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范文大全 > 正文

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的实现机制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的实现机制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越来越多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华经营数年后,通过增资扩股,转变为母公司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是独资企业。针对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实现机制问题,文章在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知识获取与谈判力量变迁的分析模型,并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外方合伙人知识获取以致谈判力量变迁的主要因素。

关键词:跨国公司;增资扩股;知识获取;谈判力量变迁

中图分类号:F83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594(2007)10-0054-04收稿日期:2007-08-17

一、引言

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表现在股权安排上有一个明显的趋势:越来越多的合资或合作企业在华经营数年后,通过增资扩股转变为母公司控股型合资企业甚至是独资企业。股权安排是涉及子公司风险分担、资源配置、知识承诺以及组织控制的关键问题,是跨国公司建立海外子公司的重要决策。因此,可以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股权安排决策行为视为一个连续的过程,增资扩股本身是跨国公司在进入东道国后进行再投资的过程。因此,跨国公司增资扩股行为可以视为跨国公司连续的对外直接投资中所作出的战略决策,是其对内外部环境变化作出的战略反应。但需要进一步考察的问题是,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行为能够得以实现的原因是什么?也就是说,跨国公司在什么条件下会进行增资扩股甚至将一个合资企业转化成一个全资子公司,影响跨国公司作出这一决策的因素是什么?当然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如外方合资伙伴、东道国投资法规或政治制度的变迁是不容忽视的,但由于它是合资企业的管理人员无法控制的,因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内。我们探讨的是构成合资企业外方增资扩股行为的一个基本的、也是能够被合资企业所控制的因素,即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的影响。这种变迁源于合资的一方获取了可以消除对其合资伙伴依赖的知识。同时,为进一步分析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的深层原因,本文建立了一个分析模型来深入探讨影响外方合伙人知识获取以致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的主要因素,通过对这些影响因素的分析,来清楚认识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的实现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概念界定

增资扩股是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由于对外方增资扩股行为还没有直接系统的分析,因此可以借鉴国外学者对国际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研究。

以股权投资为基础的国际合资企业存在着与生俱来的潜在的不稳定性。

Gomes-Casseres(1987)认为造成合资企业不稳定的原因有:(1)过渡性的股权结构。跨国公司以合资形态为过渡性质的权宜之计,当其完成过渡期任务时,自当进行股权形态的改变;(2)股权形态的修正。如果跨国公司选错了进入时的股权结构,则在其后会作修正,尤其在全球整合战略日益重要的今天,合资造成的高成本更使跨国公司不得不对股权形态进行转换。(3)适应性的股权改变。特定股权结构是依据特定的内外部环境条件作出的选择,如果环境条件发生变化,股权结构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以求与环境相一致。

Inkpen和Beamish(1997)将合资企业不稳定性归因于合伙人谈判力量的变迁,而且正是外方合伙人对当地知识和技能的获取,改变了合伙人的谈判力量。虽然当地合伙人也可以获取外方合伙人的技能,而后使其谈判力量增加,然而,Yan和Gray的研究表明,中方合伙人通过知识的学习很难使谈判力量发生重大的改变,因为外方会保护他们的技术,并且,外方能够通过不断地增加他们技术方面的贡献来维持他们在企业中的谈判能力。因此,他们认为,外方合伙人较当地合伙人更容易和更快地获取到对方所拥有的知识。

合伙人知识贡献对正在运营中的合资企业非常重要,因为公司贡献的参与程度和对利润的企望将会不断地调整合伙人之间的相对谈判力量(Robinson,1969)。基于这一视角,我们将建立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实现机制的分析模型,以下我们首先对研究中涉及的一些主要概念进行界定和分析。

(一)合伙人国际合资企业被普遍认为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本文研究的合资企业是指合伙人来自不同国家的并在合伙人之一的国家建立起来的合资企业,其中双方的合伙人分别被称为“当地合伙人”和“外方合伙人”。而针对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的合资企业情况,双方的合伙人分别被称为“中方合伙人”和“外方合伙人”。

(二)知识贡献在国际合资企业中,当地合伙人贡献的往往是当地的知识,当地合伙人对当地环境的了解是其关键性的资源(Yan和Gray,1994)。外方合伙人的贡献通常包括技术、管理和国际化的支持等方面。虽然寻求技术和分散风险也是外方合伙人的重要目标,但相对于当地合伙人来讲,获得当地知识还是最重要的。即一般来说,在跨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合资企业中,中方合伙人贡献的是当地知识,而外方合伙人贡献的是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

(三)谈判力量Yah和Gray(1994)关于合资企业谈判力量这一概念的研究,是迄今为止最具有系统性的。他们认为,合资企业的谈判力量包括以资源为基础的要素和以联系能力为基础的要素。以联系能力为基础的要素虽然重要,但相对于合资关系的机制来讲,比较间接。由于本文的研究集中于合资伙伴谈判力量应对当地知识的获取而发生的改变,以资源为基础的要素,就显得更加重要。掌握资源和控制资源的能力是形成谈判力量的主要来源。

三、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的实现机制:―个分析模型

基于以上对合资企业不稳定性的文献回顾以及相关概念的界定,我们提出下列两个基本的前提假设,作为本研究模型的基础:

前提假设1:在合资企业中,外方合伙人贡献的是技术、管理等方面的知识;中方合伙人贡献的是当地知识。

前提假设2:外方合伙人较中方合伙人更容易和更快地获取到对方所拥有的知识。

图1给出了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实现机制的一个分析模型。这个分析模型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关系。第一是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与外方增资扩股的关系;第二是知识获取与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的关系;第三是影响外方合伙人知识获取以致合伙人谈判力量变迁的主要因素。以下分别针对每一层面的关系进行具体分析并提出相关的推论。

(一)谈判力量变迁与外方增资扩股在合作关系中,对控制着关键资源的企业来讲,被合作伙伴依赖是一种实力的反映。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双方公司都可以增加或撤回对对方有吸引力的资源(Bacharach和LaMer,1980)。当一方控制了在合资企业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资源时,就会创造出一种被依赖的状况(Hamel,1991)。尽管当企业选择合资这种企业形式时,依赖合资伙伴是一种自愿的行为,一旦合资企业运作起来,这种依赖性就会必然地形

成。这种情况下,有权增加或撤回重要资源的一方,就可以把这种选择权当作与其合资伙伴权衡利益的砝码。

所有合资企业的合伙人之间都会存在双方实力的较量。一般情况下,这种谈判力量是基于双方对合作需求的紧迫性、可利用资源的多少、相互的承诺和其他可选择的机会,以及合资双方的优势和劣势的比较。对于在一方合伙人本国建立的合资企业,Harrigan和Newman(1990)认为,合资企业合伙人的相对谈判力量,主要取决于双方能够为合资企业作出的贡献。这种贡献往往是不对称的,因为各方合伙人对于合作的潜在成本与收益的看法是不同的。当合资伙伴的战略性任务、期望、对合作关系的忠诚度以及所掌握的资源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时,双方原有谈判力量的平衡也会随之发生变化。Lecraw(1984)证实两方相对实力的变化将会导致股权结构的调整。Harrigan和Newraan(1990)认为当双方实力发生不可避免的变化时,合伙人之间的合作需求也会减弱或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母公司可能决定自己去完成原来由合资企业完成的各种行为,这时就有可能发生外方的增资扩股行为。

基于以上分析,我们得到如下推论:

推论1:谈判力量变迁是外方合伙人增资扩股得以实现的原因。

(二)知识获取对谈判力量变迁的作用一方合伙人对知识的获取,对谈判力量变迁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Kogut,1988;Parkhe,1991;Pucik,1991;Westneu,1988)涉及合资企业或联盟获取合伙人的知识和技巧的机制。通过建立合资企业,合资伙伴可以接触深藏在其他企业组织内的知识,进而可以接触新的组织技能及获得相关能力。通过参与合资企业的运作,一方企业可以向他们的合伙人学习,Huber(1991)称此为“嫁接”,即通过这一过程,企业得到了过去无法得到的知识,并将其内部化了。对企业组织具有潜在利益的知识,既可以被单个的经理人员获取,也可以被像合资企业这样的机构获取。

Hamel(1991)认为,学习是相对谈判力量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当合资企业成立之时,双方合伙人都会依赖对方的关键性投入要素。这时,企业间只有合作才能保证这种关键的投入要素为一个经营实体所利用。经过一段时间,一方合伙人对大量知识的掌握,可以使对方合伙人所掌握知识的价值受到侵蚀,甚至导致合资企业的破裂。Inkpen和Beamish(1997)认为,跨国公司对当地知识的获取使它可以将一个合资企业转变为一个全资子公司。

在中国,尽管外方合伙人设立合资企业的目的不是刻意为获取当地知识,而接触当地知识也是外方合伙人选取合资形式而不设立独资企业的一个重要因素。当外方合伙人的当地知识不断增加,这种知识的获取改变了合伙人之间的依赖关系,最终导致了合伙人之间谈判力量的变迁。

因此,我们有如下推论:

推论2:外方合伙人获取了可以消除对中方合伙人依赖性的知识,从而使双方的谈判力量发生变迁。

(三)外方合伙人对当地知识的评价外方合伙人对当地知识的评价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合资企业成立之前。外方主要考虑的是能够接触中方合伙人的当地知识。如果这种接触能够满足他们对这方面资源的需求,那么合资企业就会形成。第二个阶段是在合资企业形成之后。此时外方合伙人已经接触了当地知识。问题在于:这种接触是否是充分的?这种知识是否应该获取?这关键在于外方合伙人的战略考虑。外方经常把合资企业作为一个进人模式,以实现开拓国际市场或市场多元化的目的。获取当地知识还有其他的战略考虑,比如,合资企业的战略重要性发生了改变(Harrigan和Newman,1990)或是外方合伙人认为东道国市场重要性增加了,或者外方合伙人可能害怕关键技术被泄露。

影响外方合伙人作出获取当地知识决策的另一因素是获取成本。如获取当地知识的成本非常昂贵,外方合伙人付出的代价和风险较大,这可能会影响外方通过学习而获得的积极性。

此外,当地合伙人是否对合资企业有持续的贡献,也影响到外方合伙人是否会积极获取当地知识以及是否会结束合作关系。一旦外方合伙人掌握了当地知识,除非当地合伙人还能提供其他有价值的或不可模仿的知识,合资双方合作的理由就会消失。也就是说当外方合伙人认为当地合伙人对企业的持续发展已经没有用了,就会考虑结束原有的合作关系。

因此,我们有如下推论:

推论3:外方合伙人对当地知识的评价对其是否作出获取当地知识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推论3a:当地知识是否具有战略价值对外方合伙人是否作出获取当地知识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推论3b:获取成本对外方合伙人是否作出获取当地知识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推论3c:中方合伙人对合资企业是否有持续贡献对外方合伙人是否作出获取当地知识的决策有重要影响。

(四)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速度当外方合伙人设立了获取当地知识的战略目标后,其获取当地知识的速度受到两个关键要素的制约:一是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有效性,二是双方合伙人最初的资源贡献(Inkpen和Beamish,1997)。

首先,在合资企业中,由外方指派的经理会接触当地知识的不同侧面。这些经理们也会创造出在当地环境下进行运作的新思想。然而,为了使得当地知识传播到母公司的层面,就必须在各个不同的组织层面之间存在一种知识的连接机制,从而使个人的观察和经验可以被分享(Von Krogh,Roos和Slocum。1994)。这种知识的连接机制构成了把个人知识转化成组织知识的基础。组织中内部管理的关系促进了新知识的分享和沟通。也就是说存在影响企业获取知识能力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企业获取知识的有效性。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有效性会对谈判力量的改变产生影响。

其次,成立一个合资企业,双方合伙人要分担不同的决策责任。责任的分配是决定双方合伙人对合资企业资源贡献的基础。双方对合资企业的资源贡献是合伙人谈判的结果,也是决定最初谈判力量的重要因素。合伙人之间最初战略性责任的分配和最初资源的贡献会影响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复杂性。合资企业成立之后,如果中方合伙人放手让外方合伙人去承担当地的一些责任,就会提供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动机。如果外方合伙人认为这一任务很复杂,它可能不会去获取更多的当地知识。如果外方合伙人认为这一任务相对容易,它就很可能谋求更多的当地知识,此时双方谈判力量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会很大。

因此,我们有如下推论:

推论4: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速度对合伙人的谈判力量变迁有重要影响。

推论4a: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有效性对合伙人的谈判力量变迁有重要影响。

推论4b:合资企业最初的资源责任对合伙人的谈判力量变迁有重要影响。

四、结语

本文对跨国公司增资扩股实现机制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合资企业合伙人之间知识获取与谈判力量变迁分析的基础上的。外方与中方的合资是基于双方对合资企业均有着不同程度的贡献。正是存在着被对方依赖的知识使双方寻求建立合资企业。中方合伙人对当地环境的了解是其关键性的资源,也是其谈判力量的根本所在。在合资企业首创之时,当地知识可以服务于多种用途。相对于中方而言,外方由于本身处于中国的环境中经营企业,外方获得了原来由中方所有的当地知识,而中方获取外方先进的技术和管理能力的可能性较小,最终使其在合资企业的运营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小。经过一段时间,曾经是中方合伙人独有资源的当地知识,对于外方合伙人来讲会从不可缺少转变成不再需要。也就是说,随着外方合伙人当地知识的增加,外方合伙人对中方合伙人的依赖性将会减少,从而使中、外双方的谈判力量变迁,最终导致了即使在中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外方仍能实现其增资扩股的目的。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提出了影响外方知识获取进而影响中、外方谈判力量变迁的具体因素,他们是:外方合伙人对当地知识的评价、外方合伙人获取当地知识的速度。

本文只是针对跨国公司增资扩股的实现机制,提出了一个基于知识获取与谈判力量变迁的初步分析模型,在今后的研究中,还需要对分析模型进一步深化,特别是对影响外方知识获取的主要因素以及谈判力量变迁的概念进行界定,重点是解决具体概念的操作化问题。在此基础上,需要应用跨国公司在华增资扩股的案例进行实证研究,从而对这一分析模型加以检验和修正。

责任编校 大 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