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可钦:我只不过恰好在这里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刘可钦:我只不过恰好在这里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20岁那年，师范毕业的刘可钦进入河南安阳的重点小学。她抓学生成绩堪称一鸣惊人，二十年的“为师之道”，在当地至今仍被一些同行传扬分享。

40岁那年，她开始校长生涯。从河南省厅属学校，到北京的民办学校，再到公办学校―― 她的十年校长之路，正被很多人研究效仿。

如今，刚刚履新中关村三小校长的刘可钦，正在跨过自己从教的第30个年头。而她面前的这所学校，也正好校龄30年。“三十而立”―― 似乎这份意外的不谋而合，把她也带回了三十岁的年纪，看到的全是未来，兴致勃勃勾画的全是新的梦想、新的期待。

当然她也偶尔会回到过去，并在这个时候浅浅地告诉记者：“当老师与当校长所不同的，是后者需要更智慧地躲在幕后。”

把自己藏起来

“校长，打起来了！”话音未落，一位老师冲了进来。原来，因为小朋友A打了同班同学，被打同学的家长一怒之下便在教室门口揍了一顿小A，就此引发了双方家长的“混战”。

这是一个每天都会有无数未知在等待着自己的地方。当刘可钦出现在“案发现场”的时候，“战斗”已经有了新的格局：全班同学都加入到对被打同学的声援当中，拒绝小A和他的家长跨进教室半步。

对刘可钦而言，小A不是一个陌生的孩子。“这个孩子有一些攻击倾向。他的班主任为他付出了非常多的精力。”这位班主任常常和小A一起，陪他吃饭，教他游泳，甚至会带他回家住――她努力地想通过情感的灌注来改变他。可是，小A的表现却如同石头一样，没有丝毫变化。

此刻，小A变成了“过街老鼠”，连老师们都说，班主任已经尽力了，既然所有孩子都不 接受，那就给他换一个学校吧。

刘可钦在人群中思考一个问题：孩子换了学校，如果换得不好呢？即使换好了，这儿留给他的，也是一个失败的印象――一个学校不接纳他的印象。“我觉得对不起这孩子。”

刘可钦和小A聊天，“我突然发现，他对另一位老师很信赖，在那位老师的课上，他不闹。”她找到这位老师请教，结果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盲点：“孩子的性格特点，会被班主任有意识地放大，比如他做得稍稍可以的时候，班主任就开始表扬他，这样反而让孩子不好意思，孩子会想‘我还是不要这样好了’，反倒不敢再往前，就缩回去了。”

谁会想到鼓励却让一个孩子退缩！刘可钦明白了，正是因为班主任在孩子身上付出得太多，当没有获得相应的反馈时，就不能再从容地面对，而这样的不从容，就反应在对孩子成长规律的火候把握上。

问题原来是在班主任身上。那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小A安排到那位老师的班上。可接下来，刘可钦却变得异常小心起来。

“换班由我来提出好吗？我提出，那就是行政命令，这位班主任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何况她在孩子身上付出了这么多，挫败感会更强烈。由那位老师去说吗？那位老师势必也会为难――这样不是让她来告诉大家‘我的同伴不行’吗？”

这是一个考验校长智慧的时刻。

刘可钦先小范围地找来几位老师交流，她说：“不管这次换班最后能不能留下孩子，至少我们让孩子知道，我们在努力，在尽可能创造条件，可问题是：怎样操作才能让老师不难过，孩子也受益？”几位老师很认可这样的想法，最后提议，校长不要下命令，试试由年级组长来“协商”。

最后的结果是，小A的班主任高高兴兴地把孩子送到了另一个班“借读”，两位班主任甚至为此结成对子，共同关注孩子的成长，在“关注”中总结反思。

后来，这个案例就被发展成“小留学生制度”：如果孩子在班上表现不好的时候，可以给他换个班――如此，便把教室之间的墙壁打开了。

再后来“小留学生制度”被老师们再一次延伸发展：假如一班的孩子发言积极却少了些严谨，二班的孩子规矩懂事却缺了点活泼，那么两个班的老师就可以互派一些学生“留学”考察，每个孩子“留学”一个月回来后将做一个专题报告。“校长需要关注的，就是那些差生，不要让他们在‘留学’过程中感觉被遗弃，所以我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提醒老师，每一次派孩子走，不要派同类的孩子，以免孩子之间分群、贴标签，一定要让所谓不好的孩子能够与好孩子为伍。”

这个案例，出现在学校许多位老师的教育手记里。但记者发现，在这些记录中，刘可钦从来没有成为主角，都只是淡淡地站在远处。

讲台前与教室后

刘可钦说，我梦想的是当一位女企业家，或者女军人，“那时正是改革开放之初，可以大刀阔斧、雷厉风行地做事情”。谁料她最后进入的，却是这个最需要小心翼翼、最需要慢下来的教育领域。

1981年，刘可钦未出师范大门，就被自己的母校河南安阳人民大道小学的校长点名要走。和80年代其他老师一样，她也将提高分数作为教育的第一大目标。为此，她揣摩历届考试题目，钻研答题技巧，猜题押题，加班加点给学生补课。一年一年下来，课堂上的学生越来越安静，听话的学生越来越多，她改作业、批试卷用的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到1990年，她教的班级数学课成绩优秀率达98%，54名学生有38名考上了一类重点中学，还有8名考上了其他重点学校――这一纪录在当地至今无人打破。

9年毕业班的辉煌成绩，让刘可钦成为了一位大有名气的教师。然而，当业务逐渐熟练，她却逐渐失落：教育就是面对每天重复的教学、教材、学生？

她隐隐不安，开始寻找传统逻辑之外的答案。

早在1981年，顾明远先生就提出“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引发了教育界关于“学生主体地位”的大讨论。十年后，“要不要以学生为主体”的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怎样以学生为主体”、怎样把理论应用与实践并接受检验成为当务之急。

就这样，“名师”刘可钦被校长推向前台，任务是：与北师大的教授一同，开展系统的以发展小学生主体性为目标的教育实验。

刘可钦的事业河流，开始拐入一片完全不同的水域。

优秀教师不会上课了

“那时的口头禅是‘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石头在哪儿都不知道，就跟着下河了。”刘可钦的第一个挑战不是理念的建构，恰恰是她最拿手的课堂――“我不会上课了！”

原来一直熟练地教毕业班的刘可钦，一直被称为调控六年级大学生的“高手”，面对一年级六七岁的学生时，竟然不知所措。“我发现我的‘小孩儿话’竟如此贫乏，‘好，好啦，请安静，注意听老师说’，‘小手别动啦，抬起头来，眼睛望着老师’……”每堂课几乎都要停下来好几次，孩子们似乎不愿意听她讲课，刘可钦不得不靠“纪律”维持，但小不点对她的“指令”居然无动于衷，他们任意地闹着，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稍一严厉，他们又被吓得可怜巴巴地望着我，让我无话可说。”为了让孩子们感兴趣，刘可钦不时地给他们盖大苹果印章，发小红花，可日子一久，他们也就没有了当初的那种欣喜。

“我曾经的美妙想法，就这样被现实冲得一塌糊涂。”一边是“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的独特和标新立异，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一边是课堂的一团糟。刘可钦开始想念从前“满堂灌”的规矩课堂了。

其实，刘可钦当初经历的，正是大多数经历课改的教师所要经历的，也是一位教师从优秀走向卓越的必经之路。

刘可钦真正起航，是从一节彻底失败的公开课开始的。“因为有专家听课，我查阅了很多资料来设计这节课，还把许多名家的精彩片段都搬来了，期望能得到专家的赏识。”

课堂上有这样一个问题情境：20枝铅笔，平均分给5个小朋友，每个小朋友可以分几枝？我给学生准备了很多学具，每个小组还发了一张统计表，让学生填写分的过程。但是我的话音未落，学生都在喊“分4枝”，我一听就慌神了，当时的教学案例都毫无例外地说要让学生一个一个地分，这样才能很好地理解除法的意 义。下边的课怎么上？我赶快打断学生的思路，“别慌，咱们慢慢想，要认真地分析一下，谁上来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课堂开始骚动，有的学生说：“老师，你这样分，太麻烦了。我一看就知道是4根。”还有的学生说：“我已经预习过了，我知道怎样来计算，因为4×5=20，所以20÷5=4。”我一时不知道怎样调整教学，而学具成了他们手中的玩具，以至于我让学生说说除法的一套“术语”时，他们交流的却是怎样用小棒拼成一个房子！

备课时更多的研究教材，却忽略了学生的知识背景；交流时更多的注重预设，却少了及时生成；思维上，更多的是模仿，却少了创造。刘可钦第一次对经典案例产生了质疑。一节前所未有的失败课堂，却成为了一节对教育深刻反思的价值课堂。

从“课堂”走向“人”

刘可钦开始重新学习当老师：什么时候该顺其自然，什么时候该保持沉默，何时介入，何时不用注意什么，也知道了有些时候最好的行动就是不采取行动。数学课开始变得精彩纷呈――统计全校学生的课余爱好，计算学校的师生比例，给自家的客厅画平面图，到银行调查存款利率……孩子们甚至开起了“数学研究会”，互相出题，解答疑难，举行讲座……

刘可钦说，她特爱模仿前苏联影片《乡村女教师》中的那句台词：我的名字叫瓦尔瓦拉・华西里耶夫娜。似乎那串长长的名字里，有着作为教师的某种美好。她想要找到那种美好。

当学生迟到时，刘可钦不会批评他，而是说：“你瞧，我们都在等你呢。”“我们都在为你担心呢。”检查学习效果时，刘可钦不会说：“不明白的请举手！”而是让“听明白的点点头”、“完成任务的笑一笑”。当昨天哪个孩子没来上学，今天来了，刘可钦会夸张地说：“嘿，你昨天怎么了？我们都想你呢！”

刘可钦说，教育里有一扇小小而奇妙的门，推开它，便满是阳光鲜花。

教育叙事一：“不，这是很妙的”

小飞，个字不高，对数学有着少有的痴迷。有一次，学过加法表之后，我让学生自己再创造一个与书上不一样的加法表。每个学生都结合自己的理解制造了一个自己的加法表，虽形态各异，但都能很好地把学过的加法算式整齐地罗列，看得出他们对这项作业很感兴趣。小飞高兴地拿来一个新的加法表给我看，他解释了半天，我才听懂这是一个加减合一的表，我怕别的学生看糊涂了，就小心地向他建议：“你能不能把它们分开写在两张纸上呢？”“不，这是很妙的。”他说着，就把它贴在了教室的玻璃上，一脸的自信自豪。

下课了，我看到在他的加法表前站了许多人在欣赏，小飞正详细地给同伴介绍他的加法表的功能。我凑过去，发现有的同学在提问，小飞在解释，问题还相当有深度。小飞得意地看了我一眼，我明白我的担心多余了，大家都能看懂小飞的有减法的加法表。在最后的评比活动中，小飞的加法表获得了“最佳创造奖”。

教育叙事二：“让他打队牌吧”

小兵是个特殊学生，由于先天的原因，他的动作极不协调，走路歪歪扭扭，磕磕碰碰，行走都有困难。他妈妈为难地对老师说：“给您添麻烦了，凡是集体活动都不要让他参加，免得拉班级的后腿。”就这样，课间活动时，小兵形单影只；体育课上，他呆坐在教室里；集体活动时，他纹丝不动。这个角落里的孩子，渴求的眼光却让人生疼。

机会终于来了，学校要举行广播操比赛，我决定让小兵参加比赛，小兵很兴奋地为比赛的事情忙碌着，表现了少有的热情。练习广播操时，小兵十分用功地做着每一个动作。但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他在队伍中显得很不和谐，他满头大汗，却总也跟不上节奏。大家成立了互助小组帮助他，但收效不大。同学们开始放弃了，只要小兵一出现在队伍中，其他同学开始不满。敏感的小兵意识到了什么，他开始逃避了。

我和同学们沟通，希望大家给小兵一个机会。他们说小兵会让我们班得倒数第一的。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位置，可小兵的位置在哪里呢？

“老师，让他打队牌吧，打队牌的学生不需要做操。”班上的孩子从我的焦虑中读出了小兵是不应该被放弃的伙伴，于是便开始想办法。当我们把想法告诉小兵时，小兵笑得那么开心。比赛那天，小兵举着队牌和大家一起笔直地站在队伍的最前列。虽然整个场上只有我们一个班有队牌，但小兵举得那样认真，他一动不动，小脸涨得通红。

从此以后，孤独的小兵没了，开朗的小兵活了。

爱学生，仅仅是笑脸相迎么？仅仅是不批评孩子么？仅仅是孩子头发脏了给他梳梳头么？“不是的。爱是尊重、信任、宽容、接纳。”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说，这时的刘可钦有了一种“高雅、睿智、亲和、自信的气质”。

刘可钦开始收获不一样的教育辉煌：每天到学校，孩子们都会老远就喊“刘老师”，有的男孩伸着双手跑过来，在她平伸的双手上一按，一跳，什么也不说，又兴高采烈地跑开了。低年级的孩子喜欢围着问这问那，小手在她身上抓来抓去，一天下来一身白衣裙布满了灰手印。“有一年，六年级学生毕业时，送我一件礼物，打开一看――啊，一条雪白的裙子！他们说，刘老师，我们在你身上留下的手印太多啦！”刘可钦回忆时，眼里满了幸福。

新校长的“歪理”

2001年，“幸福的刘可钦”迎来一纸调令，让她去一所新学校出任校长一职。

省优秀教师，全国特级教师课堂教学展示一等奖，全国“十杰中小学中青年教师”奖，全国模范教师……刘可钦正在教学的海洋里酣畅淋漓，甚至在各种教研中乐此不疲，让她此时放下正热情满满的教学第一现场，去顾全有关吃喝拉撒睡的“杂事”，她不乐意了。

“若一个人当老师当得还可以的时候，就应该让他去当校长；而如果他当老师当得很有感觉了，就应该坚定不移地让他去当老师――我自认为就是那种当得比较有感觉的老师，所以应该坚定不移地让我做老师。”这是刘可钦当时试图说服领导取消调令时的一套“歪理”，“但是当时领导跟我说：你呀，40岁以前想干的事情，40岁以后该干的事情。我顿时没话说了，乖乖去当校长了。”

用刘可钦的话说，她是带着对过去的无限怀念走向新学校的，似乎，那不是一次履新，而是一次重要的告别。

然而，十年后，当她一次又一次地走进新的学校，她知道，曾经那段当教师的经历，都是为后面的一路而预设。

从原点出发

2005年5月的一个夜晚，刘可钦写下这样一段话：“哲学家罗素曾说，人的一生应当像一条河流，开始是细小的，被限制于狭窄的河岸之间，然后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然后河道越来越宽阔了，水流越来越平稳了，浩浩荡荡、无拘无束地奔向永恒的大海。今天我已过四十不惑的年龄，希望自己也能像这条渐行渐宽的河，深沉平稳地流着，给别人，也给自己创造着幸福，不舍昼夜……”

而在此前三个月，她刚刚到任北京中关村四小校长一职。在这所创办仅两年的学校里，她的河流如愿热烈地冲过巨石，滑下瀑布。

拒绝“跑园”的校长

簇新的大楼，里面坐着28位老师和200多个学生。第一次站到这个校园里的刘可钦，有着和清洁员相同的感觉――太空了。

怎样开局？刘可钦望着在座的老师们。同事 们说，春天到了，之前两年的这个季节，都是校领导带头出去跑周边的幼儿园，向幼儿园介绍学校，目的是请幼儿园向家长们推荐中关村四小。

这是刘可钦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每到一所幼儿园，同事先向园长介绍这位新校长：刘可钦，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特级教师……现中关村四小校长。刘可钦第一次发现自己的那一堆名誉与“敲门砖”之间竟有着如此直白的关系，“园长们都还比较客气地让我进了办公室”。

但走了几所幼儿园后，刘可钦不干了，“干部把该走的走完，把宣传资料发完，但我是不走了。”说完刘可钦就坐在办公室里不肯动了。

她发现，这所学校真正面对的，还有很多比走访幼儿园更重要的事情――

这所新建的学校，很多工作都处于从头起步的阶段：各项规章制度的制定、教师的招聘与录用、基本教育教学设备的配备、基本教学常规的建立，都还需要花费较大功夫。

老师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人的价值取向、教育理念、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不免受到原来学校文化的影响，作为同事却又缺乏共同的教育理念，自然谈不上团队教学优势。

家长群体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于教师群体，家校关系要形成教育合力，还缺少有力的杠杆。

…………

刘可钦转身忙活上了。“真正的吸引力不在幼儿园，而在咱们，在我们的课程，在我们的教师，在我们的文化！”刘可钦开始动员，她要让这所学校生长出自己的力量。

第一朵火苗

这里急需的，是一种氛围，一种让这所学校“不空”的氛围。心里不空了，眼里也就自然不空了。

怎么入手？那就让老师“动”起来。一线教师的“动”，一定是源自对现场的研究。于是二十多位老师开始了陌生的“研究”。

当真的进入研究，老师们发现，不做研究时，到处都是问题，但真要研究时，选择和确定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却并不容易。比如“开放课堂”研究小组，7位老师坐下来讨论做什么时，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家连“开放课堂”究竟是什么也说不清楚。老师分头查阅大量理论书籍，试图找到一个“完整、准确、科学”的定义，想看一看“别人怎么做”，结果“找了半天也没找到”。最后发现这条路是行不通的，只好另辟蹊径，先把定义放一下，“在课堂中摸索一段时间”，允许“每一位教师都有不同的切入点”，先“通过实践摸索”，在实践过程中“定期交流”。

可老师们很快又碰壁了：教学中的问题太多了，什么时候是个完？有的老师甚至认为，有些问题根本不算课题，这样研究下去没有价值。还有的老师认为，研究问题不如写论文来得快。

刘可钦发现，另一个问题也开始突显：这里，没有区、市级的骨干和学科带头人，数量原本不多的老师每天见面，每周交流，碰撞的火花很快就日渐零落了。

刘可钦的“河流”猛烈地摔向“巨石”。而每一次撞击后，河水就会顺势通向下一段河道。

新的“河道”不久便出现了。曾参与第八次课改前期工作的康长运博士从加拿大访问中途回国，与刘可钦谈及发起一个“教师学习与发展共同体”国际合作项目的设想，这与她不谋而合。在康长运的邀请下，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区教研中心副主任李玉平也加入其间。于是，国外、内蒙东胜区、中关村四小，一个上千人的“学习共同体”就诞生了。

这下，28位教师震撼了：一到交流时间，一千多人同时在线，任何有价值的问题都能激起巨大涟漪，还动不动就跟专家对话上了。

哗然，老师们的激情顿时如同拧开的水龙头般奔涌而出。

“不上档次”的“策略库”

这是一次老师自发组织的讨论会。

A老师满面愁容地提出：学生凝聚力不强，小组内没有集体观念，还是各自为阵，到底怎么办？B老师这时说：我班上好像没有这种情况。这时，几位老师异口同声地追问：你用了什么办法？哪知B老师突然茫然了：我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方法呀！大家顿时面面相觑。

曾经走过的课堂经历，让刘可钦明白眼前的一切：深埋在课堂里的财富，常常被老师们自己所忽略。是将曾经自己积累的财富直接亮出来，还是让老师们挽起袖子从头挖掘？但刘可钦明白，发现精彩的过程，对于唤醒教师的意义。“那就从开头讲讲你是怎样组织小组的吧。”刘可钦悄悄绕到教师的“后面”。A老师便开始从小组创设讲起。慢慢地，在同伴的启发下，B老师决定采用以下策略：

分组后，各组成员商量为小组起一个大家都认同的、别致的组名；

各组推选组长，在组长带领下，制定本组公约；

各组规划自己的目标，并商定本组口号；

组织各组将自己的组名、公约、目标、口号、组员名单写在一张大纸上，张贴于墙壁上；

…………

接着，大家也将C老师的一条方法加入进去：

在评价的时候，尽量指向小组，而不指向个人。改评选“优秀个人”为评选“优秀小组”，“优秀小组”成员都是“优秀个人”。

老师们的思路打开来了，同伴之间相互质疑、启发、学习，“哦，原来还可以这么做！”“噢，原来我这么做很有价值！”

研究讨论的氛围有了，但到底研究什么老师们一直都没有统一的方向。也许这是一个不错的抓手。刘可钦有了主意。

从自己的困惑说起。刘可钦先让老师们自由表达自己最切身的困扰，看其他老师有没有类似的问题，有什么具体的解决办法可以拿来“为我所用”，如果都没有办法，那大家能不能想出办法。很快，老师们开始尝到甜头，比如：

课堂开放允许学生不举手就可以发言后，争抢回答问题局面失控：

不需要举手，但是发言者要站起来。

等发言者说完再站起来发言，不能打断别人。

发言避免撞车，如果撞车，礼让原则为：男生让女生；离黑板近的让较远的；发过言的让未发过言的……

这些与老师的教学生活十分贴近，而且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很快老师们都开始抢着表达，“对不发言或者语言霸权的学生怎么办”、“小组内研究没有深度怎么办”……围绕着这些问题，老师们开始自发进入讨论与研究。当一个一个问题接连解决的时候，一个“策略库”的雏形 开始生成，困扰老师们的“具体难题”与群策群力的解决方案逐渐积累起来。

过程中，老师们在提供解决方案时感受到价值感，在生成方法时体会到成功感，在实践成功时也满有了收获的快乐――这所学校开始不再“空”了。

但是，老师碰到什么问题研究什么问题，刘可钦意识到这仍然处于“问题――解决”式的被动研究局面，于是便悄悄地将策略研究渐渐向主题研究调整：教师个体的研究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教研活动时就请相关老师围绕自己研究的主题，介绍自己开发的系列策略研究，供大家参考、学习、对话、质疑和充实。于是，从“如何与家长交流策略研究”到“学生学习兴趣的激发策略研究”，从“课堂提问的策略研究”到“学生作业的检查策略研究”……各种主题式策略研究项目开始不断涌现和深入。

中关村四小老师们的能量，开始引起教育界的注意，一些教师来到这里“取经”，一些专家来到这里采集案例。一位采访者这样问刘可钦：“这样的研究课题在一些专家眼中属于‘小儿科’，是上不了档次的，为什么还要花这么大的精力去研究？”刘可钦笑，说：“教育原本就是这样的。”

看不见的“长袖”

中关村四小开始发生某种化学反应。学生从200多人，变成500多人，再到800多人，1200多人。5年时间，曾经那座空得连清洁工都发愁的校园，已经再也装不下更多的学生了。

各地取经者不断出现在校园里，刘可钦总是说：“学校的发展，主要因为时间在向前，而学校本身在这段时间里是趋向成长的――我只不过恰好在这里而已。”

刘可钦说得对，也不对――翻找这所学校的精彩故事，刘可钦都不是主角。但在每一个精彩故事的背后，都有她如水墨背景般的身影。

管理叙事一：来来往往的人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个人专场演讲，演讲者是一位一年多以前离开学校的D老师。这次，他希望能重新回到这个团队。

一年多前他离开时，学校中层产生了分歧：一部分认为学校好不容易将他培养成骨干，不能就这么轻易地让他走了，而另一部分则认同刘可钦的看法，“任何一位老师，都不是学校的私有财产―― 如果你的兄弟姐妹有了更好的前途，你会怎么建议？”这位“翅膀硬了”的D老师“很顺利”地走了。走之前，学校甚至帮他刻录光盘，记录他在四小的成绩。一年多后，他再次找到刘可钦时，刘可钦笑着说：“回来好呀，不过，你得经过一场考试，考试通过了，就可以回来。”D老师望着她，刘可钦继续说：“学校为你办一场个人专场演讲，你的考试是：如果最后观众的掌声超过了5分钟，你就可以回来。”

D老师慎重地站到讲台上，开始讲述在离开的这些日子里，他所经历的，他所感悟的，他所学习的……演讲的最后，所有人都被浸染了，忍不住鼓起掌来―― 掌声持续了十分钟之久。老师们说，这是听过的最精彩的演讲之一，而重新回来的D老师说，这是他一生最精彩的时刻之一。

而E老师从没有过这样的个人专场演讲，因为，她的专场是在有延庆的校长、老师到来的时候。到时，她便是学校的首席接待，从日程安排，到会议室督查。只因为，她来自延庆的一所学校。这是这所学校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一位从别的学校来到这里的老师，需要全权负责原来学校的到访。“你们原来的校长如果邀请我去，我一定去，回报他培养这么好的老师。因为你们，我们就成了‘亲戚’。”听上去，刘可钦的逻辑有些奇怪，但不可否认的是，这里有关人事的来来往往，便成了一件愉快而透明的事情。

管理叙事二：“校长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

小青是一位积极上进、进步很快的老师，在专业发展上感觉良好。有一次来宾交流，他结合自身的体会谈了一些做法，从学校的组织运转到文化建设，从课堂研究到教师发展。最后有客人提问：你刚才讲的好像都是老师们自己主动做的一些事情，校长在管理中做了哪些工作呢？

小青老师摸摸头，“校长……好像也没……”说到这里，又卡住了，似乎要说“好像也没做什么事情”。站在一旁的访谈主持接着说：“哦，你的意思是说校长没做什么工作？”

小青老师连忙用手势制止：“不，我是想啊，其实校长也不用做什么。”

接着他说：真没看到校长具体做了什么，但我们能感受到进步的背后总是有她。比如，学校总有许多项目，让老师们根据自己的能力和爱好自愿组成小组开展工作，包括与来考察的老师交流讨论、上研讨课，也包括小型会议的组织、召开，小课题的研究等，学校每学期都有一次“我们作为研究者”的学术讲坛，让老师们站在讲台上分享自己的经验。每学年一次的“教学风格研讨月”，鼓励教师课堂上要上出自己的风格。

小青继续说：“往往这个时候，校长和其他领导，都会帮着我们整理发言稿，包括要用的ppt文稿，让我们体会一个普通的案例或故事，如何通过再思考，呈现在众人面前。噢，我们的体会是，在成长和成功背后，都会感受到来自校长的肯定和支持。”

一位老师的“每周一得”中有这样一段话：“一些外校的领导发出这样的感慨：‘这里的老师真棒，把校长的活都干了，这校长也太好当了吧？’呵呵，好不好当只有我们自己人才知道。”

十年校长之路的历练，刘可钦说，校长的工作是“帮助成功”而不是“督促完成”，是“引导发展”而不是“强迫进步”，是“创造机会”并“提供支持”。而那段当教师的经历，会帮助她做得更加巧妙。

忽然间我懂了

中关村三小，这是刘可钦当校长后，经历的第四所学校。

每当课间六千多个孩子、近四百位教职员工黑压压地站满操场的时候，刘可钦的心总是紧张而又柔软。

在刚过去的那个学期，她说，她并没有出台什么举措，只是在与大家的共同工作中学习，“观察老师的工作方式、状态、心情、课堂，观察干部的工作方式……以便自己能够更好地融入。”正谈论的时候，刘可钦突然想起自己曾经那个“当女企业家大刀阔斧做事情”的梦想，便不由笑了起来。

在当老师的时候，刘可钦总会想起一句话，那是一群孩子描述好老师的样子时，有个女孩子写的一句话：忽然间我“懂”了――竟不知道是她在教我。刘可钦想，这是描写好老师最美好的句子了。如今做校长了，刘可钦认为老师描写好校长最美好的句子，也将是 “忽然间我‘能够’了――竟不知道是她在激励我”。

放学铃声早已响过。十数位寄宿的男孩子正在学习怎样把篮球打得更漂亮。刘可钦拐进操场，和孩子们、教练打过招呼后再转身离开。

此时，初春的太阳刚刚没入教学楼后，温暖而无形。刘可钦身后的这所北京人数最多的小学，将和她一同，开始“三十而立”的征程。她的愿望是，一些年后，无数的教师都“能够”了，而她要做的，就是让他们忽略身后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