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过口译课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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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学期的英汉口译课结课了。

气质美女崔怡老师（我还是爱叫她姐姐）最后一次给我们慢声细语嘱咐好练习项目的时候，我忽然意识到把纸折成三折、一边听一边抓狂记着只有我一个人看得懂的笔记、然后语无伦次地翻译的日子马上就要结束了。

“忽然感到有点……”这个开头太俗了。我偏不说我失落，我偏不说我释然，我偏不说我哀伤。

平心而论，这是一门很虐的课。头一次上课之后，我就从来没有期望过这课能得高分。这也是我头一次不去想结果而一心一意投入的课——学期初运气不佳，想上的课都惨遭落选，正为学分发愁的时候我看到了口译课的“29/30”。

那时已经是选课的最终日期了。错过了前两节课，上第三节课时，我听着耳机里传来的英语，手足无措，我一个中文也翻不出来。这时候我才意识到，那个空位，一定是某个怕困难的可怜鬼退课的结果。

那些夹杂着各种口音的发言人说着难以理解的英语，那些叽叽喳喳的语速如飞的英语，那些充斥着政治术语的中文，那些搜尽脑瓜都找不到合适词语翻译的中文……从我嘴里翻译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都语无伦次，笔记更是乱七八糟，自己都不认得。

我抓狂了！可抓狂有什么用呢？每次看到讲台上气质高雅、气势逼人的崔怡姐姐不紧不慢、举重若轻地给我们布置如山的任务，只感觉自己是如此渺小。“赶紧退课少在这里丢脸”的念头不止一次浮现。

在这个只选上20个学分的惨淡学期，我最终还是没忍心退课。“不过就是绩点嘛，身外之物，空中浮云……”我这么安慰着自己，“还是要对自己英语水平有点自信吧，起码听懂一半胡扯一半也不算什么丢脸的事情。”

可挫折感每周总是准时袭来，所有材料对着电脑听了一遍遍之后，我才能勉强翻译。联合国NGO雅虎世卫组织，香港特首政府发言人，京都议定书通用汽车奥林匹克……英文中文之间的搭桥竟然如此困难，我引以为傲的母语和第一外语纠缠在一起的日子实在不是滋味。

可又怎样了呢？故事确实很俗，抑完了，该扬了。我偏不用但是，我偏不用然而，我偏不用柳暗花明又一村。

口译已经成了一种习惯——把记笔记的纸折三折，竖着记。“我很高兴站在这里给大家发言”=“：）”，“全球/世界”=一个圈里面一个十字，"Pro"=Progress/Program/Process/Project，"bus"=business，"Oly"=Olympic，"tec"=technology……还有许多箭头、圈圈、横线……

崔怡姐姐说：“你是译员，我是听众，我什么都不懂，不要问我或者看着我。记住，你是译员。”“忠实原文，但是不要跟得太紧。译员要把原文变得更加漂亮，在不篡改它的前提下。”

姐姐很少表扬人，她是优雅地、慢声细语地不断挑刺。而我从开始到现在都很乖，毕竟她是高翻学院出来的同声传译，这个口译的世界，我还只是轻轻地推开了门。

某次练习的反馈纸条上赫然写着：请注意信息准确性，注意听原文。这是所谓“翻译的原则性错误”。我却没有太沮丧，起码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一个字都翻不出来，现在至少可以假冒了。

有一种感觉，那种被鼻炎堵了半天，忽然通入了一点点新鲜空气的感觉。慢慢地，我开始能够勉强完成笔记，勉强能在课堂内比较有准备地把课前听的东西，还算表意明确地翻译出来了——内容是奥委会上罗格的致词。虽然磕磕绊绊，但从始至终，我都努力让话语铿锵。崔怡姐姐说我的“语气很好，像发言人”。不知道她是安慰我还是找不到其它可取之处的鼓励，但确实扫去了我心里的一隅阴霾。

然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听VOA常速的时候居然不费劲了，电视里冒出的发言人的各种讲话也渐渐变清楚了，希拉里·克林顿在全球妇女大会上的演讲，居然也能把我听得感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嘴巴边的词变多了，口语表达的时候嗯啊哼唧也少了许多，我仿佛是一个读过一点书的英语国家学生了。

那点成就感呼呼地生长，终于敢下一套Barron听力来给明年的托福考试铺路了。尽管我现在依然渺小，却已经比以前强了很多。

期末拿到分数，跟想象的一样，不太好看。我却一点不后悔选了这门课。它让我的语言朝完美和自信进了一步。虽然崔怡姐姐是要我们了解翻译的美学，可是我从里窥到了语言的美学、沟通的美学。那就是：开口说话，不要怕犯错误。永远相信你是可以理解语言的。当你听了足够多、说了足够多，当你丢掉考试和选择题，当你真正把一门语言当作语言看待的时候，你会学到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