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内部的分解与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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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客家的内部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让我们对客家概念进行反思。本文通过福建武平县中山镇的军家和客家两个族群的考察，试图说明在客家地区内部对于客家概念的不同解释和变化。通过这种历史的变化，最终形成了我们眼中的客家。

[关键词]客家；军家；族群

[作者]钟毅锋，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厦门，361005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8)02-0088―005

族群理论认为，族群是个相对概念，“我者”和“他者”的界限是随着外界参照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客家的这个概念是比较年轻而新近的，通过这个新构建的符号，由客家精英们推动的客家运动正不断地融合和整合客家族群，客家这个概念也在慢慢地扩大。有学者甚至提出，客家的概念应超出传统闽粤赣三省，扩大到全国十几个省市，客家的人口应该有将近1亿人。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客家的概念是什么，它是本来就存在的概念还是近些年通过客家运动的整合构建后重新被大家接受的概念。它的界限是什么，界限是如何创建和打破的。本文拟通过对福建武平县中山乡军家和客家的两个族群互动的历史，通过田野调查，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对客家这个概念进行反思。

福建武平县，位于福建西部，在三省交界地带，西接江西，南接广东，是个纯客家县。武平古隶属于汀州，后晋由镇升为场。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年)升武平场为县。武平作为客家地区，其发展历史和其他客家地区大致相同，宋朝以后，这里已经是客家先民居住的地区了。中山乡位于今武干县城以西约5公里，和县城的所在地平川镇接壤。中山原名武所，原为武平县署所在地，县署后迁至今平川镇，时间不详，约为宋朝。2003年冬天和2004年夏天，笔者在武平中山从事田野调查，以下资料若无特别说明，均引自我调查所得。

中山目前有约2万人口，11个行政村。乡镇所在地在老城、新城、城中3个行政村。这里有100多个姓氏。2万人口中拥有100多个姓氏，这在全国尤其是华南汉族中是不多见的。华南汉族中的乡村社区，宗族的单位是人群划分的最基本属性，人们以家庭宗族为单位对于人群进行划分，通过血缘继嗣群找到自我属性，排斥非我属性，在客家地区，这种归属表现的更为强烈，在许多地域，通过长期的宗族竞争，往往变成单一姓氏的社区。但是在中山这个拥有100多个姓氏的乡镇里，人们往往用讲军话和讲白话(客家话)来划分人群属性，即军家人和客家人。军客的划分使人们找到各自的群体属性来进行他们的社会生活。

武平为山区，又处三省交界之地，历来匪盗横行，为统治者重点治理的地区，宋武平场的设立，就是朝廷为防范匪盗而设置的军事行政机构。明朝建立后，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明朝廷在中山设立了千户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筑武平所城，并迁入大量的军队。许多驻军长期驻扎中山，并没有返回原籍地，其后代接任先辈的职务，一代代繁衍下来，这就是武平中山军家人的由来，当地称为军籍人，又称军家人。据传军队来武所有十八将军，十八副将。据民国《武平县志》记载：武所军籍有王、邱、危、艾、何、李、吴、周、胡、洪、侯、徐、夏、翁、陈、陶、连、许、张、黄、舒、傅、程、彭、邬、贾、董、刘、郑、欧、古、向、祝、车、龙、朱共36姓。《武平文史资料》总第十四辑王增能《武所军籍姓氏源流考》中称武所军籍有35姓，与县志比对增加一余姓，缺少向姓和朱姓。据中山民间的军籍姓氏歌称：贾陈张向余，危洪程，祝莫乐，侯毛古董叶夏陶。与民国县志相比多了毛、莫、乐、叶四姓。这样综合各方面统计的武平军籍姓氏有41姓。另据对民国县志《姓氏传》统计，武所军籍姓氏有39姓，明洪武年间迁至武平有23姓，其它年间5姓，未注明时间有11姓。清朝初年中山发生了军籍抗击清军造成屠城的“血洗武所”事件。据退休干部洪军调查统计，“血洗武所”造成8姓灭绝，7姓迁离。目前在中山居住的军籍共24姓。

军家这些姓氏中的有些姓氏在武平只有军籍独有，一听姓氏就知道是军家人，如危姓。有些姓氏是军籍和客家都有的姓氏，例如陈姓、刘姓。在中山，他们以自己迁入武所前的籍贯地作为区分同种姓氏的军客属性的标志。

在中山调查的时候，引起我最大兴趣的是和军家人交谈的时候经常说道：“我是军家人，他是客家人。”似乎对自己的军家族群的归属特别地看重。但是他们经常在说话的时候往往又会说出：“我们客家人的……”这种思维的“混乱”经常会让我打断他们的讲话：“等等，你刚才不是说你不是客家人是军家人，现在你又怎么讲你是客家人了?”被问者常常回答不出所以然。有些受过文化教育的人会说：“从大的方面讲，我们是客家人，但是在中山，我们是军家人。”我又问道：“大的方面讲，你们是客家人，那么你所讲的大的方面客家人和中山的客家人又有什么不同?”这些问题他们回答不出，也引发了我的思考。

在中山，凡是军家人都会军家话，这是不同于客家话的一种语言，笔者是客家人，但是对他们的话几乎不能听懂。在军家内部，军家人坚持使用军家话，无论是家庭内部或是社会公共场合，只要两个人知道双方是军家的身份，就很自然的使用军家方言。客家媳妇娶进军籍家庭必须在短时间内学习军家话。每个军家人同时都会使用客家话，他们说的客家话和当地客家人说的并无分别，当地的客家人大部分不会使用军家话。有学者认为军家方言是个方言岛，存在于客家话的大海中。这点我是不赞成的，在我的调查中，我没有发现有成规模的军家聚落，军家在中山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错综复杂的居住，左邻右舍有可能是客家人也有可能是军家人。方言岛这个词不能描述军家话的实际属性，军家话和其他相对封闭形成语言的方言岛的语言是不同的。军家话是明朝时期来源于军籍十几个省份及地区人带来的各地方言形成的，在明朝的时候，军家人居住在城内，客家人是不能在城内居住生活的，这对于军家话的形成初期提供了封闭的条件，但是在清朝这种限制已不存在了。有人认为军家话属于赣方言，理由是军家话可以和江西很多地区的语言有类似，这是可能存在的，因为军家籍贯中来自江西的姓氏较多。军家话的特征及形成归属，有待于语言学家的考证。

在中山，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姓氏联”。由于居住了100多个姓氏，居民家的大门上都贴着对联来说明白己的姓氏，对联简要概括了自己姓氏的来源及历史上本姓氏有名的人物，使人一看对联就知道该住户的姓氏。例如有对联日：高山流水第，舞鹤飞鸿家。这户人家是钟姓，上联说的是春秋时期韵律鉴赏名家钟子期，下联说的是汉末书法家钟繇。又如郭姓：汾阳世第，将相人家。说的是唐朝郭子仪进封汾阳郡王，为朝廷将相的事迹。100多个姓氏，每个姓氏的对联内容都不相同，大都对自己的祖先歌功颂德，对联贴在门上，使过路人对这家的姓氏一目了然。

象中山这样一个乡镇2万人口有将近100个姓氏在汉族尤其是福建汉族地区较为少见，即使在当地武平县，由于长期的宗族竞争发展，单姓村庄甚至单姓地区都是很普遍的事例。学者陈支平在研究

福建武夷山崇安地区能出现众多姓氏，而不是出现家族势力强盛的宗族时认为“崇安农村基层社会管理及其赖以稳定的主要因素有三个方面：(一)政权的力量；(二)民间信仰；(三)方言的整合。”④陈的理论如果引用至对于武平中山的研究的话，是有很大启发的。

中山古称武所，民国时期改为中山。明朝建立后，为了安定三省交界地带的社会秩序，朝廷在中山设立了千户所，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始筑武平所城，并迁入大量军队。军队在当时的武所享有许多特权，城内只允许军队居住，不允许其他居民在城内随便有活动往来，甚至一般百姓进城都有严格的限制。据老人回忆，在武所，城门只能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开门，太阳落山前关门，任何人不得违反，这风俗一直保存至民国年间，许多人在城外活动的时候必须在太阳下山的时候往城内赶，否则只能是露宿城外。据说以前武所城内的道路是用石头铺成的，只有军家人可以在上面行走，一般的百姓只能在石板两旁的泥路上行走，违例者要遭处罚。军队是享受皇粮的，不必象一般百姓那样耕作，且军队职务是世袭的，一般的军户可以世代生活在城内和外界不相往来，这种封闭的状态是军家方言形成的重要条件，军家方言应该是当时城内的一种官方语言。军队在武所城内种种政治经济的优势，对于军家族群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军家应该在明朝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和军家相对应的是城外的客家，明朝后期，已经有客家人在城外居住，依靠为军队供应军需为生。

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覆灭，明朝时期在武所设立的军户制度开始面临解构。清顺治三年(1646年)清军攻占汀州府，九月攻占武平，遭到武平军民的反抗。“武平所王道一，徐文泌，皆世职之后。文泌以延安同知家居，值国变，据所成抗清。是冬，复统所众及各乡义民万余人进攻县城，焚登龙桥营垒四寨。统兵李成栋，署县陈元率军追击，攻所城，破之，屠杀甚惨。平远谢志良，(按《明签》，是年八月，明督师杨延麟守赣州，有“参将谢志良拥众万余，雩都不进”语。据宁化志，志良于崇祯元年就抚于惠潮道，官以把总；五年钟复秀复叛上杭，赖其勋战死后，亦有“谢志良追兵亦至”语。是志良固为明官也。汀己降清，粤犹未下，志良官明参将，率众来攻，固不得以流寇目之。)率众攻所城，乘虚袭杀驻防游击罗其才。巡道张嶙调岩城都司张轸等协官兵乡勇进攻，其众奔溃(旧志(城池》。按旧志连前文云“复乘虚袭杀”，不详何时，当曾据所成，《萑苻志》不载。又杨宗昌《武所分田碑记》云“顺治三年至五年，城陷三次”，旧志亦不载，今不可考。志良攻所城，当在此二年中)。顺治五年(1648年)，赤岗人朱良觉不肯降清，筑寨举义。闰四月二十九日潜入城，约上杭张恩选率众数千，屯二十里外相应，以城内举火为号。事未及发，城中觉之，群起愤击，截杀二百余人，余党悉走。”

这就是武平中山历史上很有名的历史事件“城陷三次”，当地百姓称为血洗武所，根据县志归纳起来为攻打武平县城遭报复，明朝旧将谢志良攻城和朱良觉的攻城。原因和事件过程相当清楚。但是我们在中山调查的时候，发现中山的军家人对于“血洗武所”并非如此记忆。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山阳民村的洪军老人收集的各种传说和他整理撰写的《武所军家史》，根据他的口述和《武所军家史》认为：清军从上杭攻打武平的时候，王道一和徐文泌率领武所军队前往十方金鸡岭阻击，兵败，清军乘胜追击，攻陷武所，并于一个晚上发动屠城行动，八个城门中将其中一个永安门作为放生门，从此门逃出者不杀，其余格杀勿论，除少数知道屠城消息和走亲戚之人外，大多数军家人被杀害。第二次屠城是因为第一次后，武所变城了空城，许多房子成了空房，许多客家人乘机霸占了这些财产，引起上诉，官府发现还有许多军家人存活，第二次发动对军家人的屠杀，为了避免屠杀客家人，还利用军家客家方言的不同进行了区分：当清军进入百姓家的时候，拿起锅盖问百姓这是什么，军家方言答“桃板”，客家方言答“搭盖”，答“桃板”者杀。第三次屠杀又因为是军客矛盾，官府第三次屠城。

从军家人的说法我们可以看见其说法和史志资料记载不同，首先城陷的原因有所不同，史志资料记载的原因为新旧朝代的轮替引起的军事斗争，而军家人的说法认为原因更多的是民间矛盾所引发的斗争。明朝解体后，军家人在武所的种种政治经济优势不复存在，军家对于当地的客家也不在拥有统治优势了，军家对于朝代更替现实的不适应是可以理解的，这种社会结构的解体势必引起民间社会的动荡与整合。从此，在武所，军家和客家站在各自族群单位下进行社会资源的争夺调配，而不是传统的宗族之间的竞争。姓氏已经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符号，尽管姓氏宗族在中山依旧存在，但是宗族是附属于军家和客家两个大单位下的。军家和客家之争淡化了姓氏宗族的争斗，小的姓氏也就能依附在军或客的主体下生存。

“城陷三次”事件导致当地军客势力对比改变，是军客斗争的开始，因此在军家人的记忆中“城陷三次”的历史被构建成是军客的斗争历史并不是朝代更替而引起的动乱。城陷三次后，军家势力的解体，资源的争夺立即就出现矛盾。我们可以从《武平县志》的记载中一篇《武所分田记》看到当时的情况。该文所作的时间为顺治十一年(1654年)，其作者为时任武平知县的杨宗昌，该文所作的时间和顺治五年(1648年)仅差6年，作者为知县，应比较可信。《武所分田碑记》背景为“自顺治三年起至五年止，内奸做孽，城陷三次。当蒙前巡道张檄召岩营原职都司温而璋，张轸带乡勇六百名，协同恢复。所民几无孑遗……佥议二弁驻武所，率随征有功乡勇移所捍御。即将近荒田，每夫给五亩，永为己业，批委印册迭据。不图事平田熟，昔之逃亡者巧捏“难民复业”四字，驾词构讼，数载不结。迨本县躬勘亲丈，仍就耕民垦熟田塘计二千四百一十九亩六分七厘，析为三分。以二分一千六百一十七亩六分一厘给所民还故业，以一分八百另二亩六厘给耕民补工资，造册呈详。从上可以看出，清朝统治机构并没有专门对前朝的军家后代有任何的偏向，一切从维护社会安定出发，把三分之二的田判给了军家。《武所分田碑记》中各级官员对于这种维护社会稳定的做法都给予高度的肯定，甚至对于牵头的军家诉讼的“所奸洪存仁，危士式等，暗佥七十户”的行为也不给予追究。从田地争夺诉讼一案中，我们可以看见军家势力依旧庞大，人口众多，我们也很自然的对军家“血洗武所”的说法提出疑问：如果大屠杀是象民间所说那样惨烈，那么军家人何以能存活下来，时至今日人口还占了很大的比例。例如洪军认为死难者在上万之多，可现在中山人口也才两万多。笔者认为，中山武所从明洪武年间筑城建所，至清朝初年已有近200年，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口的扩大，分化，已早以分散至中山各地居住，军家人所说：屠杀前军家人只住城里，屠杀后才分散居住不足为信。因此我们可得出大屠杀时，只是针对城内，城外的军家人应躲过此劫。其二，武所是军户制度，三分驻军，七分囤田。囤田所在地为今城南，因此囤田的军家人也应躲过此劫。其三，王道一，徐文泌攻打县城并非单纯为军家人，“复统所众及各乡义民万余人进攻县城”。这里应有客家人的参与。因此清朝统治者不

会针对军家是明朝军户的身份只杀军家。实质上王道一，徐文泌领导斗争是民众反抗清朝的斗争，并非军家与清朝的对立。洪军老人回忆军家洪氏只剩3个半人(其中1人在母亲腹中随母改嫁)，但是《武所分田碑记》中我们发现领导军家诉讼的正是军家洪姓洪存仁。《武平县志》记载了顺治十四年(1657年)“是岁饥，大兵之后，继以凶年。邑民危璧宿出粟以赈。”危姓在武平只有中山军家。能出粟以赈，说明其家道殷实，军家其时在中山还是有相当的根基。洪军老人所提到的“万人缘之坟墓”碑先存于武平县博物馆，碑上方刻有“乾隆五十一年岁次丙午季春吉旦重修”。碑下方所刻为“泽阳会等众位”。洪军老人认为这是仅存的考证血洗武所的唯一实件证据。和此碑并列摆放于武平博物馆的另一个石碑武平万安乡的石碑也是“万人亡坟墓”碑，万安的石碑所刻的时间和武所的碑的时间差不多，万安碑有详细的说明，所述为万安山野间有许多无主白骨，风吹日晒，为牛羊践踏，善心人士出资将其搜集埋葬，这和武所碑中的“泽阳会”是一样的，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和顺治五年(1648年)隔了100多年，因此，武所“万人碑”是否为“血洗武所”所遗值得商榷。

军家从武所城内出来，客家人也可以开始居住在武所城内了。过去城内高大的燕子尾高大牌楼的建筑只属于军家人所有，时至今日军家人也这样认为，但是问到现在燕子尾牌楼是否也有客家人居住，答者黯然。燕子尾牌楼的变迁，是中山历史变迁的一角，军家人执著维护自己的群体，军家话在群体内得以保存。军家话是军家最重要的标志，军家话是联系军家内部最好的工具，也是他们团结一致的象征。军家和客家在清朝至民国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比较紧张的，我们可以用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的“紫阳祠”事件来分析。

紫阳祠建于明代，明朝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守备黄镇倡建，万历十五年(1587年)守备王延臣重建，继任张守贵复建后栋。紫阳祠用来供奉当地对地方有贡献的人士，因紫阳祠是军家人所建，所以一直供奉军籍人士，其地位相当于军家这个“大宗族”的祠堂，是军家人的象征。1947年，客家人在当地首领煽动下，要求把当地有名的客家人士的牌位也送入紫阳祠供奉，军家人认为这是极大的侮辱，因此整个中山城内的军家人和客家人矛盾十分尖锐，据军家危姓老人回忆：

当时我们军家所有人都动员起来了，各家各户都抽调男丁守卫紫阳祠不让客家人进来。并且按照人丁捐谷，把谷子挑到江西去换驳壳枪。我们军家有人在长汀县当保安大队长，我们去找他。他就借了我们好几把枪，我们就把枪插在腰上在紫阳祠面前走来走去吓唬客家人。客家人也在积极准备枪支准备报复。双方的冲突十分紧张，后来县长带了保安大队下来调解，把双方的头领带到紫阳祠前面的太平桥面前发誓，在誓言上按手印，喝血酒，跪下来发誓双方世代友好，永不争斗。后来客家内部集资在老城内自己建了个客籍祠。

紫阳祠事件是双方政治经济争斗的一个缩影。民国期间的中山经济条件相当不错，被民国政府评为模范示范乡，改武所名为中山。中山利用汀江流域放排到广东潮汕地区，同时通过汀江连接江西和广东的贸易，利润十分丰厚。当地的商会会长和乡长一直由军家客家轮流把持，军家人当会长和乡长的时候较多。紫阳祠事件实质是当地的一些乡绅阶层利用族群的意识在操控选举，刻意强调族群的意识。军家人在清朝以后，其军家族群意识一直存在，延续下来没有中断，并在某些时候会加强。现存的军客竞争社会结构是军家族群意识一直存在的原因。在社会生活中，人们需要寻找一个主体来依附进行社会活动，军家和客家是最容易构建起来的族群单位。我们可以看到，在紫阳祠事件中，外乡的客家人并没有对中山的客家人进行支援或联系，县长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也是公平的，可见中山的军家客家的概念只存在于中山，并没有超出中山的范围，军家客家只是中山人在中山区分“我者”“他者”的一个概念，无论是外界人还是中山人自己的意识中：中山的客家概念和外界的客家概念是不同的，中山客家只是在中山相对于军家在中山存在，在中山的军家潜意识中，他们所指的客家是指中山的客家人。

解放后，族群宗族的意识逐渐被打破，人的政治社会地位取决于人的阶级成分和个人能力，军家和客家的对立意识在中山逐渐被打破。随着20世纪80年代后客家运动的又一波兴起，客家意识正在整个客家地区普及强化，外出工作的流动，招商引资的热潮，人们在对外交流中，客家人的概念超越了县市甚至省份，客家人成为个人身份第一特征。在厦门，问及个人籍贯的时候，许多第一回答是客家人，其次再说省份行政县市。不同省份的客家人亲近程度远比本省份的其他族群来的亲近，一个大客家的概念正在形成。

我们回到本文开头提出的问题，什么是客家人?按照传统的客家概念，明朝才来到中山的并和客家一直对立的军家人算不算客家人?在中山，过去的客家概念和现在的客家概念有什么异同?

通过对中山的分析，并联系其他研究客家地区的一些情况，笔者得出结论：客家的概念是近些年的客家运动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模糊了许多客家内部的差别，整合为整个客家地区并为大家所接受。事实上在过去客家地区的客家的概念是陌生的，在他们的内部依照不同的环境划定了不同界限，连城的方言不能和武平上杭永定相通，甚至连城内部都有许多方言，上杭古田的方言也是存在客家地区的一个独特现象。如今，这些文化界限差别都被打破，形成新的客家文化。军家人在说自己是客家人的时候，并不是说是过去那个对立的客家，而是新客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