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瘸子”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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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重出口轻进口的贸易战略必然带来高低不等的瘸子效应:直接导致了持续的贸易顺差、粗放型的出口增长、国内产业结构的失调、地区间的差距拉大、频繁的贸易摩擦等问题。这说明中国的贸易战略已经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顺差”之痛

经济增长持续一定阶段以后，我国的外汇市场不再有需求压力了，但由于受出口创汇惯性思维的影响，很多人仍然认为，更多的外汇、更多的贸易顺差是经济成功的表现。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成为毫无疑问的贸易顺差大国:1990－2004年间，除1993年出现122.2亿美元逆差之外，其余14年均为顺差，且1995年以来贸易顺差始终高于100亿美元，1999年以来贸易顺差一直高于200亿美元，1997年、1998年两年贸易顺差更高达400余亿美元。目前，外汇储备已经超过6100多亿美元。

贸易顺差一定比逆差更好吗？我们长期在原则上、概念上提倡进出口平衡，实际上更希望看到顺差或较大顺差。然而，过大的顺差和过大的逆差一样，会产生许多消极影响。顺差的根源是国内的储蓄高于国内的投资，因此顺差意味着资源的流出。根据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起飞阶段，投资回报率往往较高，但国内的储蓄却无法支撑短期内大量增长的投资需求，因此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应该表现为经常项目逆差和资本账户顺差。这是发展中国家发展的理想模式，既利用外国资本促进了经济发展，又保持了国际收支平衡和汇率稳定。中国却表现为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的双顺差。在双顺差的格局下，中国源源不断地向美国和其他国家输送质优价廉的商品，换来的不过是美国政府印刷出来的一张张薄薄的绿色小纸片，中国再拿这些辛苦换来的外汇去购买收益率很低的美国国库券。在这一来一回的交易中，白白浪费了宝贵的经济资源，而国内的资源却未得到充分有效的利用。

中国不断积累的贸易顺差还带来了国际间的贸易摩擦。中国近年来频繁遇到的反倾销诉讼和其他贸易争端均和这一背景有关。美国工会扬言，中国产品倾销美国，中国人抢了美国人的饭碗。最近关于人民币升值的讨论也能看出发达国家有关利益集团的身影，有的美国国会议员推动了美国的一项立法，如果中国在半年之内不调整人民币汇率，将对中国出口产品实行27.5%的惩罚型关税。如果我们的贸易顺差越来越多，今后的贸易纠纷可能会防不胜防，如果处理不好会影响到中国发展所需要的适宜的国际环境。

开放度过高还会导致“国家福利”的损失，这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所谓“贫困化增长”――出口越是增加，贸易条件就越是恶化;国家福利水平因出口的增加而下降。墨西哥、巴西、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以及许许多多发展中小国的激烈竞争，以及来自发达国家持续增加的贸易诉讼将进一步使中国的贸易条件恶化。所以，中国现在必须更多地注意出口效益，而不应单纯追求出口增长速度的提高。

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之后，我们为什么不能更主导地用这部分所得扩大进口，享受到更多的资源呢？森林被砍伐吞噬着，环境污染严重，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些生产过程中可能产生较多污染的产品从国外进口呢？我们的土地极度稀缺，粮田和城市化用地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为什么我们不能进口更多粮食以节约土地呢？

“粗放”出口=慢性自杀

为了鼓励出口，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这些优惠政策在刺激了出口的同时，也逐渐地扭曲了市场关系。由于出口和外资增长成为少数地方官员心目中政绩的重要指标，因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成为“指标型经济”产生的主要因素，同时贸易增长指标也成为中国偏向于出口量，而忽视整个贸易和外资平衡发展和提高其质量的重要原因。这些因素造成了今天我国粗放型出口的格局。

粗放型出口增长一方面体现在我国出口产品存在着“三低”:档次低、卖价低、效益低。中国的要素市场存在严重的扭曲:劳动力价格明显偏低，工资的增长长期低于经济增长率，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被企业主有意压低。如果10年前到沿海地区看看，农民工的月工资就已经是800元左右，10年过去了，这一工资水平居然并没有显著的提高。利率水平也明显偏低，这导致了企业在贷款的时候容易忽视资金利用的真实成本，盲目地进行投资;人民币也存在着低估，由于汇率是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当这种相对价格被扭曲之后，就带来了资源的错误配置。在这种扭曲的市场机制背景下，出口部门“迅猛发展”。出口企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廉价的资金和人民币被低估的机会，享受着难得的发展机会。难怪浙江的一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我看人民币要升值，因为我的朋友们赚钱都太容易了！” 由传统的工业生产模式、粗放型的管理理念和任意排放的生产环境必然生产出低档次的、低卖价的“大路货”;而“高投入、低产出”必然降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出口的数量在不断扩大，但是出口的素质却提高缓慢，高技术附加值产品（特别是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比重很低。我国这种中、低档次的出口产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同属一个产品档次，市场竞争异常激烈，进而引起的贸易摩擦剧增，甚至出现如素有欧洲鞋都之称的西班牙焚烧中国温州鞋的埃切尔事件。

粗放型的出口增长还加剧了我国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压力之间的矛盾。中国本来就是一个人口多而资源少的国家。我国人均资源占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人均矿产占有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水资源量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3;人均森林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6;人均石油、天然气和煤炭量分别为世界平均值的约1/10、1/20和3/5。自然资源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问题日益显现出来。但是，粗放型的出口意味着出口越多，对能源和资源的消耗就越多，对环境的破坏就越严重。中国目前已经是一个能源和资源消耗大国，如果我们仍然保持粗放型的出口，那么我们所消耗的能源和资源并不是为中国的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而是为其他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所消耗的。让资源和环境压力已经如此脆弱的中国来承担这种高消耗的发展负担，无异于用短期利益换取慢性自杀。老是出口廉价商品，自己污染着环境、浪费着资源、拿着低工资，挨着各种各样的骂名却让别人享受世界级低成本产品，显然不是我们发展外贸的期望。

小马拉大车

与上世纪90年代内需不足不同，现在新一轮经济增长恰是内需拉动的。房地产、汽车及其连带产业等强有力地拉动了投资和消费。一个背景是城市化在中国的加速发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自建国以来迅速提高，经过上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停滞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城市化水平也稳步上升。1952年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12.5%，改革前夕的1978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17.9%，到2003年底，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已达40.5%。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1996年之后中国的城市化出现了加速发展的趋势，1978年至1996年间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的年均增长速度不到4%，而在1996年至2003年间年均增长速度达到5.3%。城市化将有助于实现规模经济、带来劳动力和资本的更有效的配置、提高人均收入水平并引致更高的消费水平等，因此从整个趋势来看，城市化将加速中国经济的发展。

另一个背景是中国居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当前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已经达到1000美元以上，部分大城市还超过了4000、5000美元。里昂信贷银行的一份报告认为，当人均收入超过5000美元之后，人们的消费行为将发生质的变化:原来的消费是精打细算的，缺什么才买什么，过了5000美元这一门槛，人们将变成“随心所欲的消费者”（discretionary consumer）。从统计数字来看，“随心所欲的消费者”每挣1块钱会花掉6毛钱。此外，中国目前的储蓄率高达40%左右，这样高的储蓄中会分流一部分到消费。总之中国将会出现强大的购买力群体，中国内需潜力极大。

本来应该是内需粉墨登场的时候了，但是如果我们仍然坚持重出口的外贸格局，势必会阻碍内需发展战略的登台。

自1978年以来，我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是“先东后西”，让沿海等基础条件好的地区享有各种优惠政策，迅速实现经济增长，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于是东部地区吸引了绝大部分的资源。政府寄希望于东部发展之后能够逐渐带动西部地区的发展。但是，我国在经济发展上的地区差距，从1983年以来呈现不断扩大之势，90年代以后，这一差距更表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我国最发达地区和最不发达地区相比，几乎相当于西方工业化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差距。这一巨大的地区差已经并将继续制约国民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改变这种由出口配置资源的状况。中国是大国，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是“小马拉大车”，很困难，也不现实。只有内外需并重才是实现经济增长和谐发展的根本道路。

出口窘境

我国出口经常遭遇贸易保护的封堵。通过我国与美国的“纠葛”可见一斑。在中国的对

外贸易中，美国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中美贸易关系中，美国巨额对华贸易逆差已经成为两国的一个矛盾。《国际金融报》曾经报道说:“据中方统计，美国对华贸易逆差始于1993年，为63亿美元;到2003年为586亿美元。而据美方统计，其对华逆差始于1983年，为3亿美元;2003年为1240亿美元，在2000年时，中国就取代日本成为美最大的逆差国。”我们认为美国的统计标准夸大了对华逆差的实际规模。但这个有争议的统计结果还是为中美贸易摩擦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另一方面，从1994年到2001年，中美贸易累计为中国提供了1444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平均每年大约为180亿美元，占这段时间中国贸易顺差的74%，仅次于中国大陆对香港的贸易顺差。尤其近两年来，中美贸易顺差甚至超过了中国贸易顺差总额。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与两国经济结构有密切关系。中国对美国出口以劳动密集型加工产品为主，主要包括纺织品、服装、鞋、玩具、家用电器和箱包等。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廉价劳动力提供者，在这些商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美国从中国进口这些产品是符合自身利益的，不会与国内产品出现竞争。但是，贸易政策从来就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在美国经济复苏乏力和美国贸易逆差居高不下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将更加频繁。近期美国对中国纺织品输入设限就是个例子。

另外，我国进口原材料、能源面临竞争。发展中国家都在崛起，他们对世界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很大，这必然导致需求强大竞争。竞争的结果是能源、原材料成本升高，成本高了而产品出口价格不敢抬高，利润空间越来越小――我国还靠消耗能源、原材料的粗放型出口没有办法持续。

世易时移，变法宜矣，现实告诉我们必须调整外贸思路，推出进口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