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权当道,人权更需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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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就是要框定养主的权利范围

终年奔波在“救宠”一线的王平，前一段时间刚刚惊动了上海的110，她请动警方的原因，是为了把一只素不相识的流浪猫从树上救下来。王平家在北京，她没法把这只猫带回北京，但却通过接头暗号成功地联络到当地的爱猫人士，让这只猫有了归宿。

归宿，是所有宠物志愿者企图帮每一只遇到的流浪宠找到的答案。王平在一家时尚杂志上开有宠物专栏，因此，常常有一些人摸着这个门路打电话过来，她最怕听到的话题是：王平姐姐，我这里有只猫，现在因为某某某原因没法养了，你能帮我找个人家收养吗?

王平往往一口回绝，这让许多人不满：你不是号称宠物志愿者吗，宠物志愿者不就是干这个的吗?

“我帮助的是街头的那些流浪猫，不是帮那些不负责任的养主解决问题。”王平淡淡地说，她收养的38只猫在她家里跳来跳去。

王平家的猫的数量经常增减，一些猫被人看中，领养走了，一些新成员被她从城市的哪个角落收回来，它们通常带着伤病，或者刚睁眼。积累到这么多猫后，现在王平已经不敢再收猫了，她觉得这已经到了她所能承受的边界。

宠物权利曲高和寡

每个城市都有王平这样的宠物志愿者，他们通过网络将自己的小圈子联系在一起，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识要比政府快许多。王平他们从四年前，开始给街头的流浪猫做绝育手术，而北京市的政府部门刚刚开始这个工作，许多城市还没有开始。

在国外，一般人家养的宠物猫都是做过绝育手术的，这让许多人不理解，而这样做的原因有两条：防止闹猫扰民和猫只过量繁殖。在中国，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是，尽管街头有那么多被遗弃的宠物，但许多养宠者仍坚持“猫道”或者“狗道”。不愿给宠物做绝育手术。于是，那么多流浪宠物就变成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

养宠与不养宠，在今天的城市是一个对立的话题，但这种对立关系有时候会发生突然的转变。2007年的春节前夕，在云南日报报业集团上班的李辉，在报社门口遇到了一位抱着一个盒子矗立在寒风中的老人，在老人的一番推销之下，李辉他们办公室的每个同事都领养了一只小犬回家，于是，一向主张限制城市养犬的李辉突然变成了养犬者。“就当是拯救一条小生命。”李辉说，这种想法在许多养宠者心里存在。

因此。王平把他们的行动看作是一项“对社会负责的公益活动”，并在全国的许多城市推广。今天，这种意识在中国的宠物志愿者中已经形成共性，但许多城市的志愿者不知道如何抓捕流浪宠物和做手术，王平他们提供这种培训。

由于流浪宠的数量不断增多，宠物受到伤害、虐待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一些动物保护者呼吁立法保护宠物权利，这种呼吁目前显得有些曲高和寡，既得不到“人权主义者”的呼应。也得不到养主的回应。

限制养主的行为

“立法就是要限制养主的行为，中国人现在的意识还没有到这样的程度。”王平说。

在所有的立法呼吁里，最关键的是关于对养主的义务的规定和惩处。今天，养宠者缺乏公共道德意识，宠物在公共场所随意便溺、攻击路人以及噪音扰民等等，常常让养宠者的邻居感到烦不胜烦，许多人呼吁加强宠物的管理。

类似的管理办法并不是没有，比如说南京的“加强宠物管理的通告”里，就包括了携犬出户时，应当束犬链(大型犬应当佩戴嘴套)；应当携带清污工具，及时清除犬只排泄物：不得携犬进入设有犬类禁入标志的公园等公共场所：养犬不得干扰他人正常生活，以及不得遗弃犬类等等规定。但是，如何将这些规定落实到人，是一个现实问题。

在若干年前，政府曾使用强制的措施限制养犬，其中高收费提高养犬门槛，以及无证犬一律捕杀的政策，不仅很不得民心，而且实际执行中遭到市民的大力抵触，很难执行下去。现在这些措施已经变得比较柔性，不仅年检费用大幅度降低，而且北京市目前已经开始做一些探索。2007年11月，北京市在西城区作试点，将区内的4000多只犬内注射了芯片。在西方国家，这样做是普遍行为，一旦让街头捕狗队捕到装有芯片的狗，狗主将要遭到严厉的惩罚，这种管理方式大大约束了人们随意丢弃宠物的行为。2008年，这项技术将推广到全北京市的宠物狗身上，这至少对于那些在册狗有了一种可能的保障，而且为惩罚遗弃宠物的养主提供了技术保障。

对于政府的这些措施，是否应该现在就提出这么乐观的评价?现在就认为“狗权当道”也许早了一些，但中国关于宠物的管理，正在朝着与西方接轨的方向发展。什么时候我们能够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

王平回答说：“等我们的养主意识到他们的权利边界就是不得遗弃宠物，意识到养一条狗可能是十几年的事情，意识到他们在把养宠当作一种寻乐手段的同时，要负起许多社会责任，这些问题就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