趋同还是趋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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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认为受到产业空间分布模式变化的影响，区域经济差距在长期内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性变化：（1）在市场一体化水平很低的情况下，两地区没有贸易往来，各地生产都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也不存在经济发展差距。（2）当市场一体化向中等水平推进时，在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形成了产业分布的“中心—”格局。中心区演变为制造业基地，收入水平不断上升，而地区逐渐成为农业和初级产品基地，区域收入差距扩大。（3）当市场一体化水平向更高水平推进时，受拥挤成本上升的影响，原中心区产业将向外扩散，而地区通过承接产业扩散，收入水平上升，区域发展差距缩小。（4）如果实现了完全的市场一体化，产业的空间布局将取决于地区间不可移动生产要素禀赋差异和行业的技术外部性大小，而由于劳动力可以充分自由流动，区域收入差距也不复存在。上述阶段性变化特征体现了产业集聚、扩散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区域经济发展“先趋异、后趋同”的倒U型假说提供了新的解释视角。

关键词：产业集聚；产业扩散；区域经济差距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1001-862X（2012）04－0029－009

一、引　言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内外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导致我国东部沿海产业集聚区的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成本和需求压力，部分产业在市场和政府双重力量的作用下开始向中西部地区扩散。根据2006年浙江省政府经济协作办公室和《浙商》杂志社的数据，浙商在各地的投资总额已超过1万亿元，其规模与2005年浙江全省的GDP总量相当。在地区分布上，浙商在上海、北京、广东的投资分别达到或超过2000亿元，在甘肃的投资达1000亿元，在安徽、江苏、江西、天津、湖北、黑龙江和云南的投资分别达到或超过500亿元，在四川、广西、辽宁、湖南、山东、贵州、河南和陕西的投资分别达到或超过200亿元，在重庆、山西、吉林、海南、福建和新疆的投资分别达到或超过100亿元［1］。由此可以推算出，浙商在东部地区投资约占其投资总量的49.4%，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投资分别占到20.9%、22.7%和7.0%，三大区域合计占比超过了50%。此外，近年来产业高度集聚的珠三角地区企业向区外转移的倾向逐步增强，大约有31.3%的企业表现出向外迁移的意愿，在扩散指向的区位上，有37.8%的珠三角地区企业选择在珠三角内部迁移，47.8%的企业选择向珠三角以外的其他地区迁移，其中，向广东省内的东西两翼与北部山区迁移的企业只占14.6%（1），而向泛珠三角地区迁移的企业占比为20.3%，向其他地区迁移的企业占12.9%［2］。

随着产业区际扩散的步伐加快，我国区域经济差距近年来呈现出逐步缩小的势头。图1显示了我国省际人均GDP变异系数和GDP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2）。从中我们可以发现，在1990-2006年间，随着我国经济活动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沿海与广大中西部各省区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不断扩大，导致我国GDP空间基尼系数一直处于缓慢的上升状态中；但2006-2009年间，伴随着产业的区际扩散，系数值开始有缓慢的下降，各省区之间的经济总量差距呈现出缩小的趋势。人均GDP变异系数的变化轨迹也很相似，该指标值虽然呈现出一定程度的波动性，但直到2004年都处于上升状态，2004年以后表现出缓慢下降的趋势。可见，伴随着产业的集聚与扩散我国区域经济差距总体上呈现出“先趋异、后趋同”的特征。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上述新变化与威廉姆森［3］关于区域经济差距变动的“倒U”型假说较为一致，而威廉姆森“倒U”型假说自提出以来就引发了很多关于区域经济差距长期变化趋势的研究与讨论。支持和印证“倒U”型假说的文献主要有索洛［4］、巴罗［5］、巴罗和萨拉伊马丁［6］［7］、科伦比和李［8］等人的研究。他们认为在相同参数的条件下，落后地区的人均收入增长率要高于发达地区，因而，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着“趋同”的趋势。而质疑“倒U”型假说的研究不仅从理论上反驳其科学性，而且直接用实证数据对其进行证伪［9］－［11］，认为一国的增长率与人均GDP水平之间并不存在系统的相关关系，从而动摇了“倒U”型假说的理论基础。那么，区域经济差距究竟会遵循怎样的变化轨迹，“先趋异、后趋同”的变化特征究竟是不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为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化轨迹寻找新的逻辑基础。鉴于此，本文在空间经济学最新发展的基础上尝试探讨区域经济差距变化的内在逻辑，从产业空间分布格局变化的角度为区域经济差距的动态演变提供一个新的理论解释。

二、产业集聚与区域非均衡发展

区域差距本质上是产业空间分布格局所导致的经济结果，由于不同产业在生产效率、收益能力、规模经济性和关联效应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一个地区的产业结构就决定了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那些拥有生产效率高、收益能力强、规模经济性和关联效应较大产业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就较高，反之，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就较低。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产业空间分布（产业的集聚与扩散）的角度探求区域经济差距形成和变动的机制。

产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引起了长期的理论关注。胡佛［12］较早分析了产业集聚的外部经济效应，并将其归结为本地化经济和城市化经济。本地化经济是指由于本区域同一产业生产规模的扩张，以及相似部门厂商在空间上接近所带来的收益；城市化经济则是指本区域所有产业规模扩张所导致的收益。这两种外部经济对企业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使得产业集聚一旦形成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进一步扩大，从而带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增长。对此，缪尔达尔［13］用“累积因果循环”来描述区域增长极经济发展的自我强化机制。由于规模收益、外部效应和垄断的市场结构，最初偶然的增长刺激或障碍所造成的偏离，可以通过部门之间投入产出联系和外部性而扩展到空间单元内的其他部门，最终导致中心地区经济呈累积增长的正反馈趋势，而地区的经济活动则表现出累积下降的负反馈趋势。这种不均衡增长是区域之间“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 （3）两种力量不均衡的结果，由于回波效应通常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市场的力量倾向于增加而不是减小区域之间的增长不均衡。赫希曼［14］ 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将区域发展形容为“一连串不均衡的锁链”，认为增长的区际不均衡现象是不可避免的。核心部门的发展会通过涓滴效应在某种程度上带动地区的发展，但由于极化效应的作用，劳动力与资本等要素资源不断地由地区流入到核心区，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核心区与地区的发展差距（4）。弗里德曼［15］将经济的空间系统归结为由中心和两部分组成的完整的二元空间结构。中心区发展条件较优越，经济增长迅速，而区发展条件较差，经济增长缓慢，经济发展必然伴随着生产要素从区向中心区的净转移。但经济系统的空间结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二元结构十分明显，表现为一种单核结构；随着经济进入后续的腾飞阶段，单核结构逐渐为多核结构所替代，更多地区实现了经济的快速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