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中国城市化发展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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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各国城市化演进过程中出现的先“城市化”后“逆城市化”的现象以及中国城市化现状，提出“中国式城市化”这一适合我国的发展路径。中国式城市化能够使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快，在中小城镇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进而减缓就业压力、调整特大型大型城市的产业结构，逐步缩小二元经济差距。

关键词：城市化 逆城市化 二元经济

一、引言

对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主流观点是：向城市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当传统增长动力机制受到严峻挑战，城市化是新时期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何处转移？第一种发展路径是向现有的大城市转移，通过大型城市的多功能性和完善的基础设施来吸收这部分人口；第二种是向中小城镇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可以参与当地的建设，同时避免大城市的拥挤以及过度的扩张。中国在城市化进程中需要根据目前的二元经济格局，选择合适的发展路径。

二、各国城市化演进过程

“城市化”是指非农产业在某地形成和集聚所引起的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的过程。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开始就出现了城市化，在演进过程中产生许多问题，如就业压力增大、居住空间狭小、交通拥堵、治安问题以及环境恶化等。各国城市化研究过程虽有不同，但在城市化后期都出现了“逆城市化”。“逆城市化”是指在城市发展演变过程中，由于城市中心地带生存空间日益狭小、交通条件日益拥挤以及地价日益上涨等原因，中心城区居民迁出城市中心，不断向城市边缘及郊区、乡村地带迁移的趋势，主要表现在人口空心化和产业空心化。

以下介绍美国、德国和日本的城市化演进过程。

美国的“城市化”初始阶段始于18世纪末，20世纪50至70代出现“城市郊区化”在20世纪末，“逆城市化”发生在20世纪末期。其过程主要表现是人口先向城市汇集，再向郊区转移。形成大城市分布卫星城镇的格局，城市人口、服务业及相关产业向郊区迁移，使城市“空心化”。

德国的城市化进程特点非常鲜明，就是以中小城镇为城市化的主体，城乡一体化程度很高。该国人口绝大多数居住在中小城市，人口超过百万的只有柏林、汉堡、慕尼黑和科隆。

日本的城市化主要表现在20世纪70年代前形成的京滨工业区、阪神工业区、中京工业区和北九州工业区这四大城市群。20世纪80至90年代间出现的工业增速放缓、地价飙升，使劳动力向大城市集中的趋势出现逆转。

三、中国城市化现状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有过反复，近30年来受益于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率于2011年末达到50%，但还是跟不上工业化的发展。一些特大型、大型城市已经出现了以城市越来越拥挤、地价高企、治安状况不佳、环境恶化等为表现的“城市病”，并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部分年轻人甚至一度喊出“逃离北上广”的口号。

对比美国和中国的农业人口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前者是高度城市化，并且已经深度“城市郊区化”的国家；后者是正处于城市化过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美国，从事第一产业农业的人口占就业人口的0.7%，农业产值占GDP的1%（2005年）；在中国，这个数据大约为64.38%和5.2%（2000年人口普查）。中国的农业因农业人口剩余、劳动力结构单一而无法实现农户经营规模的显著提高，至今仍未出现“大量农产品过剩”这一发达国家开始城市化进程的标志。

盲目“求大、求全”，以经济建设代替社会综合发展的建设理念成为“大城市病”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城乡发展的差距引起的社会矛盾使经济发展模式已经不能安于现有的二元经济格局，城市化路径面临选择，要么走“发展极”的老路，要么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

四、中国式城市化

虽然“发展极”模式“有利于中国聚会全球的优质人力资源、先进经济要素与优质文化资本，这在根本上直接关系到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提升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现”，但是目前困扰中国的最突出问题是“三农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得不到有效转移，农业结构过时以及农村发展停滞，城市化路径的选择关系到可持续发展。不该盲目地走发达国家所走过的“城市化”-“城市郊区化”-“逆城市化”的曲折道路。如果仍旧按部就班地走“城市化之路”，以上海、北京、广州为代表的特大型城市将无法承受人口激增所带来的压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和小城镇需要协调发展。我国在城市化发展的同时必须努力发展农村的多种产业，加快农业和农村的现代化，逐步消灭城乡差别，达到一个城乡一体化格局。

笔者提出“中国式城市化”的观点：在发展特大型、大型城市的同时，加快中小城镇建设，吸收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小部分特大型、大型城市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扩大农户经验规模，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减轻特大型、大型城市的运行压力。逐步实现城乡一体化，逐步缩小二元经济差距。

五、中国式城市化的效果

（一）城市化进程加快

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迁往中小城镇，导致农村人口下降，留守农户的经营规模将得以扩大。通过加快立法、建立统一多层次保障等方式补偿失地农民。同时，生机勃勃的中小城镇还会吸引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有志青年。在那里，他们将为城市初期的建设与发展作贡献。

因代际更替，人口流动将会出现反向运动，中青年从城镇返回农村继承祖业，但大部分人仍会选择在城市安居乐业。随着城镇的发展，从事第三产业的人口会有所上升。

（二）发展农产品加工业

中小城镇在发展初期，无法与特大型、大型城市竞争资本密集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却是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首先，地租相对便宜，较易形成规模；第二，农产品加工业，特别是深加工，在我国正处于起步阶段，大有发展潜力；第三，具有区位优势，货源充足，还可以加工新鲜度要求较高的初级农产品。

农产品加工业将在一段时期内成为支柱产业。初级农产品的加工或者深加工，既能满足当地居民的需求，又能通过发达的交通网络输送到附近的大型城市。农户的生产经营也将会根据市场需求进行决策。农产品的“产-销-服务”供应链将日渐成熟，并高效运行。

（三）减缓就业压力、调整产业结构

中小城镇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职位，除了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把一部分人员从特大型、大型城市中转移出来。特大型、大型城市的就业压力将得到缓解。如，农产品加工业的兴起，将转移部分加工工人、卫生检验、检疫人员、质量监督人员、营养学家等。

农产品加工业将为当地带来利润，从而生成一定的资本来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此外，由于当地的廉价地租与劳动力，和相对宽松的政策，一些特大型、大型城市中的“夕阳产业”会毫不犹豫地转移出来。

城镇人口的增长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将会对以建筑业为主的相关行业产生极大的推动，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被吸收进入建筑大军。一部分人在农闲时外出打工，农忙时回家务农，用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加上贷款可以为家里添置农业机械，农户在经营规模上的资本、技术投入也将扩大。

（四）缩小二元经济差距

目前，中国城乡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这样的情况对于投资者来说，他们总是会选择投资回报率高，资金流动率高的地区。其结果就是整个国家的资金不断从各地流向沿海地区，出现所谓的发展水平上的“马太效应”。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无法获得资金来改变现状，差距越拉越大。

依靠农产品加工业发展起来的城镇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今的资金流向，当然，政策的引导也是很重要的。不久的将来，投资者观念将有所变化，不再是如今的急功近利、盲目追逐增长点、制造泡沫，他们将更加平静、更着眼于未来。显然，在发展潜力上，新兴城市要远胜于沿海地区的大城市。资金流向将出现变化，更多的会投入到中小城市的发展中。如此一来，经济增长点会向内陆地区移动，各地的发展差距也将随之缩小。城镇周边的农户也将是收益者，他们就会如同之前的“沿海发展极”周围的农户一样，各方面的生活水平大幅提高，在农业生产上，会出现空前高涨的热情。

随着二元经济差距的缩小，人口流动也会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中国的发展将在本质上有一个提高。

六、结论

2011年末，居住在中国城镇里的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中国在经济增长受到资源与环境的制约之前，必须调整自身的能源结构，找到合理的节能措施，用市场体制取代原先的计划体制，使资源得到最佳配置。“中国式城市化”可以在一定的程度上减缓原城市化路径造成的“城市病”症状，在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同时，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减缓就业压力并调整产业结构，从长远来将会逐步缩小二元经济的差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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