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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推进循环经济发展的“两个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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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循环经济的终极目标,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高的社会福利。因此,我们应该以减物质化为首要原则,依靠人的发展,来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探讨了如何通过“两个替代”,即以服务流替代物质流,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来改变原先那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生活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最后,对应“两个替代”的路径选择,提出了制度重构设想:①使价格体系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真实成本;②使市场主体为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负责;③建立社会资源投向机制。

关键词 循环经济;减物质化;服务流;物质流;人力资本;自然资本

中图分类号 F06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07)04-0040-04

循环经济的发展终极目标,并非追求形态上的物质流闭合循环,而是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创造尽可能高的社会福利,在发展的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生活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下降。因此,我们首先应该着眼于推进一种尽可能让产品不成为废弃物的循环经济,即以减物质化为首要原则,在生产、流通、消费和最终处置的每个环节中,使能流和物流最小化,从源头减少物质流、能量流的输入和废物流、废热流的输出。在推进减物质化的过程中,人们注意到,减物质化不仅仅是通过工艺改进来降低单位产品的生产过程所消耗的原材料和能量,以及如何通过技术进步来实现某些物质的循环利用等技术层面的问题,它意味着对现有的生产、消费模式以及相应的市场组织结构进行彻底的变革。这场变革的核心就在于“两个替代”,即以服务流替代物质流,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也就是说,发展与循环经济理念相匹配的服务经济,通过服务延伸循环经济的价值链,通过服务减少社会经济生活对物质的依赖;同时,通过技术进步、完善管理、优化生活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依靠人的发展,来替代原先那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经济生活方式,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

1 以服务流替代物质流,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从系统角度考察,当一个社会有越来越强大的净物质流注入的时候,必然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废物流,即“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过度依赖物质流推动的经济至多有量上的增长,很难真正出现质的提高。要扭转这种趋势,除了从技术层面贯彻循环经济的“3R”原则,更要理解一个事实,即社会经济生活的正常运行必须依托基本的物质条件,单纯地通过工艺改进以及资源再利用技术进步来降低物质流的空间是有限的,而在一定物质流上可以附加的服务往往没有极限的,这才是循环经济发展的最大空间。

一般而言,服务流对物质流的替代,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服务经济本身的发展,有着促进经济系统实现结构性降耗的作用。总体上看,相对第一和第二产业,服务业的资源消耗量和资源利用效率较高。一般说来,制造业单位增加值消耗的资源大致是服务业的3~4倍。此外,根据Jokinen和Koskinen提出的生态重构理念,服务业的特征是以技术密集型、服务密集型产业取代传统的资本密集型、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从而降低经济增长对物质的依赖程度,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并增加就业率(Jokinen, Koskinen,1997)。

事实上,从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经济重心就开始转向服务业,服务业占就业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加大。20世纪80年代起,全球经济呈现出从工业型经济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总趋势,产业发展也呈现出服务化的新趋势(厉无畏,王慧敏,2005),其核心是第二产业的第三产业化。1980-2000年,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56%上升至63%,主要发达国家达到71%,其中一些国际大都市产业结构服务化的特征更为明显。相比之下,中国的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长期在30%~40%的水平徘徊,一些高能耗物耗的产业(如重化工业)规模过大。因此,通过发展我国的服务经济,优化经济结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服务流对物质流的替代,促进整体资源利用效率的上升。

本文关注的重点是服务流对物质流的第二类替代,它表现为那些基于“从产品到服务”理念的特定服务业,遵循减物质化的原则,着眼于生产和消费活动的物质流最小化目标,令生产行为、消费习惯以及相关的市场组织结构朝着有利于循环经济发展的方向变化。

第二类替代的出发点,是对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最终目的进行重新审视。Herman Daly曾经提出,经济活动的最终效益是服务,即需求的满足(Daly,1974)。所谓“产品”,只是效用的物质载体。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的产品生产过程只能算消费者需求得到满足的前端部分。因此,当消费者的价值取向从追求物质形态存在的消费品数量开始转向满足自身需求的效用时,根据消费者需求,向消费者提供满意的服务,应处于主导地位,支配生产哲学,而不是相反。

基于“从产品到服务”理念的特定服务业的发展,就是从有形产品市场向效用市场的转变,生产和消费的形式发生根本变革,制造业和服务业逐渐融合的过程。从市场重新组织的角度来看,可以将此类“服务流对物质流的替代”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1)产品所有权、使用权分离,生产者可从销售转为出租有形产品,并在此过程中附加更多的服务量。首先,耐用消费品的出租,会令生产者会从产品设计开始,考虑产品生命周期总成本,尽可能使得消费者享有等量效用时,产品的使用强度加大,产品的使用寿命延长,产品的再使用、再利用程度增加,有形产品总量以及所消耗的物质总量下降。例如,电梯制造巨头瑞士迅达公司宁愿出租垂直交通服务而不是销售电梯,因为出租可以使它减少生产系统中的能耗和维持成本;道氏化学公司宁愿出租溶解服务而不是销售溶剂,因为它可以再使用同样的溶剂许多次而减少成本。此外,由于产品的所有权不是消费者的,消费者选择的是更能满足其需求的服务,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浪费(Eva Heiskanen,Mikko Jalas,2000)。

(2)多种形式的产品共享消费。通过共享,将消费者个体的节约转向服务提供者关注整体的节约,有利于降低物质流总量。例如,欧洲一些国家出现了汽车共享组织,其中仅德国在2000年就有76家。马库斯・皮特森(Markus Petersen)在1994年对柏林的汽车共享效果进行了调查,结果表明汽车共享明显减少了私人汽车的购买量和使用量,而共享汽车的使用强度增大。换言之,共享使得单位物品提供的服务量增大。

(3)以消费者需求为导向的产品最优利用服务。通过对产品和消费者行为的优化,降低消费过程的物质流。一般而言,产品最优利用服务关注的是在保持产品原有效用水平的基础上,尽可能降低其使用过程所消耗的物质和能源总量,如合同能源管理、废物最小化管理等,这类服务可以由产品的生产者提供,也可由专业化的公司提供。例如,基于能源生产成本和节约能源成本之间的差价,通过提供合同能源管理服务,将节约的能源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可以形成“负瓦特”市场。如专门的盈利性能源管理公司A与公司B签订节能服务合同,为公司B提供能源效率诊断、项目设计和融资、原材料和设备采购、施工、工程验收、节能量监测、系统维护等一系列节能服务,节约下来的能源可以通过公共事业公司在市场上进行交易,产生的节能效益按合同由A和B分享。可见,产品最优利用服务对市场组织的最大影响在于:企业的利润与产品的销售量脱钩,减少的物质流、能流可以进入市场,成为商品,节约相对于消耗而言具有更大的盈利空间。这些改变,将促生更多的“负瓦特”、“负物质”市场交易机制,如招标拍卖、异地交易、二级市场等, 有利于提高节约的竞争程度和节约的效率,并降低物质流削减的成本。

(4)将服务与信息技术相结合,产生非物质形式存在的财富创造与消费方式(Eva Heiskanen,Mikko Jalas,Anna Karna,2000)。杰舒尼和迈尔斯于1983年指出信息技术的发展将推动人力密集型的服务业的发展,信息将成为自然资源的替代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要素(Gershuny,JI,Miles,ID,1983)。因此,信息流与服务流的结合,具有极大的物质流替代潜力。例如,采用电子商务、电视电话会议、电子邮件,免去了传统的商务活动、文件传递等所需的交通能耗、纸张消费等资源消耗,也节省了时间和人力。

(5)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通过设计改良、技术进步,充分利用自然所提供给人类的服务。一块水田,如果加以合理利用,就能在生产农产品的同时,向人们提供净化空气、缓和热岛效应、水体净化与水源涵养、消纳有机垃圾、产生优美景观等诸多服务,相对于采用建造大规模的污水处理厂、有机垃圾处理厂进行末端治理以及建设人造公园等,水田所提供的生态服务的成本、效果以及可持续性都是占有明显优势。可以说,自然向人类提供的服务流量和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的过程,也就是源于自然的服务流对直接输入经济系统的物质流实现替代的过程。

值得一提的是,在生产、消费模式发生变革的同时,租赁服务、产品最优利用服务、信息技术服务等多种新型服务业态的出现,模糊了传统的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的界线,这有助于经济结构向减物质化方向优化。在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的作用下,服务使得制造业和商业相互融合(Jackson T,1996),从卖机器卖零件转向卖功能卖服务,与此相应的制造业生产方式也从原先的大规模生产,转为以更少的资源消耗提供更合乎消费者需求的服务,有利于产业结构向服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例如,由销售转为租赁,使得制造业主体利润来源从原先的产品生产销售环节扩展到管理维修、保养、升级、再利用、使用咨询、战略分析和概念创意等更多服务领域,使得消费者获得更好享受的同时,能够带动更多循环型、环境友好型产业的发展。

2 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推进循环经济发展

从表面上看,服务流对物质流的替代,主要表现为市场组织结构遵循“从产品到服务”的理念发生变革,从而提高了自然资源的利用率,减少了社会经济系统输入端和输出端的物质流量。本质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的发展路径,即依靠人的发展,不断改善人力资本与自然资本的结合方式,替代原先那种过度消耗自然资源的发展。

首先,这一替代体现在减物质化的过程之中。通过科技进步、完善管理、优化生活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等量的资源消耗能产生更多的财富;而通过合理分配社会资源,可使等量的财富产生更多的福利。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上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导致的冲击,在能源短缺的冲击下,西方社会生产和消费全面向节能型转变,大量资本和技术涌向节能领域,其结果是各国经济的能效大大提高,日本更实现以等量能源使GDP翻番的成就。这一节约过程,可以说就是人力资源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过程。

其次,这种替代表现为人工资源对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例如各种再生性能源对化石能源的替代,塑料和陶瓷对木材和某些金属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储量丰富的资源对短缺资源的替代。随着更多自然资源作用更多地被人类认识,这种替代会更为普遍和有效。由于这种替代是人类知识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本质是人力资源的替代。

由于人力资本对自然资本的替代程度,取决于劳动者平均文化素质和技能水平的高低。相对于低素质的劳动力,文化和技能水平较高的劳动力更易于掌握并运用新的科研成果,促成资源高效利用(张真,2003);同时,产业的服务化需要更多从事自然资源维护、产品的研发、设计、售后服务等工作的劳动力,这对专业技能和知识含量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这样一种发展模式,要求社会资源的配置方向从资源密集型向人力资源密集型转变,投资方向从资本密集向人力资本密集方向转变,从而使经济体系每单位物质资本和资源投入的产出最大化,并令其吸附的人力资本和使用的劳动力趋于上升。在中国这样一个剩余劳动力过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度,选择以人力资本替代自然资本的发展路径,能够使我们运用较少的自然资源,创造较多的福利和就业,同时减轻经济系统对环境资源系统的压力。

3 促进“两个替代”发展路径的制度重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技术壁垒还是经济效率门槛,都可以通过制度创新和不断完善来跨越,由此改变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为,市场得以重构,使资本投入和技术进步能够朝单位自然资源投入所附着的效用与服务极大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以最低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化的社会生产力和福利增量。与“两个替代”发展路径相配套的制度重构是:

(1)使价格体系正确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真实成本的制度。价格反映全部社会和环境成本,这是价格机制顺利运作,市场发挥作用的前提之一。这主要通过税收结构的调整(税基的改变)来实现,即从现有的对劳动征税转为对资源消费征税。现有税收体制对收入、利润、销售和工资征税,这在某种意义上打击了我们本应珍视的有益于经济发展的行为,如人类的劳动和成功的投资等,因此,我们需要从对收入和工资征税转向对自然资源的消费和致使生态环境恶化等需要遏制的行为进行征税,这也被称为“绿税”改革。绿税的主要功能是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有关成本的准确信息,其内在目的是为了消除无节制地追逐更低价格而造成的扭曲,揭示真正的成本。它被并到经济活动过程中对资源、产品和服务所支付的价格中,从而为企业和消费者提供了强烈的动机,去不断地修正和改进生产、销售和消费的方式,使之朝资源效率高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减轻了劳动者的税收负担,还有利于促进就业率的上升,这是与“两个替代”的发展路径相一致的。

(2)使市场主体为资源消耗和生态环境负责的制度。服务流代替物质流的过程,涉及到市场在很多方面需要进行重新组织,也就是生产方、销售方、消费方等市场各主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利益分配问题。通过从法律上确定各市场主体(尤其是生产方)对自身行为所导致的资源消耗与生态环境恶化所应承担的责任,有效地促进企业妥善考虑整个产品生命周期成本,以此重新设定自身的盈利模式和商业策略,激励企业以高资源利用效率和低环境影响为准则,对产品进行重新设计和工艺改进,从生产产品走向提供服务,最大限度地降低物质流。

(3)社会资源投向机制。从长期发展角度来看,与“两个替代”的发展路径相呼应,政府应该以追求更有效的资源配置,以确保将足够的资源投入到与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的累积上来,包括教育、研发、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再生、技术推广和知识普及,以及其他与提高资源生产力相关的基础设施等相关领域的投入。此外,对上文提到的幼稚型循环产业或技术,由于其成本受市场规模影响,在市场已有产业或产品的压制下,难以具备足够的竞争力。那么,在其成长初期,可以通过政府采购、转移支付、政策性优惠贷款等手段支持其发展,加速提升资源效率高的技术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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