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红灯中的科学和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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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同济大学召开的一个有关“中德道路信号灯研讨会”上，有专家指出，红绿灯间隔时间设计不合理是造成行人乱穿马路的原因之一。行人等待红灯的忍耐极限，德国人是60秒，英国人是45秒，而中国从来没有做过相关的测试。

在红灯面前能等待多久不仅仅是一个心理、行为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解决交通效率、安全和更人性化的问题，它是民族性格的一个方面的反映。

胡适先生曾有过一篇描述中国人性格的文章，叫做《差不多先生传》。“提起此人，人人皆晓，处处闻名，他姓差，名不多，是各省各县各村人氏。你一定见过他，一定听过别人谈起他。差不多先生的名字天天挂在大家的口头，因为他是全国人的代表。”差不多先生的口头禅和行事原则是，“凡事只要差不多就好了，何必太精明呢?”所以，他会把“千”写成“十”，不就是一横的差别吗?最后他生病本应请姓汪的医生，却请了兽医王先生，因为医生也是差不多。由于这种差不多，他不治而亡，临死前还固执地认为，死人与活人不也是差不多么?

中国人的大概和随意性与西方人的严谨和精确事事处处都可以体现出来。中国人遇到问路，一般的回答是，不远了，大概还走10分钟吧!看起来这个回答精确到了数量上，但却也是一种估摸着的差不多。但如果向德国人问路，他不会先回答你，等你走了好几步，他才会追上来说，以你现在行走的速度，一直向前10分钟就到了。

有了这种不同国民性格的比较，就能理解。为什么别国能根据国人的忍耐程度而设计红绿灯间隔的时间，而中国人却没有这方面的测试。中国路口的红灯有的亮64秒，有的竟然达到126秒。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它们都差不多!

当然，大概和随意的特性也并非没有一点好处，在以靠感悟、经验和个案积累的工作和研究中，尤其是艺术创作中，也显得非常重要。这也是为什么中国艺术可以产生写意的作品而西方少有。

但是，在数字化生活中的今天，科学的发展要求人们必须以精确和量化才能揭示事物本质和规律的时候，就不得不要改变我们的“差不多先生”的随意和大概的特性了。这不仅仅是一个红绿灯的间隔时间的测试，在生活中的许许多多地方中国人都需要科学精神和认真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