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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东西部经济非均衡增长原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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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区域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各国共同的问题。本文在经济公平增长理论的角度上试图分析我国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中的非公平地位,从而为我国东西部区域经济的平衡发展尤其是促进西部开发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区域经济 西部大开发 梯度推进战略

一、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不平衡日益加剧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一直以来困扰着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数据显示,1978-1992年间,东部GDP总量增长了8.11倍,占全国比重提高了4.45%,而西部GDP总量增长了6.77倍,占全国比重却下降了1.66%。到了2005年,东西部GDP总量占全国比例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东部GDP总量相对于1978年增长了67.06倍,占全国总量的61.69%;而西部GDP总量虽然增加了43.43倍,占全国总量却只有12.90%,比1978年下降了4.03%。

与此同时,东西部区域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断扩大。《西部发展报告(2006)》中的数据显示,从居民收入水平差距来看,2005年西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69.7%下降到66.7%,而2005年西部地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占东部地区的比例由2004年的48%下降到44.2%。从中可以看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并未完全实现东部与西部经济公平增长的目标,东西部差异仍在日益扩大。

二、东西部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原因分析

(一)“梯度推进战略”导致东西部经济发展差异越来越大

根据“梯度推进战略”,我国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待东部发展到一定阶段,再逐步将资金、技术推进并扩散到中西部地区,“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然而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国家经济发展并未出现“梯度推进理论”模式所预言的发展重点由东向西推进趋势,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是“先富”效应明显,但“带动”效应滞后,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出现了以下弊端:

1,“马太效应”。“梯度推进战略”实施以来,国家不断加大对东部地区的投资,由于国家对东部政策的倾斜,国家财政收入不断大量的投入到东部的经济建设中,在当时投资立项还需要政府审批的情况下,投资立项权的分配格局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本要素在空间上的配置格局。如2003年人均固定资产投入全国为4265元,上海为18275元,贵州为1965元,贵州的人均固定资产投入相当于全国的46%,相当于上海的10.8%。东部先发地区与西部后发地区的经济差异不但没出现缩小的初始目的,而是在不断扩大,“梯度推进战略”所实施的不断向东部倾斜的政策,使这种差距不断恶化,形成了典型的“马太效应”。

2,“梯度推进战略”对作为低梯度地区的西部是不利和不公平的。为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国家人为地压低了西部资源能源的价格以供应东部市场。由于国家在财政、开放等政策上对东部的支持,东部地区工业的高速发展对西部资源产生了巨大需求,西部资源能源市场价格应当是较高的,这种顺应市场供求关系的价格实际正是东部带动中西部“先富带后富”的关键机制。然而国家却强行实施“一边倒”的干预政策,以西部不发展、迟发展、缓发展为代价制造东部的急速“先富”,严重牺牲了西部的利益,实质上掐断了“带动”效应链条中关键的一环,使得东部高梯度地区对西部低梯度的扩散效应没有完成,“带动”效果没有实现。进一步削弱了西部经济发展的基础,失去了经济起飞的一次良好机遇,东西部差距越来越大。

(二)西部人力资源匮乏

人力资源的多寡是国家间或地区间经济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西部经济后发地区人力资源水平和总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1,东西部公共教育服务不平等。首先在教育服务资源分配方面。研究发现,中国的基础教育投入分配中,教育投入水平与地区财政能力有着显著的相关关系,教育的财政投入中立性缺失严重,教育服务资源的地区分布存在着显著的不公平性,财政能力强的东部对教育投入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其次,在教育服务的可及性和获得机会的平等性方面,东部明显高于西部。如至2002年中国实现“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地区已达91.22%,而未实现目标的省区包括、贵州和宁夏。第三,西部地区教育水平低于东部地区。从盲率、人口各类文化程度、人均受教育年限等多项教育指标来看,小学教育和文盲率的差距在增大,西部基础教育的提高应值得关注。

2,人才流失严重。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部地区人才流出是人才流入的2倍以上,特别是中青年骨干人才大量外流,而且呈现出范围广、批量大、层次高、关键技术岗位的多、年富力强的多的主要特点,出现西部地区花血本培养出来的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工作、生活条件较差,工资待遇低,与东部先发地区相比出现“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大多数省区对人才缺乏凝聚力和吸引力。改革开放以来,受经济利益的驱动,西部地区人才逆向流动的趋势日益明显,人才匮乏已成为制约西部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

(三)区位优势程度不同

我国工业化发展战略选择的是沿海向内陆推动的方式,这一战略选择是符合我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然而由于区位优势程度的不同,在工业化从东部沿海向西部内陆推进的过程中,形成了东西部经济发展的差异,而且差异在不断扩大。

经济特区是我国改革开放的产物,由于当时中国经济体制的原因,加上东部沿海地区与港澳台地区、日本和东盟各国相毗邻并与美、加、澳、新、马等国隔海相望的地理优势,所以中国经济特区的地理位置选择为东部沿海的一些不发达地区,目的是为了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来吸引外国投资。1979年创办东部沿海的经济特区以来,经济特区充分发挥特殊政策优势和地缘区位优势,如优惠的土地政策、厂房利用政策及特殊的鼓励外商投资投资的税收政策等,使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形成了“资金洼地”效应,并创造了“三来一补”的工业加工模式。另外,在历史上,东部沿海地区的市场经济意识较强,有兴办实业和经商的良好传统,并与海外华人、华裔有着天然的联系来往。这些优势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推动下,焕发了新的生机,经济特区成长为中国的先发地区。

相比之下,处于内陆封闭或半封闭地带的西部却不具备上述东部地区的区位优势。我国西部地区土地辽阔,人口密度小,自然条件非常不利于经济发展,草原荒漠和无植被地区约占西部面积的一半,可利用水资源明显不足。另外,西部地区深居内陆,远离海洋,处于中国内陆封闭或半封闭地带,因此,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进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必须要为克服地理距离、水、土地资源的短缺和地貌等方面支付昂贵的成本。

东部沿海地区由于各种区位优势或历史条件,在持续

不断的外部推动和“空间自组织和自我强化”规律作用下,成为国内最发达的地区;而西部由于不利的自然地理条件和经济地理位置,一开始就失去了经济启动的杠杆,至今有相当部分地区还处于工业化的起步阶段。处于区位劣势地位的西部地区失去了发展的机会和条件,这对原本贫困的西部来说是不公平的。

(四)产业结构的差异

西部地区具有自己的相对优势,例如,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工业及相关产业开发潜力很大。然而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各地均把开发投资的重点放在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等领域,而对特色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发展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导致西部工业化推进缓慢,工业增长乏力,工业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下降,产业结构单一,很多商品要从东部沿海城市购入。东部地区的产业结构主要是加工工业和轻纺、电子、电器等消费品工业,价格在20世纪80年代放开后又受买方市场需求的刺激,价格数倍或数十倍于原材料价格。由于我国目前价格体系尚未理清,因此便出现了西部地区以非常低的价格供应东部地区原材料和能源,却要花高价购进加工品和生活消费品,这种“不等价交换”促使财富源源不断地由西部流向东部,加剧了西部的经济落后。

与此同时,国家在西部投资的一些标志性工程的建设大项目,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生态建设、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以及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本身就是一些全国性的项目,它们主要是解决沿海地区的能源短缺和环境保护问题,跟当地经济联系不够紧密,却使西部付出了很大的资源及自然环境的成本。有的项目是通过外地采购和承包,中标的企业大多为沿海企业,工程建设所需的设备和零部件甚至工程建设的民工也多来自沿海地区,因此这些大项目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投资漏斗”,其对西部地区当地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并没有预期的大;有的甚至牺牲了西部地区的生态和经济利益,在实质上产生了对西部后发地区的进一步“掠夺”,导致原本贫困的西部与东部的经济水平差异不断扩大。

(五)政策法规“单一制”拉大了东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

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交通发达,基础设施完备,区位优势明显,市场经济体系已经比较完善,西部地区由于区位条件、自然资源、交通通讯以及社会发育程度和市场体系的完善程度远远落后于东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两者的发展并没有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完全不具备公平竞争的条件。

我国在政策、法律法规的实施上是“单一制”模式,即“全国一盘棋”。中央出台的政策文件和法律法规各个地区都要遵照执行,尽管有的地区按《立法》的规定拥有一定的地方和民族立法,但原则上不能和上位法相抵触。改革开放以来,这种“单一制”的模式阻碍了我国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的经济的公平增长。如中央在企业所得税和个^所得税方面强调的是“一刀切”,全国实现统一的税率,而我国在地方财政上实行的却是“联邦制”,即各个地方政府负担本辖区的财政开支,西部后发地区的财政相对于东部来讲是收入少却进行同样甚至设更大的支出,财政压力远远大于东部的先发地区,这对西部经济后发地区来说是不公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