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危机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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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的岁末，中国中央人民银行一改此前的货币紧缩政策，下调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的流动性。而与此同时，全球六大央行也联手下调美元互换利率、向金融市场注入流动性。

新一轮的“救市”措施呼之欲出。在中国，在保增长、抑通胀、调结构的议题平衡上，形势并没有变得明朗，反趋复杂。

2011年，从美国华尔街蔓延开来的经济危机非但没有出现结束的曙光，反而正在政府债务危机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欧美的政客们在互相扯皮，工人罢工、社会骚乱、“占领华尔街”运动，不一而足。

3年前，为了应对那场危机，中国政府祭出的4万亿救市计划正在暴露出负面的效果，2011年来通货膨胀高企，资产泡沫飙升，民众财富缩水，民企资金链紧张，资源分配格局被进一步扭曲。

后危机时期的问题正在持续浮出水面，这是混乱而又困顿的一年。

救与不救

不管东方，还是西方，政府的经济决策者总企图在经济出现周期性波动时快速熨平周期，保持持续的增长，然而在事实上，经济问题总是两难，繁荣时期政府权力的扩张为下一个萧条埋入错误的种子，而为了弥补错误，他们不惜以更大的错误行为去进行掩盖和矫正，结果便是错误的累积，直至积重难返，引发政治危机和严重的社会问题。

2011年的世界正在为这样的错误埋单。

2008年的经济危机不仅仅是贪婪的金融家们过度使用高杠杆的财务运作导致的金融体系信用破产，更是政府货币发行权和举债权犯下了错误。

当有朝一日这样的泡沫繁荣难以维持时，问题便显现无遗。泡沫破灭导致经济萧条，为挽救经济和社会信心，政客们继续启动宽松货币政策，进行政府救市，为市场注入更多的流动性，重新进行“国有化”。但这并不能解决结构性的矛盾，反而导致政府财政支出的急剧膨胀，带来了政府债务危机。

2011年，欧美债务危机成为贯穿整年的头号世界经济难题，美国债务等级被评级机构标准普尔下调，希腊、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等国政府债务危机深重，整个欧洲经济一片低迷。

经济萧条也使得高福利国家的弊病显现出来，懒惰的欧洲人要为此付出代价，但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接受事实，他们选择了罢工和骚乱；美国人则大印钞票，进行全球性的通胀输出；整个欧美发达经济体变得保守起来，为了保护本国的制造业，他们正在维护他们曾经极力反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对于欧美国家而言，去杠杆化，削减政府债务，抑制高福利，调整制造业结构，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艰巨过程，经济危机何时能够过去，现在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

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手握3万亿美元巨额外汇储备的中国被焦头烂额的西方政客们吹捧为“救世主”，成为座上宾。救与不救的争议，持续了2011年的后半年。

中国问题

相对于中国极有限度开放的金融体系而言，经济危机对中国最大的打击来自于那些以出口为主的制造业，欧盟和美国分别是中国的第一大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制造业高度依赖于这些国家的居民消费。

对出口贸易的恐慌，导致中国政府在2008年出台了4万亿的救市计划。但这些巨量的财政资金和银行货币并没有投向支持出口贸易和制造业转型，而是大量的投向能够短期带来增长效应的基础建设项目和房地产，为了“扩大内需”。

在一拥而上的项目争夺战中，中国国有体制的弊病大发作，不考虑投入和产出比的大项目、大工程纷纷上马，政府大包大揽式的投资模式再一次得以固化。也因此，相对应于欧美国家出现的政府债务危机，2011年，中国迎来了地方政府债务的严重危机。

“高铁”之后，截至2011年9月末，铁道部负债合计为2.23万亿元；最保守估计，截至2010年底，全国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性债务余额共4.97万亿元。巨额的地方政府债务成为随时可能会引爆中国“次贷危机”的一个定时炸弹。

为救市而实施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带来了通货膨胀，自2010年来，中国进入全面通胀时期，从“豆你玩”、“蒜你狠”到2011年的猪肉、鸡蛋等轮番而动，整年CPI在高位运行，在今年7月达到高峰的6.5%。

商品房价格也在极度宽松货币政策中再获高杠杆动作，并在整体通胀形势中不断飙升。

2010年下半年，中国央行为纠正之前宽松货币政策错误，控制通货膨胀，转向紧缩政策，回收流动性，并不惜在2011年采用各种行政管制手段，包括限贷、限购、限价。这一年，政府出台了史上最为严厉的房地产限购令，对投资需求进行严格控制，并先后约谈各类型企业，要求产品不得涨价。

大放之后的大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政行为扭曲了商品市场的价格信号，实质是政府之过由市场来承担。

倒退与争论

每一次危机发生的背后都必然是矛盾的长期积累，随经济萧条相伴而来的，则是政治、经济与文化体系面临的信仰危机。旧体系光环不复，新体系仍未稳定成型，这样的时期注定充满浮躁、困顿和迷茫，人们满腹狐疑。

当失业人群和持保守思想的人走上街头，“占领华尔街”之时，关于经济自由主义的争论再度喧嚣。但这样的争论并没有太多新意，支持华尔街与反对华尔街的人们在纠缠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歧时，却面临着一个模糊的命题：今日这些问题到底是政府权力扩张造成的，还是万恶的自由资本扩张所造成的？

正所谓“没有人会喊着‘自由主义万岁’的口号就义”，人们认知的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个体的生活感受。是的，或许并没有一种万能的制度能够解决这个复杂世界里所发生的问题，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虽然早已被证明失败，但新自由主义者的论说同样也不避免地出现了问题。

在中国，当一些人热衷于谈论“中国模式”时，从现实和逻辑的层面，却无法总结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有着什么样的中国特殊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概念如果指向的是集权和计划，无疑又和现实南辕北辙。

我们所看到的，一方面是某些领域的开放和改革带来的积极改变，一方面又是在某些领域里行政垄断和国有企业垄断造成的低效、腐败和不公平，看到的是个人财产被无端地侵害和掠夺，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恶劣，整个国家的创新并没有得到更大的释放。

2011年，并没有出现人们期待的以危机促变革的动力，在某些领域还正在面临着进一步恶化的情况。比如，救市资金并没有投向可能引发中国经济危机的制造业，大部分却投向了那些同时生产着大量无效GDP数字和有利于官员个人权力寻租的基础设施建设，政府强力推动和规划的新能源产业，正面临着泡沫的破灭。

在救市资金的分配上，这些信贷资金大部分流向了国有企业和国有部门，比如铁道部和地方融资平台，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手握巨额资金在相关领域里攻城略地，进行大肆的收购，地方国企和民企也纷纷傍央企，以寻求政策与资金上的庇护，出现“国进民退”现象的反复。

权力与市场

大热之后大冷，中央人民银行不断地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准不加息的货币操作方式再次加剧了资金分配上的不公平―这即是在扩张时期，国企和国有部门获利最大，在收缩时期，受伤害最大的也就是民营企业和长期在银行信贷上杯水车薪的中小企业。

2011年，中小企业的倒闭潮比往年更甚，这并非完全如官方所宣称的是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自然淘汰现象，而是与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动具有莫大的关系。外需的下滑，投资热情的下降，货币和财税政策的不公平，共同造成了这种“倒闭潮”现象。

在紧缩政策的压力之下，商业银行放贷数量减少，导致民间借贷比往年更高涨，2011年可以称之为“全民借贷年”，信托、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民间借贷、委托贷款、地下钱庄、网络借贷等影子银行大行其道。

在这其中，一些手握国有商业银行系统信贷资源的国有企业、公务员、信贷机构人员纷纷从事高利贷，成为隐性的“放贷机构”，进一步扭曲了金融权力网络，加大金融行业的权力寻租行为。

信贷资金大量的投向了获利更快更方便的房地产业，但在房地产调控令的严格限制下，房产投资渠道被压缩，高风险高回报的游戏玩不转了，造成民间信贷的断裂，引发了“跑路潮”。

竞争环境的恶化，对身份和财产的不安全感，也导致部分富人采取了移民的“跑路”方式。

中国的企业家阶层在面临着困难的选择，一方面，人民币升值在所难免，环保和人工成本的提高是大势所趋，低福利保障或零福利保障的状况在整个人口结构变化的大趋势下已然难以为继，中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在丧失，转型势在必行。

另一方面，在这样一个非完全自由竞争性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中国民营企业，新的商业文明仍然没有建立。受权力的制约，又主动向权力靠拢，形成了权贵资本的滥觞，企业社会责任的缺失。从“温州模式”到“温州跑路潮”，从某种程度上也反映出了民间实业精神的弱化。

权贵资本主义成了中国社会最为人诟病的现状，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矛盾引向了对自由主义的不满。与西方新自由主义走到今天出现的一些问题不同，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权力从未退出过市场，时至今日已触抵了最为坚硬的堡垒。

这一切，期待改变。