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结构与货币政策效果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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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货币政策传导的银行信贷渠道观点

（一）早期银行信贷渠道观点

早期银行信贷渠道观点也称为信贷可得机制理论。该理论研究的焦点是信息不完全的各种微观经济基础及其导致的后果，例如，逆向选择对市场分配的后果，这一文献的开创者是Akerlof(1970) 、Rothschild和Stiglitz (1976)，已经被Stiglitz和Weiss (1981)运用到信贷市场、Myers和 Majluf (1984)运用到资本市场研究上。

该理论从资金需求者获得信用的可能性和供给者资金供给可能性两方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分析的前提是信贷市场的不完全性，因此特别重视对信贷资金供给层面，尤其是对贷款者偏好和可贷资金供给的利率敏感性分析。他们认为，流动性是影响金融机构放款的核心因素。如果中央银行通过公开市场增加货币供给，使金融机构的流动性增强，势必增加信贷，反之则相反。

（二）银行信贷渠道观点

银行信贷传导机制理论认为，货币政策通过银行信用发挥作用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融资水平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二是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其投资支出，三是通过影响特定贷款者的资产负债表进而影响其消费支出。

银行信贷渠道观点由Jensen和Meckling (1976) 首先开始提出，他们把金融经济学中委托―问题的研究运用到银行信贷渠道机制研究中，随后Diamond (1984)、Gertler (1988)和 Bernanke (1983)等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研究。Bernanke 和 Blinder (1988)指出了信贷渠道存在至少需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中介性贷款和公开市场证券是不完全替代的，至少对某些企业如此，那就是说，MM关于资本结构无关定理必须被打破。如此，这些企业就不能简单地通过直接从公开市场中的家庭部门借款，弥补贷款供给的下降；第二，中央银行必须能够影响中介性贷款的供给，改变银行系统能够获得准备的数量。第三，价格调整不完全，保证货币政策冲击在短期是非中性的。

伯南克和布林德还提供了一个银行信贷传导机制模型，认为银行贷款融资对特定主体(中小企业和个体)是不可或缺的，而大厂商可以在没有银行贷款融资时直接进入金融市场。这样，信贷的松紧直接影响小厂商和个体的投资支出。伯南克和格德尔则认为，货币供给变化从两方面影响投资支出：其一是导致利率变化进而影响融资成本，从而影响资产负债表上现金流量，进而导致投资支出变化；其二是影响股票价格，使现有资本产品价值变化，影响投资者的资产状况，从而导致投资人资产负债表的变化，进而影响投资支出，两方面的作用最终会导致国民产出的变化。

Holmstrom和Tirole (1997)的研究表明：各种形式的信贷紧缩（信贷紧缩、抵押紧缩、储蓄紧缩）如何沉重打击资产质量较差的企业。另一方面，Repullo和Suarez (2000)在货币政策传导框架下分析了道德风险问题如何影响市场借贷和银行借贷之间的选择。从理论上讲，拥有高净值率的企业更倾向于市场借贷，而拥有中等程度的企业倾向于银行借贷，净值率较少的企业得不到借款。因此，规模小、流动性低、资产质量差的银行依赖型企业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中遭受的影响大。

（三）实证研究

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但实际中是否存在， Romer和Romer (1989 &1990)的著作以及Kashyap和 Stein (2000)的著作，提出了反对或赞成的例证。

1.实证不支持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

Romer和 Romer (1989)、R&R (1989)分析了美国二次大战以来的六个时期， 1947年10月，1955年9月，1968年12月，1974年4月，1978年8月，1979年10月，美联储运用紧缩性货币政策治理通货膨胀。运用如下模型，

InMt=α+bt+Σ24i=1ciΔInMt-i+Σ12i=-12diΔInYt-i+Σ11i=1kiDit

通过对样本区间1946-1989年的货币回归和1950-1986年的银行借贷回归，发现在上述序列中货币和银行信贷的大部分变动仅仅反映了通常的周期，而且借贷方面的变动比货币方面的变动更能反映通常的周期。R&R (1990)得出结论：“证据似乎更支持传统的货币观点而不是最近的理论―强调银行信贷活动，两种类型的证据尤其支持传统的货币观点，第一个是金融市场的结构和银行的筹资能力，因为对CD存款的准备金比较低，银行能以较少的准备较少的费用获得资金，即使银行贷款具有特殊性，紧缩性货币政策对于银行的借贷能力只有很少的直接影响。相反对交易平衡表的准备金要求更高，货币政策对交易平衡表有更强的影响。货币政策对利率的影响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银行负债而不是银行资产”。

2.实证支持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

Kashyap、Stein (2000) -K&S (2000)对1976―1993年期间美国商业银行业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与R&R相反，声称对银行信贷渠道的存在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了Bernanke 和 Blinder (1992)的发现，即货币政策的变化引起了银行信贷总量的巨大变化。

伯南克的研究也对货币政策信贷渠道观点提供了实证支持。伯南克检验了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观点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解释1930-1933年美国产出的下降，发现大部分的产量下降是不能通过货币机制来唯一解释的。银行恐慌的破坏性后果似乎能够解释萧条的持续性，这开启了贷款供给移动随着贷款需求移动的可能性。Bernanke和Harold (1991)的一项更深入的研究包括24个国家的样本资料，发现了同样的结论。在大恐慌时期，产出的下降不能唯一的由标准因素如汇率、利率、财政政策来解释。1986年，伯南克利用VAR模型提出了另外的证据，工具变量估计显示：信贷震荡确实对总需求有很大的影响。

Kashyap、Stein和Wilcox (1993分析了银行信贷和作为银行信贷替代品的企业商业票据发行之间的波动性，发现在同样时期，货币紧缩减少了银行借贷，但增加了商业票据的规模。这提供了一个信贷供给向内移动的证据，正如信贷观点所示的那样，不仅仅是贷款需求向内移动，这方面的文献表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情形下小银行相比大银行受到更严厉的打击。Kashyap 和Stein (1994)分类研究了银行有价证券，发现在贷款种类上，大银行更集中在工商业贷款上，而小银行则倾向于农业、不动产和消费贷款上。

1993年，在Kashyap和Stein的另一项研究中，他们考察了1977-1991年这段时期，发现尽管非银行融资性贷款、商业票据、快速增长，传统的商业银行依然是融资的最重要的来源，1991年达到融资总规模的67%以上。利用季度金融报告，调查了7000个以上的制造业企业，Kashyap和Stein (1993)把制造业企业划分为三类，即大、中、小，他们考察了1973-1991年间不同种类的企业平衡表是如何变化的，有趣的是1973年银行贷款占总贷款的34.4%，1991年只有33%。虽然这增强了市场融资并没有减少银行作用的结论，但这一结果并没有披露更多关于在一时期贷款在企业规模上的变化。例如，银行在短期贷款领域已经失去了根基，银行总的短期贷款规模从78.8%下降到44.9%，制造业中的最大部分是大公司，它们有能力发行商业票据，作为大公司短期贷款一部分的银行短期贷款从1973年的64.9%下降到1991年的22.8%。然而中小企业的短期银行贷款份额引入很大，分别达到77%和82.9%。Oliner 和Rudebusch (1996)对这一结论提出了调整，认为这可能是在衰退期中，小企业受到更大冲击，因此急剧减少了对银行信贷的需求，而大企业则增加它们的信贷需求，由于商业票据中很大部分是来自最大的公司，这就是Bernanke和 Gertler (1995)称为的平衡表渠道。所以人们会得出结论，效果是组合性的，所有这些研究提供了银行信贷渠道的强有力的证据。

3. 国内学者关于中国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的研究

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研究中，国内大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信贷渠道比较重要。王振山、王志强(2000)对1993―1998年季度数据和1981―1998年的年度数据分析；廖国俊、邹忠良、廖小华(2006)对1990―2004年数据相关分析；周孟亮、李明贤(2006)对1998年1月-2005年8月的相关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协整关系检验及格兰杰(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等时间序列研究，都发现信贷渠道是我国货币政策的主要传导途径。而有些学者认为货币渠道是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陈飞、赵昕东和高铁梅(2002)、王欣(2003)、孙明华(2004)都通过不同的研究证明，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而不是信贷渠道对实体经济产生影响。周英章、蒋振声(2002)运用协整理论、格兰杰因果检验、预测方差分解等分析方法，对1993―2000年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货币政策是通过货币渠道与信用渠道两个传导途径共同影响的结论。也有部分学者研究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畅问题，如刘玄(2006)、周孟亮和王凯丽（2006）、林元辉、宛旭明，提出了区域金融结构差异对货币政策传导具有不同影响的观点。

二、银行业结构的货币政策效果

正如上面所讨论的，货币政策传导的信贷渠道机制可以用两种机制来解释：平衡表渠道和银行信贷渠道，平衡表渠道强调了货币政策变化对借者平衡表和收入的潜在影响，例如，应对紧缩性货币政策，利率的上升提高了借贷的成本，降低了净资产的现值，因此增加了外部融资的边际成本，降低了企业执行新投资的能力(Bernanke and Gertler, 1995)。银行信贷渠道把研究的重点放在货币政策变动对银行借贷供给的影响上，银行负债受到准备金要求被放大，因此紧缩性货币政策会引起准备金减少，降低了银行贷款能力，结果分配给依赖银行的借款者的信贷下降 (Bernanke and Blinder, 1992)。由于银行在货币政策的信贷渠道传导机制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银行业结构的不同会导致同样货币政策的效果存在很大差异。因此，不同银行业结构的货币政策效果就是银行信贷渠道机制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Bernanke and Blinder, 1992)发现，紧缩性货币政策伴随着银行信贷总量的下降，虽然这一发现支持了银行信贷渠道的思想，它也暗含了另一种解释，即利率的增加抑制了经济活动，导致贷款需求的下降而不是贷款供给的下降，为了解决这一识别问题，Kashyap, Stein, and Wilcox (1993)证明，在紧缩性货币政策减少银行信贷的同时，增加了商业票据的数量，这预示着是贷款供给减少而不是贷款需求减少了。

一些研究者阐述了银行规模在吸收传导机制中的重要作用，Kashyap and Stein(1994)对银行资产组合进行分类，尤其是资产方，发现大银行倾向于把相对多的贷款分配给工商企业，而小银行倾向于把相对多的贷款分配给农业、不动产、消费者信贷。因此，由于工商企业贷款对于货币政策震荡的反应相对于其他贷款比较滞缓(Gertler and Gilchrist, 1994)，这就提供了为什么小银行贷款需求比大银行贷款更具有顺周期性的一些证据。关于银行规模影响的另一条证据是由Romer and Romer (1990)提供，他们指出，如果银行把存款和CD存款作为完全的替代品，那么公开市场操作和对银行依赖者的信贷供给之间的联系就被打破，假定大银行在发行CDs上具有相对优势，那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大银行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屏蔽货币政策的影响？

在Kashyap and Stein (2000)的一项研究中，作者把银行融资约束和银行平衡表流动性联系起来，他们提供的证据说明，对于平衡表中流动性较少的银行，货币政策对银行借贷行为的影响更受到重视。在同样类别的银行中，那么资产、信贷质量好的银行对货币政策紧缩的反应相对于资产、信贷质量差的银行不那么敏感。其他的研究集中在拥有银行控股公司银行的附属银行更容易获得非准备资金，Campello (2002)发现，银行控股公司的附属银行――小银行的银行信贷对于紧缩性货币政策不那么敏感，而具有同样特征的小银行则较为敏感，在Holod and Peek (2004)的另一研究中，作者得出结论：公开上市银行的贷款受到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影响相对于非公开上市银行较小。

研究的另一个分支集中在银行合并对银行借贷的影响上。例如在Berger, Klapper,and Udell (2001)的一项研究中，他们研究一个企业从不同银行借贷的情况，如从大银行、小银行；外资银行和国内银行；健康银行和处于困境中银行下的情况，他们也分析了一个企业从单一银行对复合银行下借贷的情况，发现大银行把关系贷款拓展到信息不透明的小企业比较困难，因为大银行在关系贷款上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类型的贷款常常需要大量的软信息，而这种信息通过大组织的信息渠道传递比较困难(Stein, 2001)，因此就产生了这种情况。许多关于银行业兼并和收购的研究，在银行借贷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影响上得出了相互冲突的结论。然而，也有一些一致的结论，例如，小银行之间的兼并和收购增加而不是减少小企业的贷款。

Strahan and Weston (1998)研究银行成长发展过程中，银行信贷行为的变化，发现在起初阶段对小企业的贷款增加迅速，因而增加了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但是后来随着银行规模扩大，对

大企业的贷款起飞，降低了对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但不是对小企业贷款总体水平的降低，这一结果同证据是相符合的，就是随着小银行的合并，小企业贷款增加，但随着大银行的合并对小企业的贷款下降(Berger et al.,1998)。随之而来的是，大银行的复杂性导致了组织的非经济性，使关系贷款对它们来说根据昂贵，大银行经理通过分散风险可以很容易的从资产组合中获得收益(Diamond, 1994)。这一结论存在相反的两个效果：一方面多样化降低了监管费用，改善了内部资本市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这些效果降低了风险借贷费用。另一方面，与银行规模、复杂性相连的组织非经济，增加了对小企业贷款的费用。（Strahan and Weston (1998)当小银行合并时，对小企业的贷款资产比率提高了0.95个百分点（资产规模100万美元以下），当中型银行（资产规模在100万至1亿美元之间）认购小银行时，这一比例则为0.55，当大银行（资产规模1亿以上）认购小银行时，这一比例则为0.31-0.35。

上述这些研究分析了银行规模、结构、银行兼并等对信贷数量的影响，从一个方面证明；了银行结构不同货币政策效果不同。但大部分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银行集中程度对货币政策传导的作用，而只单独分析银行规模变化对信贷渠道的影响，尽管其中暗含着银行业的货币政策效果差异。Ali Termos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银行业集中程度的提高，弱化了货币政策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认为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银行部门总资产的分配规模，倾向于少数几个最大的银行以适应这种规模分配；银行在筹集资金而不是在非借入储备上更有效率，提高了这些银行隔离或者减轻中央银行采取措施控制经济的能力，不管这些措施是公开市场业务还是银行准备金。实证结果业表明，1976――2000年期间，由于美国银行业的兼并，银行业集中程度提高，货币政策效果被减弱。

中国学者在货币政策信贷传导机制上进行了大量研究，也意识到货币政策对不同银行信贷行为的影响不同，这是由于不同规模银行的主要贷款对象不同，小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中小企业，大银行主要贷款对象是大型企业。所以在紧缩性货币政策下，中小企业贷款困难。但具体到银行业结构对货币政策的影响方面，目前还没有看到专门研究银行业集中程度变化和货币政策效果之间关系的文献。

三、银行业结构对货币政策效果影响的未来方向

Bernanke and Blinder（1992， Gertler and Gilchrist (1994)，Kashyap and Stein(1994)，Romer and Romer (1990)，Berger, Klapper,and Udell等研究了不同规模银行对货币政策的反映。 Ali Termos研究了银行业兼并的货币效果。就目前关于银行业结构和规模对货币政策的反应来，存在着如下几个不足：

1.货币的全球化问题。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大银行更有能力从不同渠道筹集资金，甚至可以从国外市场筹集资金，这就使大银行对货币冲击的反应变小。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如果不控制资本的全球流动，分析货币政策的影响是不完全的。

2.巴塞尔协议及其实施

巴塞尔协议及其实施为银行的资产平衡表施加了一定的限制，制定了一系列规则，例如，资本充足率、流动性、风险暴露及风险处理。这些规则将影响货币政策影响经济的方式，货币当局是否会失去他们控制经济的工具？这些都是以后需要认真研究的内容。

（作者单位：河南理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