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角、融合与创造(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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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中，对中西文艺理论的“化用”，强调的是在素读、深读、体验、思考的过程中，理论的自然出之，悄然作用，像呼吸一般自然，像血液流动一样顺畅。或者是完成对文本的初步创造之后，因为有理论的启悟，获得解读灵感后的再度创造。套用理论，按图索骥；或者从文本中寻章摘句，来验证理论，导致理论和解读变成“两张皮”，则不属此列。

在此基础上，还要讲究“审美”。这突出的是一种终极指向，一种灵魂式的统摄。科学性的解读，实用性的解读，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指向审美。否则，让文学作品乱了体性不说，解读文本悦神悦志的美学目的也很难实现。可以说，没有审美，就没有文学创作。没有审美，也就没有文本解读。

明代学者杨慎指责杜牧的《江南春》“‘千里莺啼’，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谁人见得？若作十里，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皆在其中矣”。鲁迅先生所说的“（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此类偏狭与幼稚，都是忽视文学的体性，未能从审美的视角加以解读的结果。

偏离审美的解读，西方也有。哈罗德・布鲁姆在其名著《西方正典》中指出：“文化研究”名义之下众多时髦的学派正在放弃审美欢悦，而仅仅关注阶级、性别、民族以及国家利益这些远离文学的问题。有鉴于此，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自我的生命体验，激活自我的美学素养，灵活化用中西文艺理论的思想精髓，去探求文本“美感内部的文化密码”①，使文本解读成为情感得以滋养，想象得以放飞，思想得以灵动的审美之旅才会成为可能！

其中，个性化视角的切入，生命体验的主动融合，精神生命的积极创造，显得尤为珍贵。

一

文本解读中，视角的选择极为关键。

有人说“一种理论，就是一种视角”，比如同一个文本，你用精神分析批评的理论解读是一种样子，用结构主义理论或女权主义批评理论解读，又会是另外的风景。

这话对我们颇有启发性。文本解读着实需要理论的指引、启悟，不论是谁，任凭他的智慧能量有多强悍，都必须吸纳别人的智慧，所谓“一空依傍，自铸伟词”也只是因为有了继承，创新才会显得光彩夺目而已。当下不少老师的文本解读陈腐、浅薄，甚至出现跑偏或谬误的倾向，更是理论家底不厚实的写照。罗曼・英伽登就说过：“谁在某一个领域中是文盲，谁就没有权利做出判断。”②

但是，文学理论是从众多的文学现象中抽绎、概括出来的，并不可能直接转化为解读的视角。视角的选择，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具体的形式上。因为形式承载着内容，规范着内容，融化着内容，又提升着内容，甚至还会超越内容，表现出独立的美学价值。形式多种多样，视角也会跟着变化万端。

从这个角度说，视角的选择很能体现一个人的眼光、实力和个性。视角确定，风貌、识见、高度、深度和新度随着文本解读的展开，全都会浮出水面。

比如，同是解读莫泊桑的小说《我的叔叔于勒》，王富仁选择的是“人物形象”视角――于勒。透过于勒的两次写信，还有破产后无颜回家等细节，得出了“于勒有情，兄嫂无情，‘我’同情”的结论。

钱理群选择的是“结构”视角，即小说开头，一位又穷又老的乞丐向行人乞讨，若瑟夫（文本的第二叙述者“我”）给了他5法郎的银币，第一叙述者“我”，若瑟夫的同伴感到很奇怪。于是若瑟夫就讲了他叔叔于勒的故事。小说结尾，若瑟夫说：“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我父亲的弟弟。以后您还会看到我有时候要拿一个五法郎的银币给要饭的，其缘故就在于此。”于是发现：把少年的同情心保留到成年，这是“同情一切不幸者”的伟大的人道主义。

孙绍振的解读是从“场景设计”的视角切入，即作家是如何让菲利普夫妇、于勒、“我”三方会面的。因为不会面，无以言无情、同情和有情。从中，他发现了莫泊桑写作技巧中的中国小说“针脚绵密”的特点。

当然，我们还可以从若瑟夫・达佛朗司这个人物形象的视角切入。生活在金钱至上的时代，所有人都被金钱牵着鼻子走，所有人都被金钱无声地腐蚀着，只有若瑟夫・达佛朗司是个例外。这种温热、光明、清新、纯洁的人性不正是一种“天使元素”，一种净化人性丑恶，强化生存伦理，点化生命希望的力量吗？虽然这种力量看起来很弱小、很幼稚、很空幻，在他生活的周围还不被理解，但是它毕竟代表了一种人性救赎的正能量。文学作品中有没有这种力量给人的感觉是大不一样的。没有，人们会感觉很压抑、很无助、很绝望；有了，人们则会心生温暖，鼓起奋斗的勇气，持守美好的希望。说它代表了文学世界的希望，人格世界的乌托邦，拯救现实的一种理想，莫泊桑本人的精神故乡，都不为过③。

视角不一，体验各异，但都是在揭示文本形式的奥妙，探访人物丰富多姿的心灵结构。

然而，视角也不是乱选、瞎选，或稀里糊涂，连选都不选的，视角的选择必须遵循特定的审美传统或审美惯例。

首先，视角的选择要注意小而专。

视角选得“小”很讨巧。“小”，便于细看，便于深挖，便于突破，所谓“提领而顿，百毛皆顺”，“牵一发而动全身”，均道出了“小”的重要性和便利性。很多优秀的语文老师在教学中通常只选择一个“点”，就能挖深挖透，将全文的筋脉打通，这正是注意到了视角选得小对文本解读的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点”通常是文本中的某个词，或某句话，如李镇西教《孔乙己》，就是抓住文中的“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一句展开教学的④；也可以在熟读全篇后“化”出某个词或某句话，即对言外之意、味外之旨、韵外之致的敏锐捕捉，如王伟娟教波兰作家伊瓦什凯维奇的《草莓》，就紧扣了作者心中一直回荡的“变”字（文中并未出现）来组织教学：1.谁能用一个字概括作者或自己的感受？2.什么变了？（景色、人生、心情、思想）3.你怎样看待作者的思想和心情之变？这种统摄全篇神韵的词句，朱自清先生称之为“文眼”，并认为这是优秀作品的一个标识。因此，在文本解读过程中一旦将之捕获，往往可以探骊得珠，使自我的缤纷思绪、体验顺利地熔铸其间，从而使解读和教学收到尺幅千里的艺术效果。

光注意“小”不行，还得注意“专”。专指“专一”、“专注”，不弥散。譬如解读杨绛的《老王》，我们一下子发现了“送”这个视角，与明清小说中经常出现的“草蛇灰线”技法不谋而合。因为全文一共有22个自然段，其中竟有18个自然段写到了主人公老王的“送”！那么，不论是解读，还是教学，我们都应该时刻关注这个“送”字：送什么？怎么送？送是否只是老王生活方式的一种写照？面对“送”型人格，杨绛内心有着怎样的震撼？这些追问都是沿着“送”这个视角顺势展开的。其间，我们虽然可以从精神分析批评的视角，去解读杨绛的“愧怍”；从社会历史批评的视角，去探究老王、钱钟书等人的不幸命运与当时社会的关系；从伦理批评的视角，去感受那个苍凉岁月里人与人之间的丝丝温情……但所有解读都必须为“送”这个视角下的内蕴开掘、形式揭秘服务。惟其如此，文本解读和课堂教学才会显得忙而不盲，形散神聚。

其次，视角的选择要关注整体性。

文本解读的视角确定后，一般会发现很多能触发自己兴奋点的信息。这些信息中，有些是文本中内含的，有些则是读者联想、想象或思考出来的，但再怎么芜杂，都不能跳出三界外，不在视角中。

譬如，解读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一诗，我们选择“火炬式”的结构这一视角。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伟岸信念，如同浴火的凤凰，正是从辛苦、怨怼、伤感、惶恐、孤独的情感烈焰中煎熬出来的。在品读诗句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将时代背景、历史掌故、现实生活、人生况味，包括西方理论家对人性的分析，对创作匠心的论述，全部加进来。

比如著名的意识流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⑤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往往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双性同体”才是理想的人格形象。文天祥的身上不正是兼具了这两种力量吗？女性的力量使他拥有足够强的现实感，与常人无异，但是男性的力量引领他飞升，最终又超越了现实。

再如美国艺术史家伯纳德・贝瑞孙在评价海明威的小说《老人与海》时说：“任何一部真正的艺术品都散发着象征和寓言的意味。”⑥《过零丁洋》一诗的形式层与精神层所产生的壮美对应关系，不正是构成了一种整体的氛围象征了吗？

但是这些加进来的内容，一定要受到“火炬式”结构的规范，并统摄在文天祥精神境界由死的恐怖转化成为死的壮美的升华过程之中，为感受文天祥的崇高的人格美服务！当然，这种解读是立足“素读”文本，让内心的审美体验丰富后，再跳出文本，进行理性观照，使体验、反思更深刻、更立体的一种努力，堪称不同生命经验、心灵体验互相感发，突然接通的一种自在行为，而非套路化的生硬拔高。这依然是文本解读整体性的题中应有之义。不少老师在视角选定后，仍会出现解读偏颇、扭曲、断裂等非常态现象，这正是忽略了对整体性的关注。

比如朱洁文老师《教学案例》（《语文学习》2006年第1期）从“绝版”这个视角去组织教学，但是因为将目标锁定在“作者对周庄当前人文环境、人文景观能否保存完好的担忧”上，而不是感受作者“对周庄的渴慕与珍爱之情”，漠视了“写景抒情散文与富有历史文化感的学者散文”的区别，被王荣生教授视为“教学内容选择不当”⑦。

这说明，教者在文本解读的过程中，将“绝版”与文本中的一些非主流的衬托性信息，很功利化地结合起来了（不错，文中的确有似乎担忧的句子，如“周庄是以苏州的毁灭为代价的”，但这样的感慨恰恰是为了凸显作者心目中“绝版”的真正内涵――再不会出现这样一个保存完美的地方了），而作者着意关注的内容，如用清丽、典雅的文笔将周庄幻化成一位周身透着迷人风致的女性，深情地赞美她的自然朴实，纯秀古典，操守自持，如梦似幻，这些富含审美价值的内容，却被活生生地过滤掉了，是殊为可惜的。

另外，视角的选择还要指向“人”。

高质量的文本解读，不论选择何种视角，也不论化用何种理论，最终都要指向“人”，指向人心、人情、人性、人的存在。譬如解读丁西林的《瞎了一只眼》，不论是从风格的角度，还是从错位的角度，最终都要落实到作者对生活悖论的思考上：每个人都为对方着想，依然难以摆脱无尽的尴尬；解读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你可以从意象的角度切入，再现凄清萧瑟的画面，西方的移情说、表现主义理论，也尽可以拿来用，但是这些方法必须统一在“夕阳”这个总体意象之下，并联系“日夕当归”的文化传统，去深入而具体地感受作者的羁旅之愁、古代落拓文人的人生况味。

王荣生批评过一种变态的文本解读：“比如阅读小说，看到第一句，喔唷‘开门见山’，看到人物出场，喔唷‘肖像描写’，然后分析‘从上写到下，从装饰写到面容’等等，接着喔唷进入‘动作描写’，又接着喔唷过渡到‘心理描写’，最后喔唷‘通过……表现了……赞美了……’”⑧这种全能视角下的阅读，貌似最后注意到了人，但却是概念化，教条化的大众人、僵死人，人性的复杂、内蕴的丰富完全被所谓的“技巧”“理论”一笔抹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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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南帆、刘小新、练暑生：《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页。

②[波]罗曼・英伽登著，陈燕谷、晓未译：《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428页。

③汲安庆：《如金在沙，显然自异――从若瑟夫・达佛朗司的“天使元素”说开去》，《福建教育》（中学版），2013年第4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中学语文教与学》，2013年第7期。

④李镇西：《为什么说“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听李镇西老师讲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0页。

⑤伍尔夫著，王还译：《一间自己的屋子》，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7月版第120页。

⑥转引余秋雨：《艺术创造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7月版第171页。

⑦⑧王荣生：《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0-235、18页。

[作者通联：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