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无国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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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公司无国籍”，说明了概念意义上跨国公司的特点，但通常情况下，众多跨国公司并非如此。

诚然，这些公司早已在世界各地造厂建房，其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但他们与“母国”还是有千丝万缕剪不断的联系。跨国公司的总裁们整天是公务航班飞遍全球，然而，飞行时差的错乱，并没有使他们忘记公司总部所在地。

无论跨国公司有多全球化，其国籍对其战略决策制定仍有重要影响。

特别是在裁员方面。虽然跨国公司的高层领导班子对此持否认态度，但涉及到裁员，海外子公司的员工往往是首当其冲，“母国”的员工却相安无事。这种做法，不惜以承受“母国”国内相对较高的赋税为代价，更可能使其全球化光环变暗。

当诺基亚发表通告说，要关闭其在德国Bochum的生产厂，引来了德国民众一片抗议之声，甚至引发了抵制芬兰手机的运动号召。无奈之下，诺基亚公司在做出撤厂决定后，承诺对德方提供一定的补偿。

当然，在德国撤厂，并不意味着诺基亚要把工厂开回到芬兰国内，他们又重新选择了罗马尼亚――一个生产成本更低的国家为进驻目标。诺基亚宁可在德国分厂裁员，也不愿触及“母国”员工。

法国的跨国公司也有这种“偏心”吗？这从阿尔卡特朗讯公司2007年2月做出的一项裁员决定中可见一斑：总部设在巴黎的这个法美合作企业，要削减12500名人员，其中将有1468名法国员工。

裁员本身就艰难，要裁减“母国”员工更是让人为难，但裁员是必须的。前思后想，占企业员工总数19%的法国员工，最终只有一小部分人成了这次裁员的“牺牲品”，占被裁人员的12%。

2005年，IBM公司解雇了大批人员，更加使这种“偏袒”的不公，深刻影响了欧洲人。在他们看来，IBM公司想节约开支，裁员是肯定的，于是先从德国和英国下了手。

同样，2007年，无奈之下的雷诺总裁路易斯-施维策（Louis Schweitzer），也做出了关闭比利时vilvorde生产厂的决定。《自由比利时日报》随即指责了这种做法，认为这是一种“转移逃避法”。

虽然vilvorde小城曾是比利时前总理德黑尼的家乡，但雷诺公司仍然没有做出让步。设想一下，假如雷诺公司想关闭的汽车制造厂同样设在法国前总统希拉克的家乡克雷兹镇，雷诺公司还会如此潇洒么？

对于这些跨国公司的经理们来说，本土仍然具有一定的意义。各个国家一直在监督“他们的”企业。达能公司总裁佛兰克-里布（Franck Riboud）至今仍然不能忘记，百事公司对其进行公开出价收购时，其传言引起国内一片政治抗议声。

这些跨国公司领导的国籍，也会成为影响公司决策的因素之一。他们国际化的决策标准，仍没有使隐藏在其阔绰腰包之内的国籍意识消失。《经济生活》杂志2006年8月做的一项调查显示，道达尔公司会议桌上所坐人士中，法国人占71%，而仅占29%的“外国人”，却拥有公司55%的资产。

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拉法基公司，占有大部分股权的非法国本土人士，在董事会中仅占五分之一的议席。

法国《拓展》 2008年4月编译：小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