你,你或你至爱的人得了癌症时,癌症就离你不再遥远,成了你自己必须面对的强大敌人。

这种可怕的通知我已领受过两次。第一次差不多是在10年前,我的第一位妻子玛莉怀孕8个月时患了白血病;第二次是在3年多前,那是我刚刚做了心脏手术4个月后,一次偶然的X光检查,发现我左肺部有一块淡淡的阴影。

那是一个早上,玛莉首先发现她的一只手臂上长了些看似紫癜的斑,我便带她去做血液检查。后来我们办公室的电话铃响了,是肯・巴特勒医生打来的,他是我在多伦多圣迈克尔医院的同事,该院的血液病专家。

他说:“约翰,我得告诉你一个让人震惊的消息,在玛莉的血涂片上,我根本看不到血小板。我得马上给她做骨髓检查。”我顿时惊呆了,他的话重重地给了我当头一棒。

下午,我来到玛莉的房间,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约翰,不会是白血病吧?”我吞吞吐吐地答道:“听着,宝贝儿,别往最坏处想。你还有3个星期就到预产期了,所以肯希望你马上住院检查。我保证等孩子出生以后,你就会好的。”

第二天早上,我在家里接到肯的电话,他尽量显得平静:“约翰,今天早上你能来吗?我想跟你谈谈。”一位好医生是不会在电话里通报坏消息的。我本能地感到肯一定有什么不幸的消息要告诉我。

我见到肯。他说:“玛莉患的是急性骨髓白血病。”我不禁潸然泪下,等我平静下来,问他:“有没有好的可能?”“除非她的病情能减轻,不然她大概只有6周～8周的时间了。”

他的预计竟毫无差错。我们的孩子,是个男孩儿,倒是活了下来――白血病并没有通过胎盘侵入他的体内。

先是得知玛莉患了绝症,然后又知道自己得了癌症。这经历使我清楚,得知癌症的消息对家人的打击比对患者本人更大。但作为患者,我又深知,被诊断为癌症比其他任何疾病都更可怕。

那是心脏手术后不久,我觉得右胸口伤口附近疼痛,就在外出度假前做了一次X光检查,然后就把这事给忘了。我回来后的第二天早上,我的心外科医生克莱尔・贝克打来电话。在他的办公室,他把我的胸片放在观片箱上,我便经历了一生中最为惨痛的一幕――亲眼看到了自己左肺的癌瘤。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觉得自怜、绝望。

人们从初次听到自己身患癌症时的战栗中恢复过来以后,紧接着会想:“我得的癌症究竟有多糟?我还能活多久?”大多数人都能咬牙接受这残酷的现实。这时,我们医生就会听到病人说:“医生,你怎么治我的病都行,我不会泄气的。”

“希望”是我们治疗癌症最有效的“药物”,没有一种癌症(无论在任何阶段)是不可治疗的。把希望注入病人内心,我们就能帮助他以积极的态度同疾病作斗争。这也许有些不合逻辑,无根无据,但许多医生都相信,要使癌症治疗有效,这必须是治疗的一部分。

我曾先后与两位美丽贤淑的妻子共度欢乐时光,我也体验过为人父母的幸福和孩子的爱。我的工作总是忙碌而充实,富有挑战。我酷爱音乐与书籍,喜欢芭蕾和戏剧。我常沉醉于健身运动、网球、高尔夫球、打猎和垂钓。我的餐桌上有美酒和佳肴,我的家里洋溢着温馨与幸福。

但自从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已不长久,我的生活态度改变了。“这是你所剩生命的第一天。”这话对我有实实在在的意义。我倍加珍惜每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每朵鲜花和每声鸟鸣。我们何曾体味过此种乐趣:呼吸畅快、吞咽自如、行走轻便、睡眠香甜?

患病之后,我着手处理了一些从前搁置下来的事。我读了原本打算退休后再读的书,还自己写了本书,名为《外科术》。我与妻子马德琳共度了更多的假日,抽出更多时间跟孩子们在一起。每每回首患癌症后的这几年时光,我觉得在许多方面,我仿佛又重新活了一次。

尽管我不得已减少了工作量,但觉得自己与病人更容易沟通了。每次走进“重症监护室”,想到自己也曾是这里的病人,敬畏之情油然而生。经历过得知身患癌症的极度痛苦后,我依然能享受生活的欢乐。因此,安慰我的癌症病人便成了最令我开心的事。

假如我们意识到人的生命只是宇宙中一个微小的瞬间,那么,用年月来计算的生命就不会像我们想象的那般重要。何必以心跳来衡量生命呢?如果生命如此依赖心脏跳动这一极不可靠的人体机能,那么生命就实在太脆弱了。

我们唯一可以绝对依赖的只有死亡。我相信,死亡是人生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生命虽短,但经历丰富,我拥有欢乐、爱与成就。我相信,我死后将永远活在我至爱的人们――我的母亲、兄弟、妻子、儿女和朋友心中。我相信,我会在他们的陪伴下离去,并希望,获得上帝那崇高的恩赐――带着尊严,安详地告别人世。

(摘自《文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