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与孩子有关的事,并谈开去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谈与孩子有关的事,并谈开去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一日，与朋友坐坐。低档的街边咖啡店，生硬地营造出疑似高雅的氛围。昏幻灯光下，我们无聊无趣地东拉西扯：说说名人准名人的八卦；说说所谓学界所谓大师的莫名其妙；说说真假难辨的新闻与传言。说着说着，她，一个做了母亲的年轻女人，向我，一个儿子已长大的老女人，咨询与孩子有关的事。

我用八个字概括做了30多年母亲的体验：担惊受怕，提心吊胆。

她说，提心吊胆几十年，怎么过？

我说，就这么过来了。

这世界不平安。中国人有历史癖，畅论百年、千年、纵横捭阖，侃侃而滔滔。但是，谁敢说自己能预料几分钟后发生什么事？2008年“五·一二”汶川地震前几分钟，中小学生还乖乖地坐在教室里上课；1994年“一二·八”克拉玛依大火前几分钟，打扮得漂漂亮亮的288名孩子不会料到即将大难临头，不会料到自己将被政府公文界定为“因公牺牲”。被广泛关注的2011年“七·二三”温州动车事故死亡40人，未被广泛关注的此前一日京珠高速长途客车燃烧事故死亡41人，哪个死者在事发前几分钟能预知自己生命将于瞬间戛然而止？中国每年发生交通事故约50万起，死亡人数年均超过10万人，已连续十余年居世界第一。我见过一幅宣传交通安全的标语“大手拉小手，安全一起走”，因感其温馨又心生疑窦而记住了。倘若用大手牢牢拉住孩子的小手，就没有可能无端地一起被撞被轧甚至被碾吗？当小手渐渐变大，你能不放他自己出门吗？每天都有祸事发生，谁也不知道哪个孩子会不幸中了倒霉的标，摊上最悲惨的事。提心吊胆已成为不少中国母亲的日常心态。

我曾听一个母亲讲述不足以构成“事”的事：她的女儿没按时回家，打手机也不接。在两个多小时愈焦愈急的等待中，她脑海里轮番闪过血淋淋的图像：交通事故的、抢劫杀人案的、爆炸案的，等等。终于，女儿回来了。听了她埋怨的诉说，女儿轻松地送她一个病理诊断：神经病。

我也曾常发作母亲型“神经病”。我默默地“神经病”着，不诉说。倘若诉说，也只能领受儿子的嘲笑。

坐在小小街边咖啡店，从母亲的担惊受怕说开去，年轻朋友讲起前些时一度成为网络舆论热点的人贩子拐卖儿童的事。

拐卖儿童的事早就听说过，十几年来不时听说。有人告诉我，在“百度”输入“超越谋杀的罪恶”，会搜索出许多相关信息。约144万条结果中，有丢失子女者的血泪控诉，有“买卖儿童供销两旺”的报道，有志愿者“打拐”的事迹。2008年1月1日，中国政府“反对拐卖妇女儿童行动计划”正式实施。公安部设专门机构“打拐办”开展多次“打拐”专项行动，公布的数字是：全国共解救被拐卖儿童13284名。2011年4月12日，公安部又宣布深化“打拐”。从政府部门的如此大动作可推见人贩之猖獗和“打拐”之严峻。

坐在我对面的朋友说得愤慨而动情。最凄惨的是被人贩卖给乞讨团伙或者别的什么团伙的孩子，遭毒打，被残害。很难想象暴利驱动下人心能够残忍到什么程度。我们无法考证网络信息的真实度，也不知能对可能就存在于身边的罪恶和苦难做些什么——“微博打拐”中，有人号召随手拍下乞讨儿童的照片，却又有人指出这样做侵犯了乞丐的权益，乞儿未必是拐来的。

我们为什么说着这些罪恶的事、悲惨的事？人贩子听不见我们的怒骂，即使听见了也不会金盆洗手。而我们虽于人无助、于事无补却言辞激切。愤恨：对罪恶；同情：对苦难。

罗素著名的《我为什么而活着》概括人生的理由：“三种单纯然而极其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那就是对于爱情的渴望，对于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于人类苦难痛彻肺腑的怜悯。”

他把怜悯视作与爱情、与知识相反的维度：“爱情和知识只要存在，总是向上导往天堂。但是，怜悯又总是把我带回人间。”

人间多苦难，因而才有对苦难的怜悯。假如——只是假如，世界真的变成古往今来人类各民族仁人志士所共同期望的美好乐园，没有了苦难，没有了罪恶，只像歌中唱的“充满爱”，那么，如罗素这样的高尚者以及我们这些敬佩高尚者的俗世俗人是不是少了一个活着的重要理由呢？

据说圣贤能做到“人溺己溺，人饥己饥”，对他人的苦难如同身受。但如同身受与真实的身受可能没有一点差别吗？孟子曰：“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朱熹注：“禹稷身任其职，故以为己责而救之急也。”（《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离娄章句下》）朱熹从承担职责的角度阐释禹之“人溺己溺”、稷之“人饥己饥”，隐含对“人溺”毕竟不同于“己溺”、“人饥”毕竟不同于“己饥”的理性体认。

假如天下太平，假如不须面对“人溺”、“人饥”的现实，禹稷则无由“救之急也”而圣贤。

那么，非圣非贤、非精英亦非良知代言者的凡俗之人呢？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他将有无恻隐之心划作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之一：“无恻隐之心，非人也。”（《孟子·公孙丑上》）“恻隐之心”的产生需要理由吗？朱熹以“孺子溺井”说明“天理”的先验性：属于天理的“恻隐”并非后天习得，道德本体先于世界存在。朱熹是否试图偏逸儒家传统，探索形而上的终极性？这问题太复杂、太深奥，我没能力讨论。

无论孟子所说恻隐，还是罗素所说怜悯（pity也常被译为恻隐、同情等），其前提皆为自身并未陷落于最倒霉的处境。

这世界总会发生灾难、总会存在苦难，谁愿意做最倒霉者？只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地藏菩萨。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并非出自《地藏菩萨本愿经》，我不知出处，只知其早已成为中国人熟悉的慷慨壮语。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英雄之举令人敬仰，但毕竟不同于长期、甚至世世代代挣扎在社会底层，也不同于突如其来的灾祸降临。至于只是念叨这句话做英雄状者，就不必说了。

同情心、怜悯心、恻隐心的高尚中也包含幽暗，甚至残酷。

坐在小小街边咖啡店，年轻朋友与我说起“超越谋杀的罪恶”，并且说了下去。我们满怀的愤慨和满溢的同情又裹挟些许幸运感：她的孩子没被拐卖，我的孩子也没被拐卖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