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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市场总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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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罗斯有句名言:“市场总是错的”。这个现象在经济学中被称为“蛛网模型”。以猪肉的供求为例,如果猪肉供不应求,其价格就高于供求均衡的价格,养猪人在此价格下会把供给增加到高于需求的水平。但因为小猪长成大猪需半年时间,故此在猪长大前,虽然小猪数量已超过它们长大后市场对猪肉的需求量,市场上仍然是供不应求,所以价格仍居高不下,人们也不断按此价格增加小猪。半年后,小猪变成猪肉,供不应求变成供过于求,猪肉高价的泡沫终于吹破,于是人们又按低于均衡水平的猪肉价大量减少小猪,半年后又造成供不应求。像生产需时、供给对价格的反应有时间差的经济活动,市场往往会发生这种波动。

但在上世纪70年代,合理预期学派大行其道,该学派批评这种“蛛网模型”忽略了决策人合理预期的作用,因此“蛛网模型”在上世纪80年代不再流行。

笔者数年前在哈佛客座访问时,正逢美国剑桥区经济学家批评合理预期理论的高峰。他们认为合理预期高估了决策者的完全理性。实际生活中,人们的决策往往是基于有限理性,而“蛛网模型”正是基于有限理性。特别是当考虑到很多商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交互影响时,人们对一种商品的价格变化趋势无法形成合理预期,便会根据当时的价格做出结果有时滞后的决策,因此“蛛网模型”还是现实的。

Agion等人因此又重新启用“蛛网模型”来分析金融危机。不少论者认为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体制自由化、私有化,即所谓道德风险引起,但这种观点却不能解释韩国金融危机正好是由自由化改革和资本市场开放所引发,而金融改革落后、道德风险最严重的中国反而受影响较小。

“蛛网模型”可解释这种现象。我们的模型证明,在供求差和各行业专家相对人数对价格改革波动反应有时滞后时,价格和供求差的波动由一个非线性差分方程代表。非线性一般意味着人们的决策和变量之间高度相互依赖。这个差分方程的动态行为由交易效率系数和供求差对价格反馈的灵敏度系数决定。这两个系数值非常小时,供求差就收敛得极慢,类似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长期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共存的现象。当系数值相对大时,价格和供求差就会对价格变化反应过分灵敏,使得某个行业的价格低到令此行业无法生存,分工水平因而突然下降。如印度尼西亚自由化改革使外资流动性上升,一有好消息,大量外资涌入,一有坏消息,大量外资流出,造成印度尼西亚在国际分工中的生产专业无法生存,被迫脱离国际分工而自给自足,使生产力和收入下降。

该模型由于内生了分工网络规模,所以可用蛛网现象分析市场波动对分工网络大小的影响。另一个影响波动的因素是供求差的初始状态。如果由于体制不好,道德风险很大,因而初始供求差很大,则自由化改革提高了交易效率和反馈灵敏度后,市场的剧烈波动可能会使价格的反馈调节功能瘫痪,这与韩国和印度尼西亚的情况相符。如体制好,道德风险不严重,因而初始供求差不大,则高效率和高反馈灵敏度倒不会产生危机。这正好符合欧美国家在亚洲金融危机时的表现。我们的模型也预见,如道德风险大,初始供求差大,但自由化改革缓慢,使交易效率不高,价格反馈机制不灵敏,则虽然供求差收敛于0的速度慢,但也不会产生危机。这正好符合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的表现。

说市场总是错的,是指市场大多数时间不是高估就是低估资产和商品价格,真正符合均衡值的时间总是在被动中一晃而过,这种说法与复杂的“蛛网模型”产生的紊乱现象有关。“蛛网模型”中的差分方程是非线性(变量之间高度相互依赖)时,有三种紊乱现象可能发生。

第一种是蝴蝶效应。这是指失常系统初始状态的一种不可察觉的极微小差异会使市场波动的动态特性发生质变,正像北京有只蝴蝶动翅膀可能使香港股市大起大落一样。由于这种初始状态的差异不可察觉,所以这种现象的惟一可预见的特性就是“不可预见性”。

第二种紊乱现象虽由确定性的差方程决定,但其动态行动看起来与随机现象完全一样。所以其惟一可预见的特性也是“不可预见性”。

第三种紊乱现象是分支现象(bifunction)。在完全相同的条件下,两种完全不同的市场波动模式都可能发生,而人们无法预见哪一种一定发生。

这些紊乱现象具有股市这类变量高度相关活动的特点,所以股市的基本特点就是不可预见性。所以,如果你听到某人宣称可以根据他的分析在股市中赚钱,一定不可轻信。比如某公司业绩不错的真实信息在市场上传开后,人们会纷纷购入此公司的股票;由于人们的决策高度相关,这一真实利好消息马上会高估此股票,种下了股东日后亏本的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