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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国,拥有一批如笛卡尔、托克维尔、萨特级的思想家、哲学学家,他们为法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建了深厚的文化积淀,为中国文化复兴提供反省的资源和遗产。
法国大革命,是一种可贵而光荣的思想遗产,中法皆然,继受需要批判精神。
当代中国,全球化、信息化、多元化社会的来临,杜维明先生所扮演的角色,与他深邃的思想有些不符。没办法,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人们为谋生路,在频繁的奔波后,很难停下脚步,反观内心。相反的是杜先生,在海外求学的经历,独自进学的岁月,让我们可以从已经年过七旬的他身上,看到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等老一辈学人的风采。
杜维明,是当代新儒家的一面旗帜,很早就洞见到“启蒙的反思”这类题材,值得当今的中国人省察和思索。
法国启蒙与关怀未来
对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杜先生以生动的语言,表述了一种苍凉的现状,“所有我们熟悉、我们了解的,都是我们不要的;而我们认为可以拯救我们的,又是我们所不知道的。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处境中,第一,你要吸纳时没有自知之明;第二,你所有自知的都是你要否定的,这样的处境,作为一个个人都无法心平气和地生存下去,更何况一个有源远流长历史的民族”。同样具有悠久历史的法国,拥有一批如笛卡尔、托克维尔、萨特等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们为法国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构建了深厚的文化积淀。
这些思想家和杜先生一样,都为自己的祖国,奉献了毕生的精力,为自己的国民,写下了不朽的著述。杜先生传承着新儒家两代人的努力,马一浮、熊十力、梁漱溟先生,会通儒学与佛学,折中于中华传统文化的大传统;徐复观、唐君毅、牟宗三先生,多以西方哲学背景,探讨生命的学问,进行中西文化比较,彰显民族文化的精神与价值;而杜维明先生面对则是全球化的文化背景,处于“文明冲突”与“全球意识”的冲撞之下,杜先生以一己之力,运用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东亚价值文明,做哲学、人类学、社会学、比较文化学、比较宗教学的跨学科综合性研究,取得一系列具有世界范围影响的成果,在整个华人学术世界,近乎硕果仅存。
然而在杜先生心中,对未来的关怀,却更加显示出他儒者的胸襟与魄力。他认为儒学是一个生命的学问。作为一个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可以从多个方面去发展。处身在不同领域的人,是先知先觉也罢,是知识分子也好,无论关切政治也可,无论注重文化也行,都可以创造对民族文化的价值。只要能够参与社会,不管在媒体、在政府、在企业、在学术、在宗教,在各种不同社会组织职业团体,有人文关怀的人,只要积极发挥自身的力量,本身就是对于儒家思想的践行,就会对儒学有很大的作用。杜先生甚至还说,有的时候企业界,可能起到作用的地方。绝对不小于学术界和其他的方面。
世界文明与民族情怀
杜维明先生的睿智与感悟,与他师长辈学人的精神感召分不开,也同样与他漂泊异乡的凄苦心境分不开。在艰难的环境中,堕落、迷茫是凡夫的行为;越是困苦的环境,越激发百折不挠的道德勇气,更萌生家国天下的忧患,才是一名学者,最难能可贵之处。杜先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到美国,甫登国际学术舞台。在无人理会儒家思想的时候,在国际学术界推动中国文化不遗余力,对儒家思想的阐释居功甚伟。杜先生为追求平等交流的文明对话,着力以儒家思想的精神价值,看待西方学术界的重点人物和话题,聊韦伯,讲帕森斯,说哈贝马斯,谈列文森……结果是多向外走出一步的杜先生,为中华文化被世界理解也都走了一步。
现代年青一解中华文化,往往陷入批判的误区,在没有深入了解的时候,已经对“洋文化”崇拜不已,再将中国历史就是“腐朽黑暗”的帽子,扣在以往存在的某个人物或某家学派。然而此种现状在百年前,就被梁启超先生不幸言中。当时有日本青年问梁任公;“支那人皆视欧人如蛇蝎,虽有识之士亦不免,虽公亦不免,何也?”粱任公回答道:“视欧人如蛇蝎者,惟昔为然耳,今则反是,视欧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献媚之,乞怜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号称有识之士者益甚”。
梁任公所忧虑之事,恰恰是杜先生着力改变之事。国人缺失对自身文化历史的认知,从而丧失对民族文化的自尊与自信,盲从他国的文明与理论,最终难免邯郸学步之虞。杜先生倾半生精力,考量欧美各国的启蒙之路,深深发掘其国家的思想文化,结合其国家的历史现实,得出切实中肯的反思成就。故而杜先生的思想体系、学术心得,亟盼当代有志青年可以静心体会。作为学术研究,杜先生在做价值判断之前,辨童学术、考镜源流,从文化思想的高度,将每个民族的发展史进行深入反思。其结果是在理论上,可以平视每个文化的长处,在思想上,可以吸收每个民族的精华。
暂且按下杜先生诸多的学术成就,仅是这份治学的胸襟,这份为学的气魄,就足以感召当代年青学人。治学需有历史意识、文化眼光,不要在细枝末节上纠缠,不要为义气私见而相争,放眼国家民族的未来,做出极具价值的人文研究;为学要有自强不息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毅力,肯坐冷漠与孤寂的板凳,认定一生追求与践行的真知,这是对思想文化高层次的学习与反思。极其有意义于一些现今空发的议论,不要纠结与简单的批判与评价,还没有真正掌握人物的思想,就直接发出直接缺乏认知的批判、评价。反而如杜先生可以融化各家各派的精华,注入自身文化之中,是切实可行之事,也是急待发展之事。
继承传统与反思当下
牟宗三先生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内圣而外王合而为一,才是积极的。宋朝没有达到这个境界,宋明儒也没有把这一方面做得很好。他们只是强调内圣的工夫,所以我们说他们仍然是消极的。但我们只能说宋明儒在外王方面做得不够,而不能说他们错。他们做得不够,就由我们现代的人来做,前代人做不出来,当然就应由后一代来做,这是需要一代一代继续来做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时代所应当注意的方向”。
现代人的思维习惯,常常是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很难体会到牟先生这段话的深意,“不够”与“不对”只是毫厘之差,反映出的是严肃思考后的结晶。中国人的思维习惯,愿意在做事情之前,进行一番深思熟虑。只是往往思考的太多,反而行动都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进行比较各种方法。到头来一事无成人渐老,又往往托词“无比有好”,只能作为一种精神慰藉。
一个人如此思考问题,只是有些可怜。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则绝对不可以如此思考行事。能站在国家民族立场上思考问题的,杜先生是其中一位。这也正是多元世界中。杜先生的难得之处。各有所好、各取所需的多元发展,其中一点就是各自偏安沉浸在孤芳自赏的世界里,以文化自觉者的身份,来反思国族生民的人,少之又少而越来越少。倡导“知行合一”的王阳明先生,对人类对学术的贡献,有明一代无出其右。究其用心,仍是为天下计、为生民谋的文化大传统。
《周易·彖辞》有语,“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杜维明先生作为儒家文化的践行者,他的思想光芒所在,各行各业的人都会有所启发。这个启发的意义,可以不是一个具体方法,但却是一个方向,一个人可以为之努力,而不负生命意义的方向。
杜先生对比世界文明,曾经讲过这样一番话语,“世界上任何一种文明,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的文明,如果他们对自己的文化传统不作深刻了解,也就根本无法保证其现代文明素质。所以传统在整个西方现代化理论中是极为严肃的课题。没有一个西方学术界,没有一个严肃的学者,对他自身的传统,不是怀着一种虔诚尊敬的态度。”这段语言带给我们的睿智、感悟,仿佛又让看到了牟宗三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光芒与智慧。
中国与法国,同样经历过革命与启蒙之洗礼,对于制度与价值,批判与解构是省察文化遗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